“乌夜啼”为乐府古题，属《清商曲·西曲歌》，多写离别之男怨女恨，而李白此诗题材相似，却别翻新境，言浅意深，独具魅力。此诗开头两句写景，描绘出一幅秋晚鸦归图；中间两句写人物身份、身世及所处环境；最后点明秦川女的愁思及其原因，包含着许多言外之音。全诗短短六句，既写景色烘托环境气氛，又描绘人物形象和心态，绘形绘声；最后既点明主题，又给读者留下想象空间，意味深长。传说贺知章对这首诗相当欣赏，并以此为原因之一向唐玄宗推荐李白。
“黄云城边乌欲栖，归飞哑哑枝上啼”，起首两句绘出一幅秋林晚鸦图，夕曛暗淡，返照城闉，成群的乌鸦从天际飞回，盘旋着，哑哑地啼叫。“乌欲栖”，正是将栖未栖，叫声最喧嚣、最烦乱之时，无所忧愁的人听了，也会感物应心，不免惆怅，更何况是心绪愁烦的离人思妇呢？在这黄昏时候，乌鸦尚知要回巢，而远在天涯的征夫，到什么时候才能归来呵？起首两句，描绘了环境，渲染了气氛，在有声有色的自然景物中蕴含着的愁绪牵引了读者。
“机中织锦秦川女，碧纱如烟隔窗语”，这织锦的秦川女，固可指为苻秦时窦滔妻苏蕙，更可看作唐时关中一带征夫远戍的思妇。诗人对秦川女的容貌服饰，不作任何具体的描写，只让人站在她的闺房之外，在暮色迷茫中，透过烟雾般的碧纱窗，依稀看到她伶俜的身影，听到她低微的语音。这样的艺术处理，确是匠心独运。因为在此诗中要让读者具体感受的，并不是这女子的外貌，而是她的内心，她的思想感情。
“停梭怅然忆远人，独宿空房泪如雨！”这个深锁闺中的女子，她的一颗心牢牢地系在远方的丈夫身上，“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悲愁郁结，无从排解。追忆昔日的恩爱，感念此时的孤独，种种的思绪涌上心来，不禁泪如雨下。这如雨的泪也沉重地滴到诗人的心上，促使读者去想一想造成她不幸的原因。到这里，诗人也就达到他预期的艺术效果了。
五、六两句，有几种异文。如敦煌唐写本作“停梭问人忆故夫，独宿空床泪如雨”。《才调集》卷六注：“一作‘停梭向人问故夫，知在流沙泪如雨’”等，可能都出于李白的原稿，几种异文与通行本相比，有两点不同：一是“隔窗语”不是自言自语，而是与窗外人对话；二是征夫的去向，明确在边地的流沙。仔细吟味，通行本优于各种异文，没有“窗外人”更显秦川女的孤独寂寞；远人去向不具写，更增相忆的悲苦。可见在此诗的修改上，李白是经过推敲的。
沈德潜评这首诗说：“蕴含深远，不须语言之烦。”短短六句诗，起手写情，布景出人，景里含情；中间两句，人物有确定的环境、身分和身世，而且绘影绘声，如见其人；最后点明主题，却又包含着许多意内而言外之音。诗人不仅不替她和盘托出，作长篇的哭诉，而且还为了增强诗的概括力量，放弃了看似具体实是平庸的有局限性的写法，从上述几种异文的对比中，便可明白这点。
韩愈三次上书宰相，都是为了求仕途，但是三次都未果，还使他得了个“躁进”的名声，这样的经历对韩愈的求仕之心打击极大，以至于对功名前途有一种失望感，而且放弃了年底到吏部正常铨选授官的机会。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虽为三上宰相书之一，但由于它写在二上宰相书未果之后，其写法和风格便与前二书大为不同。前两封书信因为初次自荐，所以尚显得冷静理性，带有投石问路性质，屡引经文并反复阐述经义说“长育人材”、“教育英材”为宰相之责，而“我”学统正而文才优秀，正堪造就，宰相当举我用我。不应以我“自进”为非。或者是改为陈情以感之，即用一比喻极言自家穷饿之状，大声疾呼，望宰相发仁爱之心施以援手。总体来说文风纡曲道来，风格近于平和。
但是《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是第三书，是韩愈在引经以告、陈情以感都未奏效的情况下再次上书，当然是怨愤多于希翼，故文中挟怒带愤直击之，对宰相责以大义，侃侃而言，无不气壮辞直，突出表现了作者刚直不屈的天性。
当然，韩愈在书中“直击”宰相，并非使性乱道，而是高明地巧占地步，气盛法立。一是借周公来说理，二是说宰相事。文章开篇就摆出周公礼贤的事实，特以“周公”“辅相”“争于见贤”作关键词。一下子就树起了全文“立说”的顶梁柱。下面的议论即以此为基点展开。然后用周公在天下大治之时尚且礼贤下士为比照，来指责宰相在天下并未大治时对“所求进见之士”的默然不理，然后再用古今对比陈说自己何以“自进而不知愧”的原因。周公为儒家圣人、辅相典范．韩愈借他说宰相对“所求进见之士”不予“引而进之”为非，自然有力。
