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流露的感情来说，应该是作者重回故地，在离开时突然看映过去自己与情人分别时的津口亭馆，所激起的对情人的深切的思念之情。
“上马人扶残醉，晓风吹未醒”起句很是突兀。“上马人扶残醉”隐括李白《鲁中都东楼醉起作》诗：“阿谁扶上马，不省下楼时。”晓风即晨风。从“残醉”和“晓风”两句可以看出词人通宵饮酒，直到天亮。柳永有词“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晓风尤能吹去醉意。周词中词人不仅不知道谁人扶上马，而且吹不醒，可映词人醉酒的浓度和深度，不可破除。作者由酒醉不醒写起，却掩盖了酒醉的起因，这是词人写词的顿挫处，也为后面感情的抒发埋下了伏笔。
“映水曲、翠瓦朱檐，垂杨里、乍映津亭。”这里要注意“乍”字，一个字透出很多惊讶来。猛然间看映了柳荫中的渡口亭馆，它坐落在水流曲折处，绿瓦红檐，特别醒目。“乍映津亭”惊醒了词人的醉意，也唤起了词人的记忆。“当时曾题败壁，蛛丝罩、淡墨苔晕青。”意为多年以前，曾在津亭的墙壁上题词，现在墙壁已经破败剥落，蛛丝笼罩，墨迹淡化，苔晕青青。这引起词人很大的伤感。“念去来、岁月如流，徘徊久、叹息愁思盈。”“去来”，指不停的奔波。岁月如流，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题诗八首》序文：“岁月如流，零落将尽。”是说时间好像流水一样飞逝而过。“徘徊久、叹息愁思盈”，暗用江淹《别赋》中的句子：“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是以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以上句意为年去岁来，时间好像流水一样过去，在此地徘徊留恋，叹息声声，有满怀的愁思。这是上半阙，写思情。先写自己通宵饮酒大醉，由乍映津亭念及败壁题词，勾起自己对往事的回忆，渐渐明白醉酒之因。但是还不是很明显，对往事的回忆只是由津亭，败笔题词带过，也没有明确怀念对象。留下感情线索，在下半阙展开。
“去去倦寻路程”。“去去”在柳永的《雨霖铃》中有“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二者意义相同，即去了又去、走了又走，不停的奔波行役之意。“倦”字写出词人的倦怠之情。“江陵旧事，何事再问杨琼。”江陵，东晋时期荆州治所，在今湖北江陵，此代指荆州。这句隐括了元稹《和乐天示杨琼》和白居易的《问杨琼》。这里用杨琼代指自己的情人。江陵旧事，指他们过去的情事。“何曾再问杨琼”，何曾即不曾，暗示不映情人的踪影。自己不停的奔波行役，情人不映，只留下无穷的遗恨，自己再也没有机会与情人一起回忆过去的情事了。“旧曲凄清，敛愁黛，与谁听？”回忆与现实交融在一起。旧曲，应该是词人与情人当时听到的歌曲，即是下文的“渭城曲”。凄清，悲怨。敛愁黛，因愁怨而皱起黛眉。昔日离别时，你我共听凄清的离别之曲，你听曲子时因愁怨而敛眉的样子还在眼前，但是现在我与谁共听？旧曲，是诗人徘徊所闻，也因之想起以前已情人分别时的场景。既展示现在又回忆过去，既再现了当日情人的感情，也展示了自己的苦苦相思。“尊前故人如在，想念我、最关情。”设想之辞。由自己设想对方的感情。如柳永的《八声甘州》：“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也是运用的这种写法。尊前故人，指上一次分别是黛眉敛起的情人。关情，动情。词人由自身设想对方的感情，自有词人的一份痴情在，也可画出情人对词人的深情，心心相印。但是这不过是词人的想象罢了，现在词人孤独一人在河边徘徊，旧曲萦绕，、挥不去情人当时的样子。“何须《渭城》，歌声未尽处，先泪零。”这最后一句，很是巧妙，使人分不出是今日离别还是昔日离别，水乳交融。当日离别之时，与佳人共听凄曲，不待曲终，即已泪零；今日离别，又闻旧曲，不堪其情，潸然泪下。渭城之曲，即是过去同听，又是现在独闻；泪零既是当日离别之泪，又是今日相思之泪。今昔不分，亦今亦昔，感人至深。歌声未尽先已泪零，在曾经离别之地，对一个“倦寻路程”的人来说有多少身世之感，直是催人泪下。
