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绮罗幕后送飞光,柏栗丛边作道场”句,是写国民政府政客和他们的御用文人的奢靡生活和假慈悲的伪道学形象;那些政客和御用文人生活奢靡,在骄奢淫逸中虚度光阴。同时,为了掩盖他们杀人无数的凶恶嘴脸,装做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样子,在杀人场边作道场和法事,口口声声要超度亡魂和救下民于劫难之中。正如鲁迅在《准风月谈·查旧帐》中所描述的军阀、政客的善变和不认旧账:“今之名人……他要抹杀旧帐,从新做人,比起常人的方法来,迟速真有邮信和电报之别。不怕迂缓一点的,就出一回洋,造一个寺,生一场病,游几天山:要快,则开一次会,念一卷经,演说一遍,宣言一下,或者睡一夜觉,做一首诗也可以;要更快,那就自打两个嘴巴,淌几滴眼泪,也照样能够另变一个人,和‘以前之我’绝无关系。”首联通过绮罗幕后的奢靡生活,杀人场边的道场,描写了他们假慈悲的虚伪生活。揭露了国民政府政客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倡导拜佛念经,宣扬迷信,推行愚民文化,使得整个文化艺术界一片邪靡之气。
颔联“望帝终教芳草变,迷阳聊饰大田荒”句,进一步写了文化艺术界景况的荒芜。子规一啼,自然使芳草变,象征着国民政府的统治下,文坛的惨遭摧残,一些文人的变节转向、刊物和作品的被禁,使得文化艺术界荆棘一片。
颈联“何来酪果供千佛,难得莲花似六郎”句,则讽刺了国民政府政客及其御用文人的无能,鲁迅嘲笑他们的无能平庸,产生不出什么作品。鲁迅在1935年2月4同致杨霁云的信中说:“阮大铖虽奸佞,还能作《燕子笺》之类,而今之叭儿及其主人,则连小才也没有,‘一代不如一代’,盖不独人类为然也。”正是很好地对此联作了解读:没有什么供品可以供奉千佛,也没有什么好的戏剧作品可以娱神佛和乐众,也只能难为如梅兰芳这样的艺人了。
尾联“中夜鸡鸣风雨集,起然烟卷觉新凉”句,既写了作者写作此诗时的情境,也象征着作者对进步的文化艺术界的前途和民族未来的自信的看法。正是秋夜,风雨交集,但毕竟是己到夜中,且有鸡鸣之声,天就快要亮了,象征着作者所预见的中国和民众终将觉醒的信心,黎明终将来临。于是作者点燃了一支烟,又振奋精神开始写作作品。
全诗含意深广,概括力强,对比鲜明,讽刺尖锐。通篇以形象入诗,活用典故与比喻,语言含蓄,旨意精微,脉络清晰。
《海赋》是木华仅存的一篇赋,为赋史上同类题材的扛鼎之作。作品以大海为观照与描写对象,综合的运用了铺陈、比喻、想象、夸张等手法,气韵生动、绘声绘色地展现了大海的“为广”、“为怪”、“为大”的面貌与特点,反映了魏晋时代人们对文献典籍关于海的既在的知性理解和具有航海经历者对海的感性认识。在作者笔下,大海“浮天无岸”,“波连如山”,雄伟壮阔,诡异变幻;大海一旦震怒,则“崩云屑雨”,“荡云沃日”,舟子渔人,萍流浮转;大海极其富饶,太颠之宝,隋侯之珠不足为贵;大海神奇莫测,“群仙缥缈,餐玉清涯”令人遐想。如果说,类似的内容在木华之前的赋海之作中已有表现的话,那么在遵循这一内容框架的前提下,又进一步扩宽艺术层面,加大描写力度,结合现实生活,联系社会人生,从而突出海的个性,则是作家匠心独运的创举。例如:“若乃偏荒速告,王命急宣,飞骏鼓楫,泛海凌山”的描写,显然已与封建王朝的升值生活发生密切的联系;“若其负秽临深,虚誓愆祈,则有海童邀路,马衔当蹊”,分明包含着作者的劝善惩恶的伦理说教;至于写舟人渔子“徂南极东”,溺死漂流的惨状,则无疑是航海术尚未昌明的中古时代的滨海居民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惟其如此,《海赋》之海已不单纯是神灵生息、主宰世界的奇诡世界,而成为人类征服自然的实践客体。
