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四章，其中第三章最重要也最精采，其他各章如众星之拱月，绿叶之衬花。第三章实写丰收，前二章起铺垫作用，末章是祭祀套话式的余波。
农业丰收不是从天而降神赐的。诗首章追叙了对春耕的高度重视与精心准备。起句“大田多稼”虽是平淡的直赋其事，然而画面雄阔，涵盖了下文春耕夏耘秋收种种繁复场景，为之提供了纵情挥写的大舞台，气势不凡。由此可窥见当时绝非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而是井田制下的原始大生产耕作。第二句“既种既戒”，实是抓住了农业生产的“牛鼻子”，即选择良种与修缮农具。有了良种，播种的“百谷”才能“既庭且硕”；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农奴以“覃耜”去犁田，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覃耜”只是“既戒”工作的举隅，其它可以想见。除了选种与修具外，还需有其他一系列次要的准备工作，诗用“既备乃事”一笔带过，笔墨精简，疏而不漏。用三个“既”字表示准备工作完成，干脆利落，要言不烦。末句冒出“曾孙是若”，好像很突兀，其实有非常紧密的内在联系。“曾孙”是当时政治、经济舞台的主角，也是此篇的核心人物，农奴一切卖力的活动都是为了顺应“曾孙”的欢心。春耕开局不错，最愉悦的人，当然是主角“曾孙”。这句客观上明确无误地展示了当时社会的主奴关系。从全篇看，第四章曾孙将出场巡视和主祭，这里先提一句作伏笔，也起到了贯通全篇血脉的作用，所谓着一子而满盘皆活。
次章追叙夏耘，即田间管理，主要写除杂草与去虫害。播种后倘让作物自生自灭，那秋收就很渺茫，因此必须加强管理，而且要贯穿百谷成长的全过程。“既方既皁，既坚既好。”四个“既”像电影中的慢镜头特写，将作物阶段性生长的典型画面作了逐步推进的忠实记录，很有农业科学性，不谙农事的人是很难如此简练精确表述的。而“不稂不莠”却是关键句，即除尽了稂莠，才使粮食长势旺盛，这是略去了种种艰辛劳动过程而提炼出来的重要经验。另一条经验是灭虫。百谷有螟螣蟊贼以及蝗虫等许多天敌，如果不加清除，“田稚”难保，也许会导致粮食颗粒无收。除虫的办法，主要用火攻。让害虫在“炎火”中葬生。由于虫害在一定程度上不像除草那样可以完全由人工加以控制，所以先民又搬出了被称作“田祖”的农神，祈求田祖的神灵将虫害去尽。虽然带有迷信色彩，反映了当时生产力的低下，但也表现了农夫们的迫切愿望。《诗经》中此处提到的除虫方法，后世继续奉行沿用，典型例子是唐代姚崇驱蝗。开元四年（716年），山东蝗虫大起，姚崇奏道：“《毛诗》云：‘秉彼蟊贼，以付炎火。’……蝗既解飞，夜必赴火。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除之可尽。”（《旧唐书·姚崇传》）于是遣使分道杀蝗，终于扑灭虫害，保住庄稼。这明显是受了《小雅·大田》诗的启发。
如果说上二章写的是尽人事，那么天时对于农业也至关重要，所以第三章前四句就写了风调雨顺情况。阴云弥漫，细雨绵绵，真是好雨知时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公田、私田都有充沛雨水。外界景观与内心感受打成一片，农夫的喜悦在这四句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从“公田”、“私田”的先后关系中，展现了社会矛盾缓和时期农夫们的忠悃厚道心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那是非常真率自然的。
三章其余五句写丰产丰收。若从正面写，谷穗金黄一片，农夫挥汗如雨干得热火朝天，肩挑车载沉甸甸，大囤小囤满满装，也可以写得沸沸扬扬，动人心目，但那毕竟是寻常蹊径，易于雷同俗套。此诗之妙在于侧写，在于烘托，在于细节描写，不写收，而写不收，从不收中反映丰收，构思之妙，令人拍案叫绝。你看，有长得欠壮实故意不割的，有割了来不及捆束的，有已捆束而来不及装载的，还有许多飘洒散落在各处的谷穗。这些镜头读者闭目想像一下，是丰收还是歉收，不言而喻。至于怎么个丰收法，那就由读者各自去驰骋想像。该实的地方却留下一片空白，让人自行补充，这才是炉火纯青的艺术妙谛。对于此点，历代论者均赞赏不已。