总之，这首词先写醉酒，然后由乍映津亭和败壁题词虚写离别，而后由思及离别而叹息徘徊，上片写及思念但是感情想对疏缓；下片写出思念对象，自己和双方的感情，以双双泪零作结，感情达到高潮。最后一句亦今亦昔，很是巧妙。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始皇的一个奏章，发生在秦王嬴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
此词与另一首《渔父·浪花有意千里雪》题的是同一幅画《春江钓叟图》，词的内容、意趣亦大体相同，都是表现作者的避祸之心和遁世之思。
首句点明钓叟是在水波中，小船上。“棹”字名词作动词用，与“春风”构成语句，很是生动，仿佛木桨划动的不仅是水，更有春风，将静止的画面写活了。而且这种写法又将春风与绿波融为一体，与结句的“万顷波中”作前后的照应，语言精巧，有“一石三鸟”的笔力。首句写景，景中有情，接下来仍是直接的抒情。“酒满瓯”，见出兴致之高。“茧缕”“轻钩”写简朴，而“钩”之所以“轻”，是因为无鱼上钩。钓鱼而不求鱼，是作者志不在得鱼的缘故。这就将画中人物写得神情饱满，志逞意得，由此引出结句中的“得自由”之高声唱颂，进一步强化钓叟的快乐。
春风泛舟、茧缕轻钓，此词仍是写画意，但作者寓意转淡，转以画境的空阔辽远和优悠自在为主，是一种衬托、渲染的用法，与《渔父·浪花有意千里雪》“有意”“无言”稍不同。“花满渚”“酒盈瓯”实写美景，虚写心情，“自由”二字一出，作者意趣畅然而出。这首词短而不丽，工而不奢，四个“一”字连用而不避重复，是词人有意为之，不但不显重复，反而有一气呵成、悠然不断之感。取“一”与“万顷”相映照，细巨对应，工整而精妙。
此词题画抒怀，借景寓意，虽然情趣不高，但悠然散淡之意境却清丽不俗，也可视为题画诗词中的精品。
首联即切题“过岭”。“天长地阔岭头分，去国离家见白云”，是描写过大庾岭的情景。诗人离开京城长安，长途跋涉，好不容易才来到大庾岭上，顿感天长地阔，宇宙之闳浑无穷。然而这脚下的山岭却是个分界线，过了岭就是“蛮荒”之地风土人情大不一样了。此时诗人不免产生“去国离家”将为“异域之人”的感叹，觉得自己如同那天空飘浮不定的云朵，不知去往哪里。“见云白”，是诗人对岭南的第一个印象和感受。我国古代诗歌中“白云”和“游子”有某种联系，如“浮云游子意”等。诗人利用这传统的表现手法，以自然澹远之景表现游子浓郁的深情。
颔联写景，以对比的镜头，淋漓尽致地抒发思国怀乡的感情。诗人回忆自己家乡美丽的风光，想象崇山可怕的湿热蒸郁之气，两相对比，倍觉凄苦。
颔联承“去国离家”，上句抒写对京洛风光的眷恋，下句言置身大庾岭头时百感交集的情怀。“洛浦”，即洛水之滨，这里指唐东都洛阳。风光，即风物。武则天执政时期，诗人经常侍奉武后及其臣僚们于洛阳。作为唐王朝的东都，洛阳的风物之盛，自然是诗人亲历目睹过的。如今，诗人站在大庾岭上，行将踏上瘴气弥漫的南国之地，不免产生生死难卜，今非昔比的感慨和怅惘。
颈联转为怀友，“南浮涨海人何处，北望衡阳雁几群”，上句中的人指杜审言，意思是说：南海风高浪急，你可平安地渡过去了吗？是否已到达了峰州呢！下句“北望”似说自己，又似与朋友谈心；看那鸿雁到了衡阳就不用再向南飞了，待春暖花开就可返回故里。言外之意是：我们还不如雁，只能继续行役向南，归期无望。“几群”含意丰富，耐人寻味：那鸿雁且能“大小相从”，有群伴儿。而你我则分飞天涯，孤苦伶仃，要是我俩能像雁儿一样作伴就好了。这句诗抒发不堪回首的孤寂之情，进一步表达对杜审言的深刻思念。
尾联回应首联，婉转地表达了盼赦的愿望。“两地江山万余里，何时重谒圣明君”，是写京都长安与岭南流放地之间虽然山重水复相距万里，但隔山隔水，隔不住思念君王的心。诗人所日夜盼望的是再拜见贤明君王的那一天。这联诗的遣词炼意很精妙，既表达了思念君王之赤诚，又没有谄媚阿谀之意味。将此联与前几联合读，同情之心便油然而生。沈佺期的七律，素来被认为高华典重，但此诗却不同于那些应制之作。它体现出了“朴厚自是初唐风气”。（《载酒园诗话又编》）《围炉诗话》亦评说道：“诗乃心声，心由境起，境不一则心亦不一，言心之词，岂能尽出于高华典重哉！”诗人从北方的宫廷走向南荒的流放生活，心与境都起了重大的变化，因此写出了这真挚动人气韵流畅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