在这个过程中，韩愈以周公之事和宰相所为反复对说，自然引出对宰相在“求士”方面“不作为”的指责。对说的好处是将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况、行为摆在一起。构成鲜明对比，使得孰是孰非一目了然。由于“立说”高占地步，出言便理直气壮，许多想说但不便明说的话，就可以无所不言，文笔放得开，说得酣畅淋漓，以至不掩锋芒，几乎把一封求援信写成了一篇声讨书。两段文字皆用顿跌手法造成文势的开合，而造句方式大体相同，这与作者独特的修辞手法有关。细言之，则表现有三：
一、以周公之事和宰相所为反复对说，自然引出对宰相在“求士”方面“不作为”的指责。
对说的好处是将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况、行为摆在一起，构成鲜明对比，使得孰是孰非一目了然。韩愈言事抒怀常以对说手法行文，所作古文往往气盛言激，不但说事透彻，而且说得带劲，有一股撼动人心的力量。《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的主体部分，就是说周公事，说宰相事，正说反说，两相对照，带出作者无限感慨，也显出文势的峥嵘峭直。诚如归有光所言：“文章正说一段议论，复换数字，反说一段，与上相对，作者但觉其精神，不觉其重叠，此文法之巧处。此篇是也。”（《文章指南·文集》）归氏所言，实已涉及此书行文如何对说的问题。所谓“复换数字”只是大而言之，具体讲则应顾及两段议论文字结构的特点。
二、对比作论，行文顿跌有致
两段文字皆用顿跌手法造成文势的开合，而造句方式大体相同。第一段说周公在天下大治时尚能礼贤下士，无论立意还是行文方式都对下段作对比议论有直接影响，故下笔不可苟且。作者考虑最多的，应是如何为下段痛责宰相预作布置。文章开篇就摆出周公礼贤的事实，树起了全文“立说”的顶梁柱。很明显，作者是怀着礼赞、向往和无限感慨的心态议论周公求贤之事的，故“笔锋常带感情”。对周公急于求贤的颂扬，并不直言其美，而是一再顿跌以凸显其伟大。所谓顿跌，就是行文中先说诸相关事，每说一事，略作停顿，最后跌出结论般的断。其妙处如江水奔流，因物受阻，暂为停流便使流速变快，由于不断蓄势，一旦夺路下跌，便有惊天动地的威力。文中“当是时”、“而周公以圣人之才”和“其所求进见之士”三小段即为三顿，着此三顿是为跌出周公急于求贤的伟大。这是第一段中大的顿跌。第一段行文还有小的顿跌，“不惟不贤于周公而已”以下四句即是，其中前三句实为三顿其词，后一长句对周公争于求贤的称美，是乘前三顿之势“跌”出来的。
行文顿跌有致，很容易带来文势的开合，韩愈不仅利用了这一特点，同时还用到其他手法。一是铺陈议论，展开来说，不断扩展议论空间，使得文势大开。一是陈说中，用相同的字构成众多的排比句，使得文章声势大增。试读第一段中九用“皆已”、三用“岂复有……哉”的两组排比句，我们就有事理奔凑，目不暇接、心不暇思和不断被某种力量撞击的感觉。作者选用的同一类字“皆已”、“岂复有……哉”，一从正面作完全肯定，一以反诘语气作肯定，本身就带有情感倾向，当同有此类字眼的排比句出现在文中时，就不但使得文势大开，还会造成情感的倾泻、文气的激荡。
第一段说理之妙还表现在另外两个地方。一即由周公急于求贤的举动说到“周公之心”，特意说到假设周公“而非圣人之才，而无叔父之亲”，他将更加努力求贤，“岂特吐哺捉发为勤而止哉”。这显然是为下面指责宰相怠于求贤预作准备，但却借进一步赞美周公的方式说出，来得巧妙、自然。二即本段文势的开合，既有大开大合，又有小开小合，甚至在合中又有开合。但无论怎样，有开必有合，故其文势跌荡，有抑扬顿挫之美，而无剽而不留之弊。像“如周公之心”至“称周公之功不衰”一小段，就属于大合中的小开合。其中“维其如是”以前数句可谓文势小开，后数句则为小合。