三章的末句“伊寡妇之利”，又使诗的意境得到升华。如果没有这末句，人们或会有疑问：大田里散落漏收那么多粮食，是不是农夫们偷懒和不珍惜呢？也或会作如是想。有了脱颖而出的此句，人们才恍然意识到农夫们故意不收割殆尽是有良苦用心的。为了让鳏寡孤独无依无靠者糊口活命，又免于他们沿街挨户乞讨的窘辱，农人有意留下一小部分丰收果实让他们自行去采拾，那种细腻熨贴，那种宅心仁厚，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古有拯溺帮困的恻隐之心，那是一种宽广胸怀和崇高美德，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动不已。此诗中的“寡妇”，比之唐代杜荀鹤诗中写到兵荒马乱时世的“山中寡妇”那“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的境况来，真是幸运多多。关于此句，还引发过一场怎样理解此诗主旨的论辩。《毛诗序》谓此诗“剌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而朱熹《诗序辨说》则驳道：“此序专以‘寡妇之利’一句生说。”至于两者优劣，应当说，寡妇之拾穗，也确实反映了贫民生活的无保障，从侧面反映了社会的黑暗不公，说诗有“刺”的含意也并不太离谱。但从诗的整体意向而言，是“美”的成分居多，即赞美农夫通过辛勤劳动而喜得丰收。《毛序》以偏概全，朱子所驳也属平允。
田间劳动大军正在收割捆载，忙得不亦乐乎，田头有农官“田畯”在第一线指挥督察，后方有妇女孩子提筐来送饭食，整个画面一片繁忙热闹景象。这时最高统治者“曾孙”来了，其热气腾腾场面顿时达于沸点，至少从田畯的“至喜”表情上能让人领悟到这一点。第四章实写曾孙省敛，与首章春耕时“曾孙是若”相呼应。更与上篇《甫田》描写“省耕”时情景密合无间，是一模一样的四句。这大约是当时颂扬王权的套话吧。接着是曾孙祭祀田祖，祭祀四方神，牺牲粢盛恭敬祗奉，肃穆虔诚，为黎民为国祚祈福求佑。王权与神权互相依傍而彼此更为尊崇显赫，这大约也是曾孙省敛时所能做的最正儿八经的事吧。其实这都是歌功颂德的冠冕堂皇话，无甚精义，后世捧场诗文的层出不穷，其源头也可追溯到《诗经》上，正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了。
此诗在艺术上造诣颇深。诗主要运用白描手法，为后世勾勒了一幅上古时代农业生产方面的民情风俗画卷。其中的人物，如农人、妇子、寡妇、田畯、曾孙，虽着墨无多，但各有各的身份动作，给人以真实感受。凡此均体现出诗作的艺术魅力，给人无穷回味。
边塞诗大都以词情慷慨、景物恢奇、充满报国的忠贞或低徊的乡思为特点。常建的这首《塞下曲》却独辟蹊径，弹出了不同寻常的异响。
这首诗既未炫耀武力，也不嗟叹时运，而是立足于民族和睦的高度，讴歌了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平友好的主题。中央朝廷与西域诸族的关系，历史上阴晴不定，时有弛张。作者却拈出了美好的一页加以热情的赞颂，让明媚的春风吹散弥漫一时的滚滚狼烟，赋予边塞诗一种全新的意境。
诗的头两句，是对西汉朝廷与乌孙民族友好交往的生动概括。“玉帛”，指朝觐时携带的礼品。《左传·哀公七年》有“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之谓。执玉帛上朝，是一种宾服和归顺的表示。“望”字用得笔重情深，乌孙使臣朝罢西归，而频频回望帝京长安，眷恋不忍离去，说明恩重义浃，相结很深。“不称王”点明乌孙归顺，边境安定。乌孙是活动在伊犁河谷一带的游牧民族，为西域诸国中的大邦。据《汉书》记载，武帝以来朝廷待乌孙甚厚，双方聘问不绝。武帝为了抚定西域，遏制匈奴，曾两次以宗女下嫁，订立和亲之盟。太初间（前104－前101），武帝立楚王刘戊的孙女刘解忧为公主，下嫁乌孙，生了四男二女，儿孙们相继立为国君，长女也嫁为龟兹王后。从此，乌孙与汉朝长期保持着和平友好的关系，成为千古佳话。常建首先以诗笔来讴歌这段历史，虽只寥寥数语，却能以少总多，用笔之妙，识见之精，实属难能可贵。
一、二句平述史实，为全诗铺垫。三、四句顺势腾骞，波涌云飞，形成高潮。“天涯”上承“归去”，乌孙朝罢西归，马足车轮，邈焉万里，这辽阔无垠的空间，便隐隐从此二字中见出。“静”字下得尤为有力。玉门关外的茫茫大漠，曾经是积骸成阵的兵争要冲，如今却享有和平宁静的生活。这是把今日的和平与昔时的战乱作明暗交织的两面关锁的写法，于无字处皆有深意，是诗中之眼。诗的结句雄健入神，情绪尤为昂扬。诗人用彩笔绘出一幅辉煌画卷：战争的阴霾消散净尽，日月的光华照彻寰宇。这种理想境界，体现了各族人民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崇高理想，是高响入云的和平与统一的颂歌。
“兵气”，犹言战象，用语字新意炼。不但扣定“销”字，直贯句末，且与“静处”挽合，将上文缴足。环环相扣，愈唱愈高，真有拿云的气概。沈德潜诩为“句亦吐光”，可谓当之无愧。
常建的诗作，大多成于开元、天宝年间。他在这首诗里如此称颂和亲政策与弭兵理想，当是有感于唐玄宗晚年开边黩武的乱政而发的，可说是一剂针砭时弊的对症之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