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小令最显著的特色，是布局上的天矫流动。题云“野渡新晴”，照常法当是先介绍“野渡”，再描写“新晴”如何。但此作全然不同，从一处小小的“孤村”写起。这孤村孤得可怜，只有两三户人家，住着的则是清一色的种地的农夫，如今则再加上一位外来借居的作者。起首的这两句如果非要对照题目的话，恐怕只能应上一个“野”字。然而这种僻野的环境与朴野的情味，却为曲题的展现拓出了绝大的地步，这在下文自有分解。
作者撇开“野渡”暂不交代，到三、四句先述出“新晴”。妙在它得自于野叟田父的口中，更妙在是从“今朝绿水平桥”的征象中，回点出昨日的雨，也即以雨后的余情来衬出“新晴”。为什么说这种迂回的写法妙呢，原来从前面“终日对野叟田父”的介绍中，已见出作者习惯了孤村隔绝的生活，足不出户，内心处于平静恬和的状态；如今听村民提起昨夜的大雨、今朝的溪涨，便油然产生了出门观赏大自然美景的愿望。这“晴”连作者也是骤然意识，难道还不“新”吗。——这是从“新近”、“新奇”的一面来说“新晴”。
〔幺〕篇的起首两句，便顺势写出了出村所见的春天景色。“岩穴云归”更显出了湛湛碧天，一行白鹭熬过了宿雨的洗礼，至此正好展翅翱翔。这两句充实了“新晴”的内涵，而这里的“新”，就是“新丽”、“新鲜”的意境了。
读下去已经到了结尾，还没有找到“野渡”的字面。但从末两句宕开一笔的诘问中，读者足以明确作者已远远走出了孤村。再掩卷细细领味，方发觉处处是伏笔隐线。原来“孤村三两人家住”，自与外界隔绝。从中间四句的内容可知，隔离物是一道溪水。溪上有桥可渡至“溪南”，过了溪便有“岩穴”，有“白鹭”，则溪流已来到它的出口，即注入一道更为宽阔的水面。作者“芒鞋竹杖行春”，行到处正是这片水域边上的渡口。正因渡口要道自非“三两人家”的孤村可比，所以作者才有“问底是青帘舞处”的欲望。可见这“野渡”，明明白白存在于作者的行云妙笔之中。田父从“野渡”而来，他们的介绍激成了作者的出行；而诗人的悠闲踏春，信意适兴，则充分展现了“野渡新晴”所具有的诗情画意。这种诗情画意最显著的特色是大自然的朴野本真，而这种野兴、野趣，在一开始的起首两句中就已潜伏了。清刘熙载在《艺概》中总结布局方法时说：“局法有从前半篇推出后半篇者，有从后半篇推出前半篇者。推法固顺逆兼用，而顺推往往不如逆推者。”该篇的“局法”，从“新晴”的表现上是前半推出后半，从“野渡”的表现上则是后半推出前半；“推法”则皆为后文补足前文的逆推。笔力劲健，笔势游动，恰恰契合了作者回归大自然的旷达心情。
北宋初期，薛居正编写《五代史》（《旧五代史》），认为王朝的更迭是由于天命所致，欧阳修对此不以为然。他自己动手撰写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记》（《新五代史》），以史为鉴，以期引起宋朝统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问世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视。欧阳修发议论喜欢用“呜呼”。《东皋杂志》的作者说：“神宗问荆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对曰‘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余为公真不曾仔细看；若仔细看，必以呜呼为是。”这正说明了欧阳修编写这部史书的用意。
这篇序文与其说是写伶官，不如说是写庄宗。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断之人，打仗时勇谋兼备。作者写他由盛转衰，教训十分深刻，十分惨烈。作者先从王朝更迭的原因写起，落笔有力，足警世人。这正是陆机在《文赋》中讲的“立片言以居要”。应该说，欧阳修的历史观比薛居正深刻，他认识到了“人事”的重要性。然后，作者回顾历史，概述了庄宗临危受命的情景。这段描述，言简意赅。随后，作者用对比的手法描述了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这是文章的重点。“方其……可谓壮哉！”极言庄宗志得意满，又为下文张本。“及仇雠已灭……何其衰也”，犹如从万丈高空跌落下来，与先前形成强烈反差。这样的对比给读者的印象极为深刻。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描述景象，而是总结历史教训。开头的“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虽然否定了天命之说，但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观点。当描述完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后，作者开始总结历史教训了。他先引用古书上的话，意在告诉读者，这个道理古人已经知道，庄宗没有记住前贤的话。然后作者道出自己的体会：“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读者至此，会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看来，贤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见解。
