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诗首联写接文书的情况；颔联写诗人的心情；颈联写对农村生活的眷恋；尾联写诗人自己只适合在农村躬耕自食。全诗通过对一次征召赴任行程的描写，抒发了诗人为国事奔忙义不容辞的责任感和对于田园生活的留恋之情。该诗未脱宋人以散文为诗的风气，但有所创新，平淡清远，饶有风趣。
首联扣题，写“被檄夜赴邓州幕府”的情景。当时金朝北拒蒙古，南防南宋，国势日危，所以曾下诏，凡事关军国，七品官职以上者，虽在丁忧，亦在征调之列。故“幕府文书”四字下笔沉重，它不仅说明下发文书机构的权威之重，而且还意味着这是军令如山，不能抗拒。下继“鸟羽轻”三字以进一步说明所见文书的紧急。此处“轻”字一语双关，既指鸟羽之轻，也指传送之捷。“敝裘羸马月三更”，当诗人接到幕府的紧急文书后，一刻也不敢迟延，立即连夜动身赴召。三更半夜，春寒料峭，月色凄迷，世人这时都在温暖的梦乡中，而诗人却因为身在仕籍，“被檄”告别妻子儿女，孤零零地一个人夜踏征程。再看看身上披的“敝裘”，坐下骑的“羸马”，不明言怨而怨气已九曲回肠。
颔联接写“夜赴邓州”的感想。诗人向以归隐为超凡脱俗，而今虽在丁忧，仍不免被征为官，难以脱卸世事，故联想起“未能免俗”的典故来，不禁自觉好笑。“岂不怀归”亦是古诗成句。诗人由被迫赴征进而联想到此诗，说明自己并非留恋官职而甘于抛妻别子，而是因为军令如山，期程紧急，无可奈何，迫不得已。此二句沿用成语，以故为新，用典属事，极为精当贴切。且多为虚字，前果后因，勾连呼应，构成乍看不似对句而实则字字工对给人以气韵活脱、动宕流走的流水对，这种散文式的句法，来源于杜甫，极见诗人的功力。
颈联转写次日白天路上所见之景。诗人整个白天骑马赶路，所行路程很长，所见事物景观也必很多，但他只用这两句诗来突出总括其沿路所见。诗中出句是点的描绘，侧重于听觉；对句是面的概括，侧重于视觉。前者像幅浓抹重染的工笔画，后者像是简约疏淡的写意画。二句合力构成一幅春光明媚、气象升平的农村乡野图。按说当时金朝土地日缩，战争频繁，所需开支，皆赖河南一地供给，征敛无度，河南农村绝不会有如此升平祥和的繁荣景象，诗所描绘的多有诗人理想化的成分，表现出对农村闲适生活的追味和怀恋。
尾联“此生只合田间老”，紧承颈联。诗人见景生情，认为自己生性闲淡疏放，这陂塘春鸭、桑柘晚烟，景色如画，正是自己向往依居、终老天年的理想所在。“谁遣春官识姓名”，从反面着笔，遥应诗题，回合全诗。诗人三十二岁时中进士第，曾得礼部尚书赵秉文等的鼎力推荐。如今被迫应征，不得归隐田园，全怪当年误人仕籍，追思起来，悔恨之余，进而怪罪“究竟是谁遣使礼官赏识我的姓名呢？”因疏放之才而得名，现在又反被名所累，逼迫俯仰官场，诗人由事及理，感慨深长，有“篇终接混茫”之致。
出仕与归隐，是长期困扰诗人的心理矛盾。诗人被迫应征，触事感怀，欲隐不得的遗憾遂占据心头。该诗在开始描述军令如山，不可违逆及半夜赶路、衣单形只之后，又从正面着笔，倾诉此事所直接导致的空持清高而“未能免俗”和亲人难聚、有家难在的感叹；接着再从反面着笔，通过对途中景物的理想式的描绘，反映出自己对田园生活的深切向往；最后通过对仕隐矛盾的对比观照，深切地认定自己人生旨趣的归宿所在，对从前误入仕途而如今为名所累的行迹懊悔不已，怨恨再三。诗人就是这样围绕出仕在心中引起的波澜，从正反两方面往返曲折，纵深发展，“愈折而意愈深，味愈隽”。在语言方面，诗人活用典故，以故为新，句法冲折拗峭，明显接受了黄庭坚的影响。
诗中运用了设问和借景抒情的表达技巧，写下了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社会状况，而作者不得不周旋其中，从而表现了弘济上人的高洁。
《秋夜寄僧》没有运用精工华美的辞藻，而这也是欧阳詹一贯的诗词风格，欧阳詹的诗虽谈不上新奇，却很讲究炼饰。他继承了同时期诗人陈去疾清新洗炼的语言风格， 在用词炼意和声调格律上都十分讲究， 尽量避免押险韵，最忌用生僻词语，这就使他的诗不仅浅显平易，通俗易懂, 而且韵律和谐，读起来琅琅上口，文字质朴，却富有味。