《海赋》描写细致生动,绘影传神,文笔简洁,对汉大赋罗列排比的传统‘体物’手法有重大突破,着意刻画具体事物的鲜明特点,从而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与审美品位。后世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李白的《早发白帝城》等都深受其启迪与影响。
在中国文学史上,不乏以孤篇名世的作家。西晋木华即以其瑰奇壮阔的《海赋》有名于当时,垂范于后代。
《海赋》一开始,述说舜帝还在做唐尧臣子的时代,天下洪水泛滥,万里无边无岸,百姓忧之。舜命大禹平水土,大禹开通弘渎,“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孟子滕文公上》),“凿龙门,辟伊阙”(《淮南子人间训),经过多年的辛勤劳动,然后,“江河既导,万穴俱流”,“於廓灵海,长为委输”,到这里,才拈出一个“海”字,步入正文。此前的一段笔墨,好比后世小说戏曲的“楔子”,楔出一大篇文章来。“其为广也,其为怪也,宜其为大也”三句,是承上启下的句子,提纲挈领的带出下文。
“尔其为状也”,是写大海的状貌神情。以下四句,说海水流动相连,既深且广,旷远无边。“波如连山,乍合乍散”,形容确当,得海波之神。“大明”二句,言月落与日出两个时辰,飓风骤起,海岛中飞沙飘石,激浪扬波,宛如天旋地转。“惊浪雷奔,骇水迸集”,确实令人惊骇。待到风静了,犹自余波吞吐,在高峻而不平的山岩中,澎澎有声。至于一些人入海岔流,出而复入,动摇不已,这仍是写海水的动态,写海岸线的情状,与对面的“蛮夷”地域隔海相望,有万里之遥,暗示大海的辽阔。以下设想边远地区如有向朝廷告急之事,那就可以凭借海路迅速传达。这里有一段很精彩的描写,转述恐失其真,就直接引原文吧:
飞骏鼓楫,泛海凌山。于是候劲风,揭百尺,维长绡,挂帆席,望涛远决,囧然鸟逝,鹬如惊鸟之失侣,倏如六龙之掣。一跃三千,不终朝而济所届。
看他写鼓棹挂帆,便渡海如飞,这似乎脱胎于《诗经.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谁谓宋远,曾不崇朝。”然而时代有了进步,内地的渡河、涉江,扩展到了航海,气魄之大,又迈越了前人。这是写海之广。
以下别出一景。大海遇到恶劣的天气,则风暴乍起,吹断帆樯,波冲浪突,似有海中神怪纷起作崇。古人不明台风海啸的起因,以为是神怪所为,但其结果是看到了,这就是“舟子渔人,徂南极东,或屑没于鼋鼍之穴,或挂罥于岑嶅之峰。或掣掣泄泄于裸人之国,或泛泛悠悠于黑齿之邦”;有些人是终于能够因回头风而送返家园……这是写海之怪,不过是从另外一面来写罢了,同时也可以见出海之广。
海之大,从启南北东西四至之广阔可知,统括为经过的途径,万万里而有余,给人以一个远大的概念。加以鱼龙变幻,神仙潜隐,有许多世间尚未闻知,未有名目的地方和事物,只能出之以大概的想象罢了。譬如说到海水极深之处,有五座神山,下分洪涛,上指青天,众仙所居,有巨鳌负之游走,漂浮南北不定。这一段采取《列子.汤问》之说。至于大海边有天产的珍宝,有水中的怪物,有居于水底的鲛人,有各种色彩的石头,有不同形体的鳞甲类动物,以及沙滩上云锦般的花纹,海螺巨蚌壳内绫罗般的光彩,又“阳冰不冶,阴火潜然”是指极地的冰山,与海中生物所发出的光。其中大多是可以见证的。还有大海中的鲸鱼,写其生时何等的威猛,失势后又是何等的悲惨。海边岩石上的禽鸟,自出生至羽毛长成,群飞嬉戏,“更相叫啸,诡色殊音”,又是何等传神的描写,绝无怪异之态了。这是大海的所藏之富,前者既足惊耳骇目,后者有时亲切有味。
