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岁·为金陵史致道留守寿》是一首寿词。其思路与寿韩南涧词相近,大致是赞颂寿主的事功,寄托词人的爱国情思。
词的上片写史致道的事功与谈吐。在中国古代,每逢秋高马肥的季节,北方外族统治者往往侵扰汉族地区,宋代也是如此。“塞垣”二句从此出发,写史致道守边有功,塞垣年年平安无事。这两句紧扣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突出地描叙了史致道的功业。塞垣“平安好”。这同史致道的非凡才能有极大关系。《战国策·齐策》说,一个有才华的人,能使“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间;百尺之冲,折之桩席之上”,徐陵《九锡文》也说:“决胜尊俎之间。”“尊俎”二句,运用上述典故,写史致道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有“决胜尊俎之间”才能,从而揭示出塞垣平安的原因。作为一路的主帅,史致道不仅在对敌斗争中取得显著成绩,在内政方面也表现不俗。故接下去二句先写兴建“镇淮”、“饮虹”二桥,使金陵城防固若金汤,呈现出一派新气象。而“珠玉霏谈笑”,实为“谈笑霏珠玉”的倒装,谓其谈笑风生,言如珠玉,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春近也”二句以梅衬人,言梅有哀时.而人并不像梅那样易老,用婉转手法,表达出祝君长寿之意。
词的下片写对史致道的期望,祝史致道出将入相,整顿乾坤,建功立业。“莫惜”句劝其尽情饮酒,再表祝寿之意。“看看”有转眼之间的意思。“风诏看看到”,言其很快便会应诏入朝,担当大任。“留不住”二句则反用《史记·项羽本纪》中“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之意,谓史致道为治国之才,江东地方千里,难以施展其才华。从容,言举动舒缓,具体到为政而言,是说宽不失制,动不失和,处理问题得当。故“从容”二句是说,史致道回到朝廷,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整顿乾坤,收复中原地区,把国家治理好。“千百”二句是说,那样的话,史致道将和唐代郭子仪一样,从今至老,永为贤相,千古流芳。史致道的治绩、才能如何,史无明言,词人对其是否过誉或谀佞,也应引起注意。
此词语美词工,格调恢宏,字里行间,不仅赞颂了寿主的功绩,还热切期望将领们挥军北伐,净扫强虏,恢复河山。这也是众多爱国志士们的共同心愿。
这是一首慨叹人情冷暖的诗作。表面上看,全篇既没有精彩的警句,也很少有环境氛围的艺术描绘,似乎是平平淡淡、语不惊人;实际上它以“直说”见长,指事状物,浅切形象;信口信手,率然成章;言近旨远,发人深省,别具一种淡而有味的诗趣。
全诗结构紧凑,层次分明,步步围绕主题,写得颇有情致。首段六句,作者以概述的笔调,指出妻室儿女态度好坏的关键在于一个“钱”字。拥有钱财时,一切都好,妻室儿女也显得十分殷勤。假如要脱衣服,很快就会有人把脱下的袍袄折叠得整整齐齐;假如离家出外若商,还要一直送到大路旁边。诗人在这里选取习见的生活现象,以凝炼的笔触,不加修饰地叙写出各种场景,给人以平凡而生动的感觉。
接着,作者利用贴切的比喻,进一步刻画出金钱引起的种种媚态:“将钱入舍来,见吾满面笑。绕吾白鸽旋,恰似鹦鹉鸟。”当携带金钱回到家中时,他们一个个笑脸相迎,像白鸽那样盘旋在周围,又好似学舌的鹦鹉在耳边喋喋不休。人们向来把鸽子当成嫌贫爱富的鸟类,而鹦鹉则被视作多嘴饶舌、献媚逢迎的形象。因此诗人用“白鸽”、“鹦鹉”来比喻见钱眼开的贪财者。
最后六句,概括全篇主旨,也是王梵志对世情险薄的愤激之语。句中的“邂逅”、“貌哨”,皆为唐人口语。这几句诗中,作者直率地警告那些庸俗的贪财者,如果只为贪图钱财,而毫不顾及人的情义,那就要看看来时的报应了。这里,诗人率直地写下了他的愤激之情。
这首诗在艺术表现上明显的特点是:以锐敏的观察力捕捉生活中某些不大为人重视的动作和事理,运用通俗凝炼的语言,设想奇巧的对比描写,着墨不多,无意于渲染,但是那种贪钱者的丑态便跃然纸上。与此同时,诗人的不平之气也豁然而出。作者利用比较娴熟的驾驭民间语言的能力,出语自然,质直素朴,言近旨远,从而开创唐代以俗语俚词入诗的通俗诗派,为唐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本篇历叙与王判官聚散行迹,并因世乱而归隐庐山屏风叠。其所以退也,非所谓“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膂”(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乃报国无门也。