开头前两句先言明自己的处境，想脱离官场，但又不忍，最终不得不周旋其中。二句虽是问话，实则自己心中早有答案，从而引导出对僧人的赞扬。意为“如今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我还不得不周旋于其中，只有您却还与德为邻，佩有美好德行。”十几年求宦的道路上，欧阳詹艰难地抗争，苦苦地挣扎。痛苦的现实，刻骨铭心的人生历程，成了欧阳詹赋作最核心的表现内容。
在后两句中诗人运用了自己所擅长的取材、 布景和造境的写作方式，“为什么呢？看那月光多么明朗，虽然照着千座峰峦，实是受感动而且只照您一人。”在诗中，他不是孤立地抽象地说教，而是把情与理置于形象的描写之中 , 在鲜明完整的意象中以借物言志即景抒情的方式表现个人的思想和情感，刻画传神，细致入微。抒写了他对弘济上人的怀念情绪的同时，把老僧的品德、感天动地月为之明的情形写了出来，可见诗人内心潜在的不须言明的感情。
这首诗在江南秋雨成灾的背景下创作而成，诗中描绘了江浙一带农民的悲惨生活情景和作者的深切同情，以及对苛税弊政的揭露抨击。全诗分为二大段，前八句为第一大段，写雨灾造成的苦难，后八句为第二大段，写虐政害民更甚于秋涝。这首诗叙事抒情，间用议论，写得真实动人，含蓄而情深。
诗的开头二句写今年粳稻的成熟期甚晚，幸亏没有多时秋天就来到了。点明了秋收的季节。紧接着诗人运转笔锋，直写雨灾。“霜风”二句写滂沱大雨使快成熟的粳稻无法开镰收割。爬梳的农具因长期大雨潮湿而发了霉，镰刀也生了锈。这里用农具“出菌”、“生衣”来表现灾情之严重，使常景变成了奇句，显示出诗人独特的艺术才华。
“眼枯泪尽雨不尽”，这是化用杜甫《新安吏》：“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的诗意。在即将收割的秋季遇上连续如注的大雨，农民必定忧心如焚，伤心得落尽眼泪。必不忍心看着金黄色的稻穗倒伏在泥田里。“茅苫”二句由内心的伤痛转写抢收的行动。为了抢救粳稻，农民在田头边搭起了茅草棚，住宿在里面看管了一个月。好不容易盼到了晴天，赶紧抢收运载而归。然而他们却不能享受这辛勤劳动得来的果实。
“汗流”以下八句通过谷贱伤农的事实，抨击了造成钱荒的新法流弊。诗人先叙述农民担粮入市，汗流浃背，磨肿肩膀；后写米价低贱就同糠和碎米一样。经过多么艰苦的劳动，换来的却是那么微薄的收入。“卖牛”二句承上揭示了赋税的繁重。农民无奈只有卖牛凑钱纳税，为了烧饭，只得拆下屋里的木头，以解救燃眉之急，而顾不上明年的饥荒。这种夸张的笔墨，与司马光在熙宁七年（1074年）《应诏言朝政阙失状》中所写农民“若值凶年，无谷可粜，吏责其钱不已，故卖田，则家家卖田；欲卖屋，则家家卖屋；欲卖牛，则家家卖牛”一样，都是片面的夸大言辞。不过，在新法条例中，如青苗法、免役法等都规定赋税要钱不收米。当时百姓有米而官府不要米，百姓无钱而必要钱。这就造成一时米贱钱荒的社会问题。诗中“官今要钱不要米”，触及时政流弊的实质。“西北”句是指当时为了抗击西夏，王安石采用王韶的建议，对西北沿边羌人蕃部进行招抚，虽有利于巩固边防，但也花费了不少钱。这必然加重人民的负担，而官吏催逼，唯钱是求，使农民走投无路，难以为生。最后二句借用典故收结，把全诗的气氛推到了高潮。龚遂任勃海太守，黄霸任颍川太守，他们都是以恤民宽政著名的官吏。这里的“龚黄满朝”是带着明显嘲讽意味的。“河伯妇”，是用《史记》中西门豹传的故事。在战国时邺县豪绅与女巫假托“河伯娶妇”，敲诈勒索，残害百姓。西门豹任邺县令时，为民除害，施计把巫婆投入河中。作者借用来表明百姓被逼得无路可走，不如投河自尽。这种用意苏轼后来在元祐元年（1086年）写的《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中说得很明确：“二十年间，因欠青苗，至卖田宅、雇妻子、投水自缢者，不可胜数，朝廷忍复行之欤？”