末段又回到神仙、黄帝上面来。“黄帝仙登于天”,见于《史记.五帝本纪》。秦皇、汉武之好神仙,亦见于《史记.封禅书》。而大海中蓬莱中的蓬莱三神山,为众仙所居,已见上文。如此历代相传的观念,木华不能不受影响。借海以写神仙,或借神仙以写海,二者都兼有了,笔调也颇有清致。如“群仙缥缈,餐玉清涯。履阜乡之留舄,被羽翮之礻参 纟丽 。翔天沼,戏穷溟,甄有形于无欲,永悠悠于长生。”确有飘飘欲仙的气息;没有这些,也许《海赋》不会写得这么神奇美妙了。最后以概括性的文字归纳了大海的特点,赞叹大海的品格,说它多么广纳众流,虚心受物,得水之德,卑下自居。纳水愈多,潴蓄愈深,品物类生,无奇不有。这些都有根有据,或出于细心的观察,或由于合理的想象,使《海赋》能在中国赋史上屹立不衰,仍是以它写实为基础的构思在起作用,其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亦在于此。
此文是韩愈于元和十五年(820),在袁州任刺史时所作。韩愈和柳宗元同是唐代古文运动中桴鼓相应的领袖。私交甚深,友情笃厚。柳宗元卒于元和十四年,韩愈写过不少哀悼和纪念文字,这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综括柳宗元的家世、生平、交友、文章,着重论述其治柳政绩和文学风义。韩愈赞扬宗元的政治才能,称颂其勇于为人,急朋友之难的美德和刻苦自励的精神。对他长期迁谪的坎坷遭遇,满掬同情之泪。然而对于宗元早年参加王叔文集团,企图改革政治的行为,却极为之讳,措词隐约,表现了作者的保守思想。文中,韩愈肯定了柳宗元文学上的卓越成就,并揭示出柳文愤世嫉俗之情及其现实意义。全文写得酣姿淋漓,顿挫盘郁,乃韩愈至性至情之所发。
墓志铭,是古代文体的一种,刻石纳入墓内或墓旁,表示对死者的纪念,以便后人稽考。文章通常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序文,叙述死者的姓氏、爵里、世系和生平事迹;后一部分是铭文,缀以韵语,表示对死者的悼念和颂赞。这一篇墓志铭的铭文极短,是一种变格。
从全文中可看出两个比较含蓄之处:其一是暗示做人与做文的关系。其二是做人与做官的关系。合二为一,也就是要以人品为本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对于这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儒文化中的核心问题,韩愈的态度是相当客观的,他特别敬重柳宗元的为人,所以本文也就一直围绕着“人的品质”这个关键问题演进、发展,尽管自然段落较多,但上述中心思想却是脉络清晰,贯彻始终的。
此文之所以脍炙人口,千载流传而不衰,就是因为作者在文章里浸透和倾注了丰沛的情感。由此,愤激之笔频出,不平之鸣屡见,行文之中自然而然地打破了传统碑志文的形式,形成了夹叙夹议、议论横生、深沉蕴藉、诚挚委婉的特殊风格韵味。这一特点即便在最后一段铭文之处,也是非常明显的。铭文自古用四言韵文连缀而成,大都用来概括前面所述之事。可是韩愈却有意识地只写了三句有韵角却失体例的奇句单行,便就此搁笔。这难道仅仅是出于改革文体的考虑吗?如果后人能够理解到柳宗元对孱弱幼子的眷恋之心,那么韩愈这三句铭辞,也就是对死者最恰如其分,也最能使死者安息的话了。
作为文体之一的墓志铭自有其体例,例如前需追述墓主先代,后需交代身后安厝及子女情况,这都是为名人写墓志时不可省的笔墨。在写此类文章时,能积极利用体例,又不完全受它的限制方为上策。此文先述子厚先世,重在表现其刚直的节操风骨。后写裴行立、卢遵二人对子厚后事安排和家属抚恤的尽心尽力,表现他们生死不变的友情,这些都可与墓主风概相映照,而使全文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沈德潜评语说:“噫郁苍凉,墓志中千秋绝唱!”对此文概括得颇为到位。