开篇“昔别黄鹤楼,蹉跎淮海秋”二句,飘然而来,写的是公元726(开元十四年),诗人离开蜀中,自湖北顺江而下,在金陵、扬州一带漫游的往事。屈指算来,流光已经过去整整三十年,自己仍然功业无成,一个“昔”,一个“蹉跎”,包含了无限的感慨。
“俱飘”二句,牵入王判官。自己与王判官分手,就像落叶随风飘散,又像洞庭湖的诸多支派各自流向天之一方。
这一别就是多年。青年惜别,至中年仍未能相见。自己虽曾于公元742(天宝元年),得道士吴筠举荐,应诏赴京,但至公元744(天宝二载),便为谗言所中,而赐金还山。自己于是再次放浪江湖,漫游吴越。这里用了一个“蹭蹬”,蹭蹬者,失道也,反映出诗人政治上失意之后的悲愤心情。
当诗人政治上失意之时,只有美好的大自然能给诗人以心灵的慰藉。那天台山上翠绿的藤萝,剡溪水面清朗的风月,海上变幻的云山,水中清彻的倒影,无不令人心旷神怡,乐而忘返。然而置身于山水风月之间。有一件事诗人始终未能忘却,那就是“思君”,时时思念自己的朋友王判官。
李白极重朋友交谊,尤致慨于知音之难得。诗人是很自负的,认为自己的才气,足可以倾倒生于荆州的屈原、宋玉,在梁孝王门下为客的邹阳、枚乘。但世人多笑我浮夸放诞,我的知音究竟在哪里呢?言外之意,只有您王判官是我的知音,可惜这样的知音是太少了。
“大盗’’以下急转,由对往事的追忆转入当前的现实。“大盗”者,窃国之盗也,指安禄山。“割鸿沟”言其侵占地方之广,“扫秋叶”言其为害之烈。而被扫一方以“秋叶”喻之,也隐约可以见出诗人对唐军软弱涣散、缺乏战斗力的不满。
“济代”即济世,唐人避李世民(唐太宗)讳而改。“吾非济代人”是作者的愤激之言,“且隐屏风叠”是作者此时不得不作出的抉择。这是一个痛苦的抉择。越是这样的时刻,诗人就越是企盼知音,思念自己的知心朋友,然而尽管夜中长望,仍然是思君不见,这更使诗人感到无限的孤独和怅惘。但无论如何,诗人决心拂衣而去,立即踏上隐居的道路,永远与自由飞翔的海鸥为友。这一愿望诗人曾经多次表述过,但诗人的初心是“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源”(《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而这次的表述却是面临着国难当头、自己却不能有所作为的痛苦现实,这对诗人的政治理想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此本诗的情调便于豪放和旷达之中又带有激愤和伤感。
《唐雎不辱使命》是《战国策·魏策四》中的一篇史传文,后收录于《古文观止》。这篇文章写唐雎奉安陵君之命出使秦国,与秦王展开面对面的激烈斗争,终于折服秦王,保存国家,完成使命的经过,歌颂了唐雎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爱国精神,揭露了秦王的骄横欺诈、外强中干的本质。文章内容精彩,情节完整,引人入胜;人物形象生动,秦王的色厉内荏、前倨后恭,唐雎的不畏强暴、英勇沉着,都写得栩栩如生。
首先,最引人注意的是人物的对白。除了很少几句串场的叙述,几乎全是对白;用对白交代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局,重点突出,层次清晰;用对白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安陵君的委婉而坚定,唐雎的沉着干练,口锋锐利,义正辞严,秦王的骄横无理,无不跃然纸上。
开头一段是秦王嬴政在“灭韩亡魏”之后,雄视天下,根本不把小小的安陵放在眼里,他似乎不屑以武力相威胁,企图以“易地”的谎言诈取安陵。在他看来,安陵君哪敢说个“换”字,更不敢说“不”,“使人谓”三字,劈头即自称寡人(只有对下,诸侯才可自称寡人),见出秦王对安陵君的轻慢,“安陵君其许寡人”,着一命令副词“其”,活现出秦王的盛气凌人。安陵君识破骗局,婉言拒绝。“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态度和言辞都十分婉和,但不是卑躬屈膝,而是婉辞,是面对虎狼之敌的斗争艺术。“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陈理为据,无容置喙。“弗敢易”,于委婉中透出坚决的态度,必然会使“秦王不悦”。
这时,唐雎出场,“使于秦”,系国家人民的命运于一身,深入虎穴狼窝,令读者不能不为他捏一把汗!以下唐雎出使到秦国的文章分三个段落来做,也是唐雎与秦王面对面斗争的三个回合。唐雎如何到达秦国,怎样拜见秦王,与本文中心无关,一概略去不写,而直接写会见时的对话。
