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文学,尤其是繁荣的盛唐文学,亦可称作政治文学。此时期的诗人及其文学作品大多以服务政治为目的,诗人们企图通过诗文一方面为自己造名气、树声誉,另一方面为唐朝的科举考试做准备。总之,一个目的就是一朝出名登第,踏入仕途。毫无疑问,李白是这些诗人中的一员,并且是非常活跃的一员。但李白注定与众不同,由于受到道家思想及不拘于儒学经典束缚的个性影响,他企图通过走终南捷径来实现自己入仕的愿望。李白在二十岁前后还未远离过四川绵州居住之地,他这时广交特异之士,活动都与蜀地道教相关。出川前的准备为李白出川后踏上仕途打好了基础。
出川后,李白一路东行,吴楚漫游,酒隐安陆,其中遇到了许多文人墨客,和他们饮酒赋诗,结伴而行。这使李白结交了很多朋友,同时诗名远播。但这种看似闲适的生活没有堙没李白求取功名,建功立业之雄心。所以,大约在开元二十年前后,李白经南阳向长安出发,目标直指一登仕途。由于受终南捷径思想影响,李白这时的活动也少不了隐居一事。他隐居于洛阳附近的嵩山与长安附近的终南山,成了人们笑称的“随驾隐士”。他一边做隐士,结交了玉真公主等人,一边写诗投赠给当时的高官显贵,可收效甚少。李白第一次入京活动,约经历两年左右,以无结果而告终,不禁发出了“主人苍生望,假我青云翼。风水如见资,投竿左黄极”的愤世呐喊。李白失势却不失志,
“耻将鸡并食,长与凤为群。一击九千仞,相期凌紫氛。”可见他仍然很高的抱负。在四处游览、走亲访友、干谒高官后,李白踏上了第二次入京的征途。天宝元年,李白终于时来运转,迎来了重大喜讯。玉真公主向皇上举荐李白,玄宗乃下诏徵离京归家的李白入京。
此词的起二句,写淮上饮别后的情景。秦观厚意拳拳,自高邮相送,溯运河而上,经宝应至山阳,止于淮上,途程二百余里。临流帐饮,惜别依依。词人归卧船中,只听到淮水波声,如拍枕畔,不知不觉又天亮了。着一“晓”字,已暗示一夜睡得不宁贴。“隙月”,指船篷罅隙中所见之月。据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载,苏轼于冬至日抵山阳,十二月一日抵泗州。与秦观别时当在十一月底,所见之月是天亮前从东方升起不久的残月,故“窥人小”三字便形容真切。“无情汴水自东流,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二语为集中名句。汴水一支自开封向东南流,经应天府(北宋之南京,今河南商丘)、宿州,于泗州入淮。苏轼此行,先由淮上抵泗州,然后溯汴水西行入应天府。流水无情,随着故人东去,而自己却载满一船离愁别恨,独向西行。“无情流水多情客”(《泛金船》),类似的意思,苏词中也有,而此词之佳,全“载一船离恨”一语。以水喻愁,前人多有,苏轼是词,则把愁恨物质化了,可以载船中,逆流而去。这个妙喻被后人竞相摹拟。李清照《武陵春》词:“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声名竟出苏词之上。
“西州”,龙榆生《东坡乐府笺》引傅注以为扬州,其实词中只是泛指西边的州郡,即东坡此行的目的地。
过片二句,追忆当年两人同游的情景。公元1079年(元丰二年),东坡自徐州徙知湖州,与秦观偕行,过无锡,游惠山,唱和甚乐;复会于松江,至吴兴,泊西观音院,遍游诸寺。词云“竹溪花浦曾同醉”,当指此时情事。“酒味”,指当日的欢聚;“泪”,谓别后的悲辛。是年端午后,秦观别东坡,赴会稽。七月,东坡因乌台诗案下诏狱,秦观闻讯,急渡江至吴兴询问消息。以后几年间,苏轼居黄州贬所,与秦观不复相见。“酒味多于泪”,当有感而发。末两句故作反语,足见真情。“风鉴”,指以风貌品评人物。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四:“风鉴一事,乃昔贤甄识人物拔擢贤才之所急。”东坡对秦观的赏拔,可谓不遗余力。公元1074年(熙宁七年),东坡得读秦观诗词,大为惊叹,遂结神交。三年后两人相见,过从甚欢。后屡次向王安石推荐秦观。可见文人高士之友谊实非常人可比。
嗣王朝庙,通常是向祖先神灵祷告,表白心迹,祈求保佑,同时也有对臣民的宣导作用。鉴于周成王的特殊境遇,这篇告庙之辞应有特殊的设计。