苏轼这首讥讪新法的诗篇，它的特点并不是用政治图解的方式来表达思想倾向，而是选取典型的生活情景和人物的行动，通过叙事抒情，间用议论的方式，形象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真实动人。全诗的结构布局紧紧扣住诗题的“叹”字，写得层次分明而又步步深入。首先叹息稻熟苦迟，其次哀叹秋雨成灾，复次喟叹谷贱伤农，末以嘲讽官吏，逼民投河作结，更令人怵目惊心。整个诗篇的字里行间充满了诗人对劳动农民苦难遭遇的深切同情，尽管这是与反对新法的偏见交织在一起，也是不能轻易抹煞的。
这首诗表达了他对眼前市井众生的观感，但诗中绝没有那种慧眼看世界的达观，而更像是晨起（或者干脆一夜没睡）后对眼前劳碌营生所发的牢骚。
在这首诗中，诗人李贺看似没有出场，字里行间却都渗透着李贺的影子——他观望着为生计奔波忙碌的人们：“己生须己养，荷担出门去。”看到这种景象，得道的隐者高上可能会淡淡一笑，矢志“独善、兼济”的人志士可能会激起建功立业、济助苍生的冲动，结营的市侩小人可能会盘算着应该如何去谋得个人名利，引车耕田的俗众可能会迫切地希望加入其中，开始他们的市井人生。唯有李贺站在人群的边缘，没有哪个人群是他真正的归属，他只是个观塑者。眼前的每一扇门似乎都向他敌开着，他都想推开看一看，但是每个房间都没有他的位置。他俨然是个无家可归的人，这个闹市对他来说无异空巷。
然而他没有退路。严君平与韩伯休那样的高士早已经远逝了。严君平以出世之心投入市井人生，承担了众生的”"人生导师”角色。康伯休以“高尚道德化身”的角色于市井，为避名而归隐，名声反而更噪。李贺不能效法严君平与康伯休中的任何一个。他想从平凡的市井人生中抽身出来，但他又不得不为了简单而严酷的生存不情愿地加入这个灰色的市井；他总在幻想着求取功名，但是功名却迟迟不肯光顾他，更谈不到像康伯休那样避名了。
这篇散文叙述了谏官的来历，阐明了谏官的责任和应具备的品德以及谏官石刻的由来，告诫谏官们要恪尽职守。全文结构简短，层次鲜明，笔锋犀利。
开头“古者谏无官”，用意不在此，而是为了说明“无不得谏者”。相传尧时曾设鼓于庭，使民击之以进谏。古时虽无谏官。但人人都可以进谏。到了汉代，才开始设置谏议大夫，专掌指陈朝政缺失之职。行文至此，从“无（谏）官”到“置（谏）官”，说明了谏官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因而接下来关于谏官“为任亦重矣”的议论，就是水到渠成之笔。既然责任重大，身为谏官，就有个怎样尽职的问题，作者是从方法和品德两方面来阐述的：就方法讲，“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就品德讲，当抱定不为自身谋名逐利的宗旨。“彼汲汲于名者，犹汲汲于利也”。谏官本无什么实权，看上去与“利”没有什么关系；但谏官的名声很重要，声名狼藉的谏官，不能取信于人。以上仅一百字的篇幅，行文却周详，面面俱到，文字简洁利落。最后以天禧、庆历、嘉祐三个年号冠头，将设置谏官、谏院题名、易版为石三件事交代得清清楚楚。四十个字，跨越四十余年，可谓惜墨如金。
文章起笔突兀，收笔凛然，为文章增色不少。作者记谏院题名，落笔首句却是“古者谏无官”，不读下文，读者不知道从何说起，陡峭之笔，增强了文章的吸引力。收笔“某也忠，某也诈，某也直，某也曲”，面对后人“历指其名”作不留情面的评判，人人凛然生畏。诚如作者所言，“可不惧哉”。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敢于直谏，体现了不阿谀奉承，举忠斥奸，不为身谋的精神。作者曾说自己平生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事是不能对人讲的，其廉洁奉公、以节俭为乐的品德，一直被人传颂，而这篇散文则是他这一品质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