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描写诗人作为太平宰相,在翰林院值班时所见春日熙熙、莺歌燕舞的融和景色。由此一院宁静和平的物象,引出对于“八方无事”的盛世的赞颂。即小见大,笔致清丽,歌咏承平光景而不落颂圣的俗套。
此诗侧重于写景,用以表现馆阁宁静,国家安定和平的盛世气象,所以前六句都是景色的描绘。首联写馆阁春日辉照,帘幌轻明,静谧恬淡的气氛。颔联推而广之,由馆内而院中而天下,均是一派春光明媚,天下太平繁荣景象。颈联转为工笔描绘,用黄莺啼啭,燕子双飞,既写安宁美好景色,又扣紧“春”日。末以抒发感受作结,自责自愧,切合馆中大臣身份,又将诗意归总于“禁林春直”,同时也透露出作者以前朝元老人宋做官的谨小慎微小态。全诗起承转合,顺序井然,诗风清丽温婉,颇有馆阁气象。虽不无粉饰之辞,但也可反映宋初气象。
在宋与西夏的多次战争中,宋军常打败仗,所以听到种谔米脂川大捷的消息使诗人兴奋不已。诗人颂扬了这场胜仗,认为它可以一扫西夏的嚣张气焰,使西北边塞安宁,种谔等人的功劳不在班超之下,可与凌烟阁的功臣并举。全诗构思严谨,属对工整,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和豪迈的气概,风格雄奇,意境开阔。
首联使用轻笔,点明战争已经取得胜利。“忽乘秋”,是说在深秋初冬,宋军突然发动攻击。“一夕收”,即一夜之间便把西夏兵消灭了,结束战事。这都说的是战争进展迅速,平中见奇,渲染了宋军的神奇莫测和迅捷勇猛。然而,诗中暗写宋军的强悍,西夏兵力的劣败。上句称颂“神兵”,下句贱称“妖氛”,爱憎分明。西夏政权的建立人之一李继迁曾经受过宋朝赠送的五州之地,并且担任节度使,而后背叛了宋朝,不以和睦相处,反以兵刃相向。加上王珪曾经为宋军督战而败北,那么他对西夏的感情可想而知,他对宋军此战取胜又是多么兴奋了。
颔联写战果,乐观地展望了大捷后安宁和平的边塞局势。一方面西夏军逃遁,一方面宋阵巩固,边境得以安宁。西夏人以游牧为主,每当秋高草肥时就闯入宋境掠夺。唐宋时把加强西北边防叫“防秋”。首句说宋军“忽乘秋”,即暗用“防秋”意。现在防秋胜利了,北人逃了,边境那边无声无息,所以说“匹马不嘶榆关外”。长城故址西起临洮,到明代加以重修,才以嘉峪关为西端。这里说“长城自起玉关头”,是一种泛泛说法,意思是长城如今得以有首有尾,完整地起到保卫宋朝江山的作用。把这个意思深化一层,就是有了种谔这样的良将,朝廷可以信赖他,就像可以凭仗的长城屏障一样了。这一层曲笔点到了题旨,引起后半篇的感想。
颈联盛赞种谔等人的卓越功勋。诗人没有直接颂扬,而是借用汉唐时代的两个典故,说种谔等人的功劳不在定远侯班超之下,可与凌烟阁的功臣相提并论。凌烟阁是唐太宗表彰武将战功的建筑物,因为把功臣像画在阁壁上,所以说“绘”。“别绘”,是说宋朝皇帝应该另外造阁,绘上宋将图像。一个“轻”字,大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自信和气概。
尾联语重心长地指出并不缺乏报国志士,像种谔这样的良将,一定会高举战旗,乘胜去收复失地凉州。“莫道”句以否定句式充分肯定了种谔等宋军将士的爱国思想。“行去”以轻松的口吻直抒豪迈之情。结尾特别提到凉州,值得一思。凉州在唐代本来已是边城,到宋代早已不属朝廷管辖了。南宋陆游念念不忘的“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也正是北宋王珪梦寐以求的。
这首诗字里行间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和慷慨激昂的感情。全诗构思严谨,布局恰当;属对工整,用笔稳健;风格雄奇,意境开阔,是一首颂捷奏凯的快诗。
明余庆的《从军行》虽然不比卢思道和杨素的军旅诗差,但他的名气、官位等可是比前两位差得太远了。《隋书》只是在他父亲的传后提到有关余庆的这么两句话:“子余庆官至司门郎。越王侗称制,为国子祭酒。”此处提到的那位越王杨侗原本是隋末战乱时的东都留守官,听说隋帝杨广被勒死,便在自己控制下的洛阳称起了皇帝,还自改国号为“皇泰”,结果还不满一年,便被那位乐争好斗、“残忍褊隘”的大军阀王世充幽禁后废而代之。明余庆呢,就是为这么个倒霉短命的“皇帝”陛下当“国子祭酒”,其出路和运程可想而知。
《从军行》全诗只八句,原文为:三边烽乱惊,十万且横行。风卷常山阵,笳喧细柳营。剑花寒不落,弓月晓逾明。会取河南地,持作朔方城。其白话大意是:边境地区的敌情警报频传而震惊,朝廷则拨发大军纵横于边塞。摆出精巧万变且可风卷边敌的常山阵法,扎定号角威鸣、军纪严明的细柳营盘。不畏严寒的士兵手中剑上的霜花凝而不落,通宵巡逻的哨卫伴着弦月直到天明。一定会象当年汉武帝收复河南地般驱除入侵者,在那收复之地也建一座朔方城般的胜利之城。这首诗除了用典处需略加拆析外,词句并非冷僻诘屈。首句的“三边”系称汉时设立的边地三州“幽、并、凉”州,“幽州”大抵为现今的河北北部及辽宁等地;“并州”相当今日的河北保定、山西的太原及大同一带;凉州则为现在甘肃、宁夏及青海皇水流域的诸地区。古代典籍常将“幽并”连用,此时指称的地域相当现今的河北、山西北部以及内蒙古、辽宁的一部分地区。诗毕竟不是地理学,多为意指而极少确指,此诗中的“三边”之谓也就并非要象这里的注明那般确切,无非是指称边境地区而已。