从庄宗的盛衰史中，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敌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条件。有敌人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因为他能使你警钟长鸣。庄宗之所以“壮哉”，就是因为敌人存在，激励他发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业，告慰先王在天之灵。当敌人被消灭后，天下平定，庄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从此便沉溺于声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国家。像庄宗这样的人，他的敌人被消灭，也就预示着他自己开始走下坡路。
欧阳修在文章最后写道：“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庄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最后死在自己宠幸的伶人手里。这个现象启示我们，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边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这些因素由小积大，由少积多，最后来个总爆发。这就启示我们，要防微杜渐，发现不良的苗头，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欧阳修的这句话，其实是写给北宋最高统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政权，正是因为不能自强，所以最后也落得个“身死国灭”。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也是这样惊人地相似。
沈德潜评论本文：“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此言达哉！
这首小令歌咏元朝时夏日的田家生活景象。该曲有人有景，通过捕捉描写农村忙里偷闲的闲适生活片段，歌咏了劳动人民摆脱人世是非纷扰的淳朴愉悦，表达了作者对官场钩心斗角竞争的反感和对隐居平和生活的向往。该曲是一首非常具有口语特色和元曲风味的本色作品。
沙三、伴哥是元曲中常见的诨名，形象多为农村的毛头小伙子，粗劣、冒失、缺乏教养。但这支散曲却是表现他们的顽皮可爱，“沙三、伴哥来嗏”，让他俩风风火火、大大咧咧地登了场。作者交代他俩适才“只为捞虾”，顺手带出了农村夏日闲暇中的一则生活镜头，是忙中偷闲之笔。两人还是满腿子捞虾沾上的青泥，言“两腿”而不言两手，可知手已洗过。顾手不顾脚，其冒失、急迫的情状如在眼前。两名小伙子直奔杨柳荫下，取出揣着的西瓜，磕破便捧着大快朵颐。这当然有天气炎热的因素，但从上下文的蛛丝马迹来看，这西瓜恐怕也如“捞虾”一样，都非得之于正途，元无名氏〔寨儿令〕有“沤麻苎斗摸泥鳅”，“偷甜瓜香喷喷”之句，写的也是伴哥、王留这些小伙儿的生活故事，可为注脚。
由沙三、伴哥的分食西瓜，引出了第三者小二哥。这个小伙子趴在碾场的大石碌碡上，尽管垂涎三尺，但想到西瓜“来之不易”，故只能隐忍不发。只是因为西瓜的吸引力，把个颈子伸得好长。作者将这一形状比作碌碡上倒扣着一面琵琶，真是形象万分。从人物姿态动静各别的画面中，也可见到小二哥的憨厚。
在对人物画面作了生动写照后，作者的诗笔转向了田野的夏景。“荞麦开花，绿豆生芽”，处处是一派葱茏的生机。这虽是平凡的田间景色，但在农村质朴、怡和的生活气氛下，却显得亲切可爱。于是作者心中油然生起了艳羡之情。农村生活虽然陋朴，却“无是无非”，轻松而充满人情味。末两句的赞美，实际上隐含着对官场钩心斗角竞争的反感及对隐居平和生活的向往。这是在描摹农村夏日的一角生活小景后所得的感受，故有水到渠成之感。
辽阔中原的沦陷和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的历史巨变，如地裂天崩一般震荡着整个赵宋王朝。然而，面对惊人笳鼓、半壁江山，以宋高宗赵构和宰相秦桧为代表的大官僚地主贵族集团，依然流连于灯火楼台，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为了苟且偷安，他们不惜卖国求荣，俯首听命于金人；对内则煎迫百姓，构陷忠良。社会的急剧变化，也震撼了文坛，许多作家，目睹凄惨苍凉的景象，忧虑动荡危难的局面，为拯救国家，收复中原，献策献计，也写下了不少慷慨激昂之作。但是，“诸君尚守和戎策，志士虚捐少壮年”，最后，他们都只能洒下那“爱君忧国孤臣泪”而徒怀一颗“临水登山节士心”了。
张元干是南宋著名爱国词人，他这首《卜算子》写于他退居故里游览山水之时。
上片写景：清柔、高远。