第二段说宰相事实际上言周公事反复对照。在叙说过程中，作者极尽铺陈作论，多使用排比句和反诘句式。原本一个“岂尽”二字就带有慨叹意味。加上连用11个以“岂尽”构成的句子一路追问到底，故第二段文字文气勃郁，其势则如连珠炮发，显出作者的激愤心情。作者将其“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都说成是为“忧天下之心”所迫，立论自高。而所谓“有忧天下之心”，实承上言“周公之心”而来，说得在理，且语气平和，接得自然，无刻意标举之嫌，用语不可谓不妙。文势宕开，行文大开大合、大合中有小开合，直吐心中不平之气。
三、高占地步，为“自进而不知愧”辩解，借以重申求荐之意。
高占地步，主要是借周公立说。周公急于求贤伟大，贤者“自进”自然可贵。书中第三段说“自进”不愧，即循此思路作论，故意在求人，却无卑谄之语。书中说“重于自进”的理由有三，一即“古之士”云云，是说自己当如“古之士”急于求仁；二即“以其于周不可”云云，是说今天“四海一国”，自己不可能像古人那样环游列国以求仕；三即“山林者”云云，是说自己“有忧天下之心”，不能遁人山林。三条理由，当以后者最为堂皇。作者将其“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都说成是为“忧天下之心”所迫，立论自高。而所谓“有忧天下之心”，实承上言“周公之心”而来，说得在理，且语气平和，接得自然，无刻意标举之嫌，用语不可谓不妙。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还特别注意两段之间的承接语句。比如第一、二段之间“今阁下为辅相亦近耳”。这句话说得简略，却用意微妙。它不但能在两段文字之间起转折、过渡作用，还隐含作者对时相为官之时与周公相近而急于求贤远不如周公的不满。还比如，句中“为辅相亦近耳”数字，余味曲包，简直无可取代。若将全句换为“今阁下如何”或“今阁下不然”，较韩愈用语之贴切、意味之深长，显然都大打折扣。后人评述说此书出语气盛言宜，正表现在这些地方。
在这篇文章里，韩愈用周公急于见贤而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发的典故与当时宰相对待人才的冷淡态度作对比，尖锐讽刺了权贵们不重视任用人才的做法。表达了韩愈对当时不重视人才的社会现实的强烈愤慨，也表达了他为“兼济天下”而要求得到任用的迫切心情。文章运用对比、排比、反问的句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全文有感而发，有的放矢，据理直言，言而无忌，情词激烈。从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起笔，排比中有变化，整齐中见错落，颇能反映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的一贯风格。
文章运用对比、排比、反问的句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全文有感而发，有的放矢，据理直言，言而无忌，情词激烈。从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起笔，排比中有变化，整齐中见错落，颇能反映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的一贯风格。
这是一首咏史词，赞颂了桓温多面的性格与才能，体察其壮志难酬的压抑，并渗入了词人自己的身世之感，是一首上佳之作。
“冷清清、荒台败瓦，日斜来吊宣武”，以写景开篇，描写此时此地的荒凉，突出沧桑之意。“如云宾从当年事，面对青山歌舞”，这是先抑后扬的手法，极力表现当年桓温幕府的繁华场面，但这身前的煊赫与身后的冷清，给读者带来了一种多么大的心理反差和感觉。历史上桓温幕下贤才毕集，谢安、谢玄、郗超、王珣、顾恺之、袁弘、习凿齿、车胤……都是一时之英杰。接着是人物的正式出场，在高高的华盖下，坐着一位“猬须石眼”的如虎之人。然后作者提到他也曾有过雄踞南方四州的伟绩，甚至还有篡权窃国的雄心抱负，“匆匆”二字已饱含有对桓温“做贼”的批评之意。“更何情绪”？这疑问问出了桓温表面风流倜傥，心中却是想着窃国篡权，因此，他就不会有周瑜那样的真风流。