开头三句,将成王的艰难处境如实叙述,和盘托出,并强调其“嬛嬛在疚”,无依无靠。国君需要群臣,嗣王更需要群臣的支持,成王这样年幼的嗣王则尤其需要群臣的全力辅佐。强调成王的孤独无援,于示弱示困示艰难之中,隐含了驱使、鞭策群臣效力嗣王的底蕴,这一点在下面即逐步显示出来。
第四句的“皇考”指周武王。武王一生业绩辉煌卓著,诗中却一字不提,只说他“永世克孝”。为人子当尽孝;为人臣则当尽忠,其理一致,为什么不直陈其言呢?盖因在危难、困窘之际寻求援助,明令不如感化,当时周王室群臣均为武王旧臣,点出武王克尽孝道,感化之效即生。
第六句的“皇祖”指周文王,而“陟降”一语,当重在“陟”,因为成王嗣位时在朝的文王旧臣,都是文王擢拔的贤能之士,他们在文王去世之后,辅佐武王成就了灭商的伟业,此时又该辅佐成王来继业守成了。
周公是经历文、武、成三世的老臣,“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又“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史记·鲁周公世家》),一些三世老臣如姜尚等,都长期与他共事,上述对文王、武王赞颂之语,出自他口中,自有非同寻常的号召与约束力量,穆王时太仆正伯冏作《冏命》,所说“昔在文武,聪明齐圣,小大之臣,咸怀忠良”,正可见周公的威严。
周公在其子伯禽受封于鲁后曾训戒伯禽要尊贤,说:“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史记·鲁周公世家》)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不贱”,当然知道成王的身份更为高贵。成王为文王之孙,武王之子,血统至尊,这也几乎就是他继位时全部的政治资本,周公对此不能不充分地加以利用,以期对文王、武王感恩戴德的群臣对成王也俯首听命。因此“继序”一语出现于《周颂·闵予小子》的末句,绝非偶然,它强调成王继承的是文王、武王开创的大业,而“思不忘”对成王固然是必须兑现的誓言,对于文王、武王的旧臣,则是理所当然应尽的天职。
《周颂·闵予小子》隐含着对文王、武王旧臣效忠嗣王的要求,而在这方面,周公又是以身作则、堪称楷模的。他并没有忘记对儿子伯禽的教育与指导,用今天的话说是公私兼顾的,可他的主要精力一直集中于辅佐成王,他的主要政治业绩也在于此。这方面,《诗经》《尚书》中的许多篇章留下了可信的记录,孔子也一再表示对他的尊崇与景仰。周公与成王虽然一为臣一为君,一为辅相一为天子,但是,要了解成王时政事,却往往先要了解周公。《六经》皆史,读此篇亦可窥周初政事之一斑。
上阕首句“红旗高举,飞出深深杨柳渚”,以“高举”、“飞出”两个动态的词语,写出龙舟赛开场的景象,开篇就将紧张激烈的比赛气氛渲染出来。“鼓击春雷,直破烟波远远回”这一句,写各条龙舟上的人擂鼓欢呼,声抵云霄,如同轰响的“春雷”,震人心魄。这些鼓声使划船人士气高涨,他们将小舟划得飞快,使它“直破烟波”,像离弦的箭一般前进。“远远回”是指龙舟到达远处再折回来。上阕两句,犹如一个紧追龙舟的特写镜头,将龙舟从出发到加速,再到折回的过程详细地记录下来,其问数艘船争渡的激烈气氛,以及船上人高涨的气势,无不清晰呈现。
下阕转而写周围的人群:“欢声震地,惊退万人争战气。”“震”字准确重现了万人雷动的场景,可见此时已有龙舟胜利抵达终点,因此围观的人群爆发出了震天动地的欢呼。“惊退”的主语并非围观者,而是参加比赛的人,他们争相竞渡的豪气,能“惊退”万人,以豪语写豪情,相得益彰。“金碧楼西,衔得锦标第一归。‘衔”字的运用,将龙舟夺胜的姿态写活了。“金碧楼”与前面的“红旗”、“杨柳”、“烟波”一起,在视觉上丰富了整个场面。“第一归”呼应了“竞渡”的主题,对首句的“飞出深深杨柳渚”进行了完美的收结。
此词采取白描手法,注意通过色彩、声音来刻画竟渡夺标的热烈紧张气氛。同时,词还反映了人们热烈紧张的精神状态。龙舟飞驶,鼓击春雷,这是写参与竞渡者的紧张行动和英雄气概。欢声震地,是写群众的热烈情绪。衔标而归,是写胜利健儿充满喜悦的形象与心情。如此一来真实地再现了当日龙舟竞渡、观者如云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