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词的上片重在揭露贾似道鲁港兵败前飞扬跋扈、丑态。下片写元军兵围襄鄂，形势危急，而贾似道却于国难当头之际仍沉湎声色，醉生梦死，鲁港兵败中，贾似道仓皇惊慌丑态毕露。这首词以史为词，直抒胸臆，笔锋犀利，语气酣畅。

　　这首词的上片重在揭露贾似道鲁港兵败前飞扬跋扈、丑态。“向来人道，真个胜周公”。鄂州兵围解除以后，皇帝称贾似道为“师臣”而不呼名，贾似道立度宗赵禥后，朝中一些见风使舵的小人更是公开向贾似道拍马，称之为其“周公”，即是“向来人道”的“人”主要指这些阿谀奉承的群小。作者自己一身傲骨，景定三年（1262年），廷试对策，忤贾似道，置丙第。这首词，既揭露贾似道的丑态，也讥讽了那些趋炎附势，卖身求荣者。“燕然眇，浯溪小，万世功，再建隆。”生动描画出这位假周公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丑态。后汉窦宪追北单于，“登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流芳千古而贾似道亦使门客廖莹中等撰《福华编》，以纪鄂功，自以为胜古，建立万世不灭的功勋，复兴了宋王朝。其虚妄无耻，少有前人可比。

　　“十眇年宇宙，宫中，堂中伴，翻虎鼠，搏鸇雀，覆蛇龙”。写贾似道，欺君压臣的罪行。自景定元年进贾似道少师，封卫国公，到德佑元年鲁港军败，十眇年中，南宋朝局贾似道玩弄于股掌之间。贾似道自比周公翻云覆雨，指鹿为马，完全操纵了国家政局。

　　“堂中伴”用《旧唐书·卢怀慎传》“怀慎与紫微令姚崇对掌枢密，怀慎自以为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让之，时人谓之‘伴食宰相’。”伴食者，指那些阿附于权奸的官僚，“弄虎鼠”用“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为虎”的意思，“搏鸇雀”指奸臣间争权夺利，贾似道上台后即将前任权臣掀翻在地。“覆蛇龙”意同“翻虎鼠”，以上重点写了贾似道擅权败政的劣迹。

　　“鹤发庞眉，憔悴空山久，来上东封。便一朝符瑞，四十万人同。说甚东风，怕西风。”写贾似道假造符瑞，蛊惑民心，气压君王。贾似道执政后期，气焰极嚣张，咸淳六年（1270年），诏贾似道入朝不拜，朝退，帝送其出殿；咸淳十年（1274年），贾母死，以天子卤簿葬之，仍不合贾的心意，所以当时朝中可谓是君畏臣。以至刘辰翁在另一首《金缕曲》中曾讥贾似道“正与莽新同梦”，拿他与纂汉的王莽相比。

　　词的下片写元军兵围襄鄂，形势危急，而贾似道却于国难当头之际仍沉湎声色，醉生梦死，鲁港兵败中，贾似道仓皇惊慌丑态毕露。“甚边尘起，渔阳惨，霓裳断，广寒宫。青楼杳，朱门悄，镜湖空，里湖通”。“边尘起，渔阳惨”，借白居易《长恨歌》中描写安史之乱的句意写元军大举南侵。正是尘乍起，铁骑进犯之时，贾似道却仍在西湖边葛岭寻欢作乐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霓裳羽衣曲”据传出自月宫，“断”尽之义。烽火绵绵，国家危在旦夕，而权相却仍陶然于仙乐飘飘，霓裳雅东之中。“青楼杳”，原注云：“都城籍妓隶歌舞，无敢犯。西湖风光占尽，而国家沦亡即随。羽书莫报樊城急，新得蛾眉正少年”。描写权相将国难置亡不顾，惟顾樽前的红男绿女。“大纛高牙去，人不见，港重重。斜阳外，芳草碧，落花红。抛尽黄金无计，方知道、前此和戎。但千年传说，夜半一声铜。何面江东”。这一段写鲁港之行及鲁港之败。贾似道前往督战时，调粮选兵，建大纛，耗尽国家的兵力财力，但到前线后，却将精锐尽属他人，自己却自将后军军于鲁港。“斜阳外”几句，以时令节物暗寓花落水流、斜阳烟柳的颓没局势。