过片，接歇拍而来，“休相笑”，意在纠正前人的误解。他对桓温宣武的态度由贬转褒，对这位雄才大略又文采风流的历史人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表达了其钦佩与惋惜之意。在《桓温墓》一诗中，他也写过“虎视中原气未伸，一生功罪总难论”的句子。“此儿还有佳处”、“尚解登山作赋”化用经史成句，运散笔，发议论，有几分辛稼轩的风采。“一时裙屐原潇洒，谁料转头黄土”，“裙屐”对“黄土”，用鲜明的物象带出丰厚的沧桑之意。接着“江月苦”二句回到题面，回到白纻山。大江东去，浪淘尽桓温一生经营。和“做贼”对照，“雄心”才是词人内心深处对桓温的真实评价。这正是对以桓温为“贼”的“主流价值观”的背离。“听漠漠苍林，非丝非竹，打起佛楼鼓”，以景作结，呼应开篇。“非丝非竹”让人联想起桓温与孟嘉那段著名的对话，桓温“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之说堪称知乐，孟嘉“渐近自然”之答更是精妙。若论天籁，不假外物、不受束缚的人生才是天籁。“泪尽金城空感逝，歌残白纻定伤神”（《桓温墓》），佛骨诚然让人息心使人忘机，可这不是开创帝王之业的桓温之所需要。问世间侧耳向佛骨者，几人不是为势所迫，为时所逼？这是那个盛世时代带给黄仲则的压抑、无奈和屈服，也是他骨子里所无法忍受的东西。也许这种情绪和反抗才是本词的真正主旨所在。
这篇散文借记河墅之景，颂扬隐居山林，高洁不污的河墅主人——他的老师潘木崖先生。思想内容十分可取，艺术手法独具特色。
文章分为三段，首段记游写景，中段议论抒情，最后统括全篇，卒章显志。外在形式与思想内容高度统一，实为桐文讲究“义法”之范文。文章“因声求气”，造句上以四言为主，杂以三，五、七言，既有古歌行韵味，又有韩柳遗风，音律俱佳，字句传神。如第一段写河墅眭境，文笔清新优美，富有诗情画意。开头两句：“江北之山......多有园林池沼之胜。”是闲大写意的笔法把桐城河山和盘托出，有如登高鸟瞰，全景尽收眼底。接着避虚就实，去粗取精，细描木崖住宅环境，如“出郭循山之麓......是为潘氏之墅。”如此由表及里，精雕细刻，还嫌语不惊人，又“升高而望”，用远景烘托渲染，如“平畴苍莽，远山回合，风含松间，响起水上。”近于泼墨。翘首远望，景色错落，十分开阔壮观；侧耳静听，风啸水吼，难以捉摸的大自然之声写得渐沥萧飒，奔鹃澎湃，可听，可感，可见。至此，大丈夫不遇于时的安适生活环境描画得美不胜美。先秦的哲学家荀子在他的《乐论》中说：“不全不粹不胜美。”看来，戴氏对前人的这个美学观念是心领神会的。他在描写河墅时，既丰富地全面地表现自然环境，又去粗取精，经过锤炼、提高、集中，更典型，更具普遍性地表现自然环境，难爱是很大的。“全”和“粹”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只远望求“全”，不近观颐“粹”，是自然主义，只讲“粹”而不反映“全”，又容易走上抽象的'臣式主义的道路。
《河墅记》的写作，求全而不失粹，确切地说，是概“全”以精“粹”。如果我们再将第一段把玩一番，我们就会发现戴氏笔下的河墅，如同一幅出神入化的“龙图”，云中虽只露出一鳞一爪，然而全貌宛然可见。戴氏把握“全”与“粹”的关系如此之娴熟，自然得益于桐文的“义法”之说。因为桐城古文义法本身就有两种意义：“就文之整体言之，则包括内容与形式的调剂，而融合以前道学家与古文家之文论。就文之局部而言之，即专就学文方式而言，则又能融合秦汉派之从声音证人以摹拟昔人之语言，与唐宋派之从规矩证人以摹拟昔人之体式”。中国的山水散文萌芽于两晋，产生于南北朝，鼎盛于唐宋，戴名世继承了前人记游记景的散文传统，模山范水，体物图貌，技巧很高，为桐城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篇散文还不同于当时士大夫娱情山水的闲情逸致，风雅倜傥之作，戴氏在这篇文章中弃铺陈擒藻之常法，求淡描点画之奇功，其目的在于债河墅之美，赞颂河墅主人潘木崖光明峻洁的人格和独立不群、不同世俗的高尚品质。潘先生应试不第后，从科场回到山庄，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过上清淡、闲适、幽雅的生活，与世俗之徒断绝了来往，这也是戴氏所倾慕的。在他看来，介人迫名逐利的官场，“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既然科场失意，弃绝了入仕的念头，“结庐在入境，而无车马喧”，有何不好。