这首词基本用赋体,直接抒情,写的是要“留春”。上片首句慨叹人生短促而忧患良多,使人联想到曹操的《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唯其如此,有志之士,更应互相勉励,互相鼓舞,及时地进德修业。这就是“子当为我击筑,我为子高歌”的意思。《 史记·刺客列传》: “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这里无非表现作者与杨子掞是那么志同道合,声气相应。接下去是虚写,让意境更开阔、更深远。“胸中云梦”,其实就是胸中块垒,是一肚子牢骚、抑塞之气,这是一层意思。但又说“云梦”也不过象“蒂芥”,显得怀抱宽广,心情旷达,把一些不如意的事,看成小事一桩,这又是一层意思。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中写到: 子虚夸楚有 “云梦”,方九百里,有山有水……但乌有先生却夸齐国“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 ”词中用这个典,是既承认自己胸中有“云梦”这样大的忧愤,又表示可以把它们看成“细故” (贾谊《鹏鸟赋》: “细故蒂芥,何足以疑! ” ),视如等闲。这当然有矛盾。因此前结两句就提到哲理高度来认识: “楚越等闲耳,肝胆有风波。”这是用《庄子》上的话:“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化为诗的语言就是说: 楚越虽为两国,存在矛盾,但就“同”的角度看,也就没有什么大了不起。肝胆同属一体,关系密切,但就“异”的角度看,也有矛盾和斗争( “风波”即不平,指矛盾、分歧)。这是一种哲理,一种思想方法,但实际上是一种聊以自慰的话。“肝胆有风波”不正暗指世上的风波险,行路难吗?
下片正面强调“成事在天” 而“谋事在人”,含有不汲汲于求取功名,而应当及时地充实自己之意。“几人尘外相视,一笑醉颜酡”是一种比较超脱的态度,也是另一种生活道路。作者似乎有意于此,但随即以“又恐”两字捩转。在“出世”还是“入世”的思想矛盾中,他还是取后者,因此说恐怕“青春背我堂堂去”(唐薛能句。“堂堂”即公然地),一事无成人渐老啊! 后结二句:“劝子且秉烛,为驻好春过。”点出本篇主旨。说秉烛夜游,就是要及时努力(曹丕《与吴质书》: “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 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 ),唯有这样才能留驻春天,不让美好的春光很快地过去。本篇虽用赋体,讲哲理,但不离形象思维,兼用象征比喻,因此毫无枯燥沉闷之感,相反颇觉真气洋溢,沁人心脾。
张惠言是“常州词派” 的创始人。他推尊词体,与风骚诗赋同列;强调比兴寄托,主张“意内言外”;他以治经方法说词,“义有幽隐,并为指发”,“缒幽凿险,求义理之所安”……而他的《茗柯词》正是他词学理论的认真实践。《茗柯词》虽仅四十六首,但质量都较高,其基本主题是“感士不遇”,那种对于“春”天的憧憬、希冀和追求,以及“求之不得”的痛苦、怅恨和怨诽之情。这正是封建社会里广大怀才不遇、有志难伸的知识分子的共同感情。而在艺术表现上则正如陈廷焯所说 “既沉郁,又疏快”。在《白雨斋词话》中特别强调“沉郁”,指出“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 (卷一)我们把这一段话去对照、鉴赏张惠言的词,包括他的代表作《水调歌头》五首,是会有所启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