“从军行”是个乐府诗题,以前介绍卢思道的“从军行”时就提起过。据《乐府题解》的说法,“‘从军行’皆军旅苦辛之辞”,所以明诗与卢诗的共同点都在于述说了军旅之苦辛。他们的不同之处是在写法和着意上,卢诗求细,多至七言28句,不但写战事细腻,写家人对征人的思念也细腻,最后着意于汉夷间的民族和好,表明对战争的厌恶及对和平的向往;明诗求简,仅仅五言八句,一二两句写边关报警、汉师出征,三至六句概述战事的胜利和边地战场的寒苦,最后两句寄托着胜利后对敌方的处置方式的设想----象汉代那样建立专门的城堡、属地和户籍民事组织,把对方有效的控制管理起来。
虽说明余庆史传无名,却是名家之后。其父明克让算得上梁、周、隋三朝名士。明克让字弘道,山东平原人。《隋书.卷五十八》中居列传之首,里面记述说:“克让少儒雅,善谈论,博涉书史,所览将万卷”。而且早熟有为,14岁既就任参军,是一位少年参谋。早年是在南朝的梁廷为士,梁灭后在北朝的北周为官。隋文帝登基后,又被隋征召为官,且以侯爵加封。因其为官为文的名望具很高,隋前太子杨勇曾以师相尊,深为隋廷看重。隋文帝时的礼乐典故多由他参与修订编撰。隋文帝开皇14年(公元594年)明克让去世,享年70岁。或许是父辈的熏陶与影响吧,明余庆在隋末文坛上也算是小有名气,这里选录的诗便是其中的左证。
隋朝历时短,文人名流自然也少,而且其中多数是自北朝和南朝入隋的,前者如卢思道、杨素、薛道衡,后者如虞世基、虞世南等。有趣的是千古荒淫负恶名的隋炀帝杨广却也颇好文学、颇有天分、颇富诗才,尽管他的大多数诗都是反映其荒淫娱乐的消极之作,但也有个别的景物描写诗语言、意境都很不错,如其中的《野望》:“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去,一望黯销魂。”看不出是出于帝王之笔,也看不出是出于荒淫者之笔。所以,历史上的大恶者也偶有天赋善意的自然流露,这大概就是三字经上所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的印证吧!也有的恶痞终生不为善、不言善,但命临终结时的所言所情却往往应验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铭言。又有些扯远了。转回来说,这里提到本无盛名的明余庆,实在是因为他的这首《从军行》的军旅诗写得不错的缘故,并非是冲着他的历史名望的。诗以作结为:隋诗咏战慕昔时,指故言今意可知。略地伤民人尽恨,邀功讨赏众皆嗤。平安有定唯发展,寇盗无生乃孝慈。古鉴虽尘能预警,团圆奋进最相思!
苏洵一生屡试不第,沉沦下僚,未能施展政治抱负;但他自重自尊,绝不与世浮沉,这篇以木假山为题的记,实际上是篇阐述人才问题的议论文。寄寓了作者怀才不遇的深沉感慨;同时也是对不亢不卑的独立人格的推崇,追求高洁不阿的情操。文章先从木假山的形成过程写起,后渐显寓意,在咏木假山的背后蕴含着作者对人才问题的深沉的感喟与思考。全文层次分明,结构清晰,多用排比句,而句式又参差变化、错落有致;描绘木假山之状随物赋形,具体生动,寄慨遥深,耐人寻味。
文章的前面部分讲木假山得来不易,它经历了重重厄运:从树木生长本身讲,它随时可能夭折;从自然条件讲,它可能被风、水所摧折、腐蚀;从和人的关系讲,它成材后可能被随意砍伐。幸而度过这些厄运,又经过几百年急流的冲刷才造成假山形状,终可供人们观赏。因此比起那些已成山形而未经发现、或被当作一般柴禾砍伐掉的木假山来,确是难得的幸运了。文章用层层推演的论述手法,强调人才成长的艰辛历程,抒写了人才难成与人才难得的感叹,曲折地反映出封建社会摧残和压抑各种人才的现象。
文章后面部分才写到作者所藏的一座三峰木假山,从而回到这篇记的本题。作者以“中峰”比喻那些位尊权重者,以“二峰”比喻那些隶属于他们的士大夫阶层。其中突出地写了“二峰”。他们虽然按其社会地位不得不“服于中峰”,但节操自守,绝无阿谀逢迎的媚态,表达了作者对有抱负、有气节的士人的赞颂,也是他的自励和白况。
文章的标题是“木假山记”,但作者并没有泛泛地交代木假山的制作经过,也没有刻意描绘其精美绝伦的雕刻艺术,而是借欣赏木假山抒发感慨,阐述事理。有“形”之木经过重重厄运被造成假山形状,供人欣赏,确属幸运;更有许许多多的木材,未被发现,却被“樵夫野人”砍去当柴烧掉。这样看来,树木要活下去,要成材,是极难的;要逃脱厄运,也是极难的。作者以极其复杂的心情来写树木的遭际,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文章字面上是写树木,其实字字句句都在写人。全文语言生动、形象;句式变化多端、错落有致;气韵流畅,节奏急缓有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