他在文章的第二段中的议论，情绪激昂，气势恣纵，他为先生的际遇鸣不平，矛头直指贻误人才的科举制度。如“夫科目之贵久矣，天下之土莫不奔走而艳羡之，中于膏盲，人于肺腑”，寥寥数笔，使那些追名逐利的官迷丑态毕现；而“犹然山泽之瘤，混迹于田夫野老，方且乐而终身”，则赞扬了潘木崖不为利禄所诱惑的高洁风貌。“其失者未必其皆不才，其得者未必其皆才也。”持论公允，爱憎分明，作者在描写这种超脱尘俗的河墅之中，也流霡了磊落不平之气，深化了自己的思想。
最后“小于怀遁世之恩久矣，方浮沉世俗之中，未克遂意”，升华了文章的主旨。作为一个封建知识分子不逃避现实，为将胸中书数百卷形成文字而奔走四方，历岁逾时而不罢手，单就这点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
这首诗表现了苏轼初得赦免诏书时的欣喜之情，抒发了风烛残年、万念俱冷的深沉感慨。
首联写一阵雷雨之后的黄昏时刻，作者独自登高，凭栏远望。古人常以雷霆之怒，霹雳之威喻皇帝的威怒，这里既是写实景，也是以霹雳收威暗喻哲宗去世，徽宗继位，朝政更新。“暮雨”的“暮”，也是含义双关，暗示以前朝政的昏暗；“开”，表现了他对徽宗的幻想，以为朝政从此清明，徽宗刚继位，想清除朝廷的党争，似乎将大有作为，苏轼当时还不可能看清他的真面目。《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也说：“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这四句几乎可作“霹雳”句的注脚，表现了同样的幻想。对句刻画了诗人凭倚栏槛遥望的神态。出句抒发的是欣喜之情，对句的“独”字则表现出孤寂之感，为尾联作好了铺垫。
颔联写登高所见，既是写眼前实景，又是象征时局。这是全诗最好的一联。夏天雨后多出现虹霓，是眼前实景；但作者不以彩虹入诗，而以暗淡的雌霓入诗，这是有寓意的。元符三年（1100年）五月苏轼得到诏书时，迫害元祐党人的二惇（章惇、安惇）、二蔡（蔡京、蔡卞），已受到台谏的排击，“雌霓云端下”正象征了政敌的失势。雄风喻帝王之风，与“庶人之雌风”相对，语出宋玉《风赋》。儋耳四周皆海，雄风来自海上，这既是写海风之快意，又是暗喻内移诏命的降临。
颈联记双喜临门。一是野老之喜，苏轼初到儋州，遇上连年灾害，元符三年（1100年）喜获丰收。苏轼与海南人民休戚与共，野老的喜事就是他的喜事。二是诗人之喜。苏轼谪居海南，无时不盼望北归。就在这年的正月七日，他还感慨说：“三策已应思贾让，孤忠犹未赦虞翻。”（《庚辰岁人日作》）贾让是汉哀帝时人，曾上治河三策，其中上策是引黄河北入海。苏轼在元祐年间也多次提出类似的主张，不被采纳。元符二年（1099年）黄河再次决堤北流，他的主张得到了应验。虞翻是三国时吴人，因得罪孙权，被长期流放交州。苏轼此时总算“赦虞翻”，赦书已到，逐下即将北归，他的心里十分高兴。
尾联写以后的打算，说年事已高，只要能吃饱饭，有栖身之地，就再无奢求了。杜甫《病后过王倚饮赠歌》有“但使残年饱吃饭”语，上句即用其意。《庄子·秋水》载坎井之蛙语：“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坎井之乐，此亦至矣！”庄子是讥井蛙的浅薄，但后人却以“专一丘之欢，擅一壑之美”表现“轻天下，细万物”的隐逸思想（陆云《逸民赋序》）。苏轼的用法与此相同。他晚年思想很矛盾，由于政治上一再遭受打击，经常发出“心似已灰之木”（《自题金山画像》）一类的感慨。但其思想深处仍是“报国心犹在”（《望湖亭》），“少壮欲及物，老闲余此心。”（《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诗的末句虽略赚消沉，但全诗的基调清雄慷慨，颇具浩然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