“风露湿行云，沙水迷归艇”：“沙水”，即沙溪，闽江上源之一。句意谓：独自摇荡着一叶小舟在静夜里归来，爽风夜露，行云舒卷；沙溪上，飘浮着淡淡的雾气，使小舟迷失了归路。一起句，作者就用“风”“露”“云”“水”“艇”几个字，淋漓地描绘出了一幅夜间泛舟归来清幽、静逸的画面，显然是环绕着归艇来“布景”的。接下来就引出艇上之人了：“卧看明河月满空，斗挂苍山顶。”小艇既已迷失航路，人也好借此机会躺上一躺，于是，枕着小舟，抬眼望去，那深远的天宇上，银河横亘，月华明朗，北斗七星闪烁在静穆的苍山顶上。这一句所织成的意境与前句紧承，依然是悠然闲适，但却显出博大的气势。
下片抒情，深沉、壮烈。
宇宙的辽阔，星月的永恒，常会引出人们的千古思绪：“万古只青天，多事悲人境。”句意谓：历史长河悠悠流转，唯有那茫茫苍天永存，在这个多灾多难的时代，人生境况是如此悲凉。到此句，着一“悲”字，则前面的“静”非“静”，“闲”也非“闲”了。此处作者思古抚今，大有唐代诗人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情怀。歇拍二句是：“起舞闻鸡酒未醒，潮落秋江冷。”句意谓：心中沉闷极了，只说一醉方休罢了，不料醉中也挥舞起宝剑来；沙溪的潮水退下去了，深夜的秋江变得更加凄清寒冷。张元干在《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中也有“谁伴我，醉中舞”之句，与此同一机杼。“起舞闻鸡”，据说晋代祖逖与刘琨共被同寝，中夜闻鸡而起床舞剑。这里作者借用典故，既回映上文思古之心，又抒写了自己壮志难酬的幽怨。全词就在这一腔愁苦难遣之情中使抒情达到高峰时戛然而止，但那韵外之味却袅袅绵延不绝。
这首词在形式上，上片写景，下片抒情，但上下片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景色清丽寓幽怀独抱；意象阔大衬悲壮情怀。景为情设，情由景生，又一次展示了张元干“长于悲愤”的词风。
这首诗在江南秋雨成灾的背景下创作而成，诗中描绘了江浙一带农民的悲惨生活情景和作者的深切同情，以及对苛税弊政的揭露抨击。全诗分为二大段，前八句为第一大段，写雨灾造成的苦难，后八句为第二大段，写虐政害民更甚于秋涝。这首诗叙事抒情，间用议论，写得真实动人，含蓄而情深。
诗的开头二句写今年粳稻的成熟期甚晚，幸亏没有多时秋天就来到了。点明了秋收的季节。紧接着诗人运转笔锋，直写雨灾。“霜风”二句写滂沱大雨使快成熟的粳稻无法开镰收割。爬梳的农具因长期大雨潮湿而发了霉，镰刀也生了锈。这里用农具“出菌”、“生衣”来表现灾情之严重，使常景变成了奇句，显示出诗人独特的艺术才华。
“眼枯泪尽雨不尽”，这是化用杜甫《新安吏》：“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的诗意。在即将收割的秋季遇上连续如注的大雨，农民必定忧心如焚，伤心得落尽眼泪。必不忍心看着金黄色的稻穗倒伏在泥田里。“茅苫”二句由内心的伤痛转写抢收的行动。为了抢救粳稻，农民在田头边搭起了茅草棚，住宿在里面看管了一个月。好不容易盼到了晴天，赶紧抢收运载而归。然而他们却不能享受这辛勤劳动得来的果实。
“汗流”以下八句通过谷贱伤农的事实，抨击了造成钱荒的新法流弊。诗人先叙述农民担粮入市，汗流浃背，磨肿肩膀；后写米价低贱就同糠和碎米一样。经过多么艰苦的劳动，换来的却是那么微薄的收入。“卖牛”二句承上揭示了赋税的繁重。农民无奈只有卖牛凑钱纳税，为了烧饭，只得拆下屋里的木头，以解救燃眉之急，而顾不上明年的饥荒。这种夸张的笔墨，与司马光在熙宁七年（1074年）《应诏言朝政阙失状》中所写农民“若值凶年，无谷可粜，吏责其钱不已，故卖田，则家家卖田；欲卖屋，则家家卖屋；欲卖牛，则家家卖牛”一样，都是片面的夸大言辞。不过，在新法条例中，如青苗法、免役法等都规定赋税要钱不收米。当时百姓有米而官府不要米，百姓无钱而必要钱。这就造成一时米贱钱荒的社会问题。诗中“官今要钱不要米”，触及时政流弊的实质。“西北”句是指当时为了抗击西夏，王安石采用王韶的建议，对西北沿边羌人蕃部进行招抚，虽有利于巩固边防，但也花费了不少钱。这必然加重人民的负担，而官吏催逼，唯钱是求，使农民走投无路，难以为生。最后二句借用典故收结，把全诗的气氛推到了高潮。龚遂任勃海太守，黄霸任颍川太守，他们都是以恤民宽政著名的官吏。这里的“龚黄满朝”是带着明显嘲讽意味的。“河伯妇”，是用《史记》中西门豹传的故事。在战国时邺县豪绅与女巫假托“河伯娶妇”，敲诈勒索，残害百姓。西门豹任邺县令时，为民除害，施计把巫婆投入河中。作者借用来表明百姓被逼得无路可走，不如投河自尽。这种用意苏轼后来在元祐元年（1086年）写的《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中说得很明确：“二十年间，因欠青苗，至卖田宅、雇妻子、投水自缢者，不可胜数，朝廷忍复行之欤？”
苏轼这首讥讪新法的诗篇，它的特点并不是用政治图解的方式来表达思想倾向，而是选取典型的生活情景和人物的行动，通过叙事抒情，间用议论的方式，形象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真实动人。全诗的结构布局紧紧扣住诗题的“叹”字，写得层次分明而又步步深入。首先叹息稻熟苦迟，其次哀叹秋雨成灾，复次喟叹谷贱伤农，末以嘲讽官吏，逼民投河作结，更令人怵目惊心。整个诗篇的字里行间充满了诗人对劳动农民苦难遭遇的深切同情，尽管这是与反对新法的偏见交织在一起，也是不能轻易抹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