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栖梧》，即《蝶恋花》，又名《鹊踏枝》。唐教坊曲，《乐章集》、《张子野词》并入“小石调”，《清真集》入“商调”。赵令畤有《商调蝶恋花》，联章作“鼓子词”，咏《会真记》事。双调，六十字，上下片各五句四仄韵。
“甲辰”，为理宗淳祐四年（1244），时词人四十五岁，尚滞留在苏州。
上片“开过”五句，“七夕”即景。“开过”一句，言南面枝头上的桂花，因受到的阳光多所以开得较早，这之后满院的桂树才陆续吐香。接着的二句与后二句时序上应该倒装。“高树”两句，触景生情。此言园中高树梢上传来了几声哀切的秋蝉声，这多象是在唱别那晚晴天气啊。但是我（指词人）孤身留在苏州，只要求能够象牛郎织女那样的与苏姬在七夕团聚一会。可是即便身在苏州，而且还是在梦境中，也被夕阳的光亮照醒过来，无法与苏姬获得团圆也。此时，苏姬早已离他而去（可参阅《思佳客·癸卯除夜》及《六丑·壬寅岁吴门元夕风雨》）。“新月”二句。七夕之晚，当新月临空的时候，姑娘、媳妇们已经相约着聚集在西楼之上，竞相穿针引线，以便向织女祈求“乞巧”。而我也曾经与苏姬相约，希望她七夕前能够归家。这样我们还可以共同在晚上穿金针，祈乞巧。但是约定成空，姬未回来，岂不痛哉！上片以“乞巧”、“求梦” 两事反映了当时七夕的时俗，并示己之思姬深情。
“夜色”三句，承上写梦境。此言词人又在夜色深深中进入梦境之中，仿佛自己与爱人也如牛郎织女相逢在鹊桥上似的欢聚在一起。正当他俩在轻绡帐中两情依依，欢情渐浓时，床边屏风边的银烛突爆灯花，惊醒了这场好梦，使词人不由得心生怨恨。“陈迹”两句，梦醒景。此言过去我与苏姬的欢情象薄雾一样随着梦醒而被晓风吹散，眼前只见帘钩上还缠绕着苏姬遗留下来的，那些令人牵肠挂肚的蛛丝似的丝线。物在人散，只有使我徒生悲痛罢了。下片述梦景及醒后情景。
据词中述说来看，苏姬肯定已经离他而去了。
金陵是孙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的古都，隋唐以来，由于政治中心的转移，无复六朝的金粉繁华。金陵的盛衰沧桑，成为许多后代诗人寄慨言志的话题。一般咏怀金陵的诗，多指一景一事而言，许浑这首七律则“浑写大意”，“涵概一切”（俞陛云《诗境浅说》），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性。
诗以追述隋兵灭陈的史事发端，写南朝最后一个小朝廷，在陈后主所制乐曲《玉树后庭花》的靡靡之音中覆灭。公元五八九年，隋军攻陷金陵，《玉树后庭花》曲犹未尽，金陵却已末日来临，隋朝大军直逼景阳宫外，城防形同虚设，陈后主束手就擒，陈朝灭亡。这是金陵由盛转衰的开始，全诗以此发端，可谓善抓关键。
颔联描写金陵的衰败景象。“松楸”，坟墓上的树木。诗人登高而望，远近高低尽是松楸荒冢，残宫禾黍。南朝的繁荣盛况，已成为历史的陈迹。
前两联在内容安排上采用了逆挽的手法：首先追述对前朝历史的遥想，然后补写引起这种遥想的眼前景物。这就突出了陈朝灭亡这一金陵盛衰的转捩点及其蕴含的历史教训。
颈联用比兴手法概括世间的风云变幻。这里，“拂”字、“吹”字写得传神，“亦”字、“还”字写得含蓄。“拂云”描写石燕掠雨穿云的形象，“吹浪”表现江豚兴风鼓浪的气势。“晴亦雨”意味着“阴固雨”，“夜还风”显见得“日已风”。“江豚”和“石燕”，象征历史上叱咤风雨的人物，如尾联所说的英雄。这两句通过江上风云晴雨的变化，表现人类社会的干戈起伏和历代王朝的兴亡交替。
尾联照应开头，抒发了诗人对于繁华易逝的感慨。英雄，指曾占据金陵的历代帝王。金陵和洛阳都有群山环绕，地形相似，所以李白《金陵三首》有“山似洛阳多”的诗句。“惟有青山似洛中”，就是说今日的金陵除去山川地势与六朝时依然相似，其余的一切都大不一样了。江山不改，世事多变，令人感慨万千。