　　面对危局，贾似道又重施故伎，遣人犒劳敌军，百般求和，但“黄金抛尽”，和议不成，却露出了本来面目，从前的承平只不过是乞和的结果。据《癸辛杂识》载，面对强大的元军，贾似道已心慑胆破根本不敢应战，时元军调动军队，因西风大作，旗帜指向东方，孙虎臣以为北军顺风进攻，仓卒向贾似道告急，贾不辨虚实，鸣锣退师，以至一退而不可收拾，终至大溃。

　　最后三句即指此事，这首词采用“赋”的手法，直抒胸臆，笔锋犀利，淋漓尽致了揭露了权奸败政误国的真面貌，可以称其为一首别具一格的豪放词。

　　《九歌》是屈赋中最精、最美、最富魅力的诗篇。它代表了屈原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九歌》以楚国宗祖的功德和英雄业绩为诗；以山川神祇和自然风物为诗；以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为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晚年放逐南楚沅湘之间忠君爱国、忧世伤时的愁苦心情和“荡志而愉乐”，“聊以舒吾忧心”，“寓情草木，托意男女”，“吟咏情性，以风其上”的心旨。

　　《九歌》包括11章，前人为了使它们符合“九”的成数,曾作过种种凑合。如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主张《湘君》、《湘夫人》并为一章，《大司命》、《少司命》并为一章。《闻一多》《什么是九歌》主张以《东皇太一》为迎神曲,《礼魂》为送神曲，中间九章为“九歌”正文。但多数人的意见，以“九”为虚数，同意汪瑗《楚辞集解》、王夫之《楚辞通释》之说，认为前十章是祭十种神灵，所祭的十种神灵，从古代人类宗教思想的渊源来考察，都跟生产斗争与生存竞争有密切关系。十种神灵又可分为三种类型：①天神──东皇太一（天神之贵者）、云中君（云神）、大司命（主寿命的神）、少司命（主子嗣的神）、东君（太阳神）；②地□──湘君与湘夫人（湘水之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③人鬼──国殇（阵亡将士之魂）。有人认为，在上述十种神灵里面,篇首“东皇太一”为至尊，篇末“国殇”为烈士，都是男性；其余则是阴阳二性相偶，即东君（男）与云中君（女），大司命（男）与少司命（女），湘君（男）与湘夫人（女），河伯（男）与山鬼（女）。《九歌》原来的篇次，也基本上是按照上述的关系排列的，今本《东君》误倒（闻一多《楚辞校补》）。

　　从《九歌》的内容和形式看，似为已具雏形的赛神歌舞剧。《九歌》中的“宾主彼我之辞”，如余、吾、君、女（汝）、佳人、公子等，它们都是歌舞剧唱词中的称谓。主唱身份不外三种:一是扮神的巫觋，男巫扮阳神，女巫扮阴神；二是接神的巫觋，男巫迎阴神，女巫迎阳神；三是助祭的巫觋。所以《九歌》的结构多以男巫女巫互相唱和的形式出现。清代陈本礼就曾指出：“《九歌》之乐。有男巫歌者。有女巫歌者；有巫觋并舞而歌者；有一巫唱而众巫和者。”（《屈辞精义》）这样，《九歌》中便有了大量的男女相悦之词，在宗教仪式、人神关系的纱幕下，表演着人世间男女恋爱的活剧。这种男女感情的抒写，是极其复杂曲折的：有时表现为求神不至的思慕之情，有时表现为待神不来的猜疑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会的欢快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别的悲痛与别后的哀思。从诗歌意境上看，颇有独到之处。

　　朱熹曾评《九歌》说：“比其类，则宜为三《颂》之属；而论其辞，则反为《国风》再变之《郑》、《卫》矣。”(《楚辞辩证》)同是言情之作，而《九歌》较之《诗经》的郑、卫之风，确实不同。但这并非由于“世风日下”的“再变”，而是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民族文化不同特征的表现。郑、卫之诗，表现了北方民歌所特有的质直与纯朴；而《九歌》则不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而且呈现出深邃、幽隐、曲折、婉丽的情调，别具一种奇异浓郁的艺术魅力。

　　男女之情并不能概括《九歌》的全部内容。作为祭歌，由于它每一章所祭的对象不同，内容也就有所不同，如《东皇太一》的肃穆，《国殇》的壮烈，便与男女之情无涉。《国殇》是一首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也是一支发扬蹈厉、鼓舞士气的战歌。它通过对激烈战斗场面的描写，热烈地赞颂了为国死难的英雄，从中反映了楚民族性格的一个侧面。

　　《九歌》是以娱神为目的的祭歌，它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表面上是超人间的神，实质上是现实中人的神化，在人物感情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既活泼优美，又庄重典雅，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