这首怀古七律，在选取形象、锤炼字句方面很见功力。例如中间两联，都以自然景象反映社会的变化，手法和景物却大不相同：颔联采取赋的写法进行直观的描述，颈联借助比兴取得暗示的效果；松楸、禾黍都是现实中司空见惯的植物，石燕和江豚则是传说里面神奇怪诞的动物。这样，既写出各式各样丰富多彩的形象，又烘托了一种神秘莫测的浪漫主义气氛。至于炼字，以首联为例：“残”和“空”，从文化生活和军事设施两方面反映陈朝的腐败，一文一武，点染出陈亡之前金陵城一片没落不堪的景象：“合”字又以泰山压顶之势，表现隋朝大军兵临城下的威力：“王气终”则与尾联的“豪华尽”前后相应，抒写金陵繁华一去不返、人间权势终归于尽的慨叹，读来令人不禁怅然。
这篇文章时作者为同时代的锦衣卫经历沈炼诗文集所作的一篇序言。文章始论沈炼的生平大节，次论沈炼诗文集的由来及写作主旨。论生平大节，盛称沈炼忧国忧民，敢于抗颜直谏，疏攻权臣，而获罪流徙塞外，“累然携妻子，出家塞上”，不以个人得失为怀，而“以其所忧郁发之于诗歌文章，以泄其怀”，感慨“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遗乎哉”。论其诗文主旨，指出其与诗骚同义，“足以寒贼臣之胆，而跃塞垣战士之马，而作之忾也”。写至感情激越处，不禁一唱而三叹，感慨涕零之状如跃纸上，而呈现出强烈的效果。
茅坤的这篇序文以大量笔墨介绍了沈炼忧国忧民，敢于直谏的精神，对其悲惨遭遇，抒发了强烈的痛惜和激愤之情。文章的第一、二自然段，介绍了沈青霞生平。开篇直接点明他直言敢谏的高贵品质，“由锦衣经历上书诋宰执”，“宰执深疾之，方力构其罪。”“诋”是指责意，“构”是指虚构、捏造。这里一“诋”一“构”对比鲜明地写出了沈炼的磊落直言和严嵩的卑鄙下作。接下去介绍了沈炼被流放到边塞的情况。流放，对他来说，只是略有失意感。“累然”二字既形象又精炼地写出了他的心理变化。但当他痛心地看到蒙古鞑靼部俺答汗内侵;看到边帅不仅束手退避，还无辜杀戮百姓冒功请赏;看到百姓的痛苦，他气愤、苦闷、忧郁，“数呜咽欷歔”。上书谴责无望，只得以诗歌文章作为发泄积郁和讥刺时政的工具。据《明史·沈炼传》载：在边塞，沈炼颇受当地人的敬重，请他当老师，教习乡中子弟。他除了撰写诗文揭发边防黑幕，抨击时弊外，在教习之余，缚李林甫、秦桧及严嵩的模拟草人，聚弟子攒射。他还“踔骑居庸关口，南向戟手詈嵩，复痛哭乃归”。他措词激切的诗文使得“上下震恐”最终被严嵩父子构陷处斩。
文章第三、四自然段是对沈炼诗文价值的评论。从这一部分看，作者的着眼点不在于研究推敲文章词句是否工巧，而是突出沈炼的为人与他诗文创作的关系，评论其思想价值和作品的社会意义。这是和文章第一部分论叙他的人品统一的。“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遗乎哉?”首先，作者用反问句的形式肯定沈炼是一位正气磅礴的仁人志士，他的作品也和他的人品一样，正是秉承了古代有志之士的风格。作者以为，诗文没有必要都唱统一的歌功颂德的调，都说中正平和、不偏不倚的话，完全可以有怨怼和讥刺，可以有激烈和愤恨，“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根据这种观点，在反问句之后，作者先引证了孔子删《诗》的原则：不以是否合于“中声”为标准。那些“忠臣、寡妇、幽人、怼士”的篇什“不可胜数”的被分别编入《诗经》的《大雅》和《小雅》之中。并具体地以出于怨恨的《小弁》篇和出于愤怒的《巷伯》篇为例，来说明孔子很注意那些内容有价值，能打动人心的作品。紧跟着，又以排比句的形式例举了屈原、伍子胥、贾谊、嵇康、刘蕡等人的文辞诗赋，他们的作品有怨恨、有激烈，有愤怒甚至过分，也都不合于“中声”，但都有其不同的存在价值。根据以上事实，顺理成章地证明了沈炼是古代有志之士的继续。他的作品激昂慷慨，“其文章劲健有气，诗亦郁勃磊落，肖其为人”(《四库提要》语)，具有发扬正气打击奸邪的作用，应当传之后世。茅坤和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等人被称为明代的“唐宋派古文家”。强调文章和道的关系，注重文章的思想内容是“唐宋派”散文的一个重要特征，此篇这个特点就很突出。作者对沈炼诗文推崇备至，实际上在于对其人格的推崇，由此可看出，茅坤首先注重的是诗文内容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