进而体会秦王与唐雎的语言,其意趣和从前也迥然不同。“秦王谓唐雎曰”之前,已经“不悦”,这时,他是压住火气说话,不像秦使者那样“简而明”,而是亦拉亦打,于委婉中露出威胁,俨然是胜利者的口吻:“……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这是质问。“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纯属威胁。话中句句不离“寡人”如何,还偏要说“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秦王的狡诈骄横之态不言自明。唐雎早已胸有成竹,并不多与之周旋。“否,非若是也”,态度沉着明朗。寸步不让,据理力争:“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把安陵君的“弗敢易”换做一个反问句,并以“千里”对“五百里”提出,就远比安陵君的回答更为坚定有力,不给对方一点便宜。这必然引起“秦王怫然怒”,由“不悦”到“怫然怒”。这使本来就很尖锐的矛盾更加激化了,文章至此陡起波澜,读者顿生焦虑之情,为冲突的后果而担忧。
第二回合是斗争的高潮,从写作来说是全文重心,因此写得最细最详。“秦王怫然怒”一句,笼罩全段。一个小国的使者如何治服大国暴君的盛怒,固然很难;作者如何在短短的文字中把这个场面写出来,写得入情入理,令人信服,也非易事。但《战国策》的作者有这本领,而且胜任愉快,把这个场面写得波澜起伏,有声有色,令人仿佛亲临其境。这一段作者分两个层次来写。第一层,秦王怒气冲冲,施以恐吓,“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公然自称“天子”,全不把一个小国及其使者放在眼里。“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如果联系“灭韩亡魏”的背景,委实令人不寒而栗。唐雎“臣未尝闻也”一句,沉着冷静,不为秦王的恐吓所动,实际上是按兵待敌。因而这一层犹如两大浪峰中的一个浪谷。
第二层,唐雎先是反唇相讥,“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照用秦王口吻,以“布衣”对“天子”,真是寸步不让。然后又用“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一正一反两个判断句,断然驳掉秦王“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的诬蔑,于是条件成熟,反攻开始。先用三个排比句摆出专诸刺王僚、聂政刺韩傀、要离刺庆忌的事实,又说“与臣而将四矣”,打掉秦王的气焰,再用“若士必怒”等五个四字短句,像滚木擂石般对准秦王打过去,以“二人”对“百万”、“五步”对“千里”,不给他一点喘息时间,气氛之紧张,令人屏息。最后唐雎“挺剑而起”,紧紧逼住秦王,这更是秦王所始料不及,于是精神防线完全被摧毁,只有缴械投降。
作者懂得写好唐雎这段反驳痛斥秦王台词的重要,让他来作这个回合的斗争的主角,给他大段的独白,用排比,用节奏鲜明的短句,让他激昂慷慨地大讲特讲,赋予他狂风扫地的气势,而秦王已是一败涂地了。秦王的心理活动抽不出笔墨来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没有必要写,因为秦王早已被这意外的一击打昏了,他来不及思考一下眼前发生了什么,而结局已经摆在他的面前,只有俯首就范而已。明写唐雎,突出了他大义凛然的鲜明形象,虚写秦王,也更符合这一特定情景。
第三回合写法上反过来了,虚写唐雎,因为唐雎的形象已经完成,再写反而画蛇添足从“色挠”至于“长跪而谢”,“先生坐,何至于此”,这是此时此刻秦王的所言,简直让人难以相信还是刚才那个秦王干的。秦王先因为自己是大强国有恃无恐,误以为可以放胆作恶;后迫于眼前处境,黔驴技穷,不得已而为之,并不能改变他的本性。而且君王的架子并不能完全放下,对唐雎的恭维显然言过其实。
作者充分调动了对比、夸张等艺术手段以烘托气氛,同时对二人的情态举止的变化略加点染,强化冲突,精心营造戏剧性的惊心动魄的场面。两种人物、两种思想和行为的对比,可以突出他们各自的特征,让读者认识得更清楚,这是一种广泛使用而且行之有效的表达方法。同样,俗话说,“红花虽好,还需绿叶扶持”,衬托在很多种情况下,也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把这两种有效的表现方法结合起来,相辅相成,收到了显著效果。我们先说本文中对比手法的运用。首先,本文中唐雎和秦王是对立而存在的,他俩之间生死不容、唇枪舌剑的斗争,为作者充分运用对比的手法,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因而作者紧紧抓住这一点,对比着来写两个人物。
例如写秦王一倨一恭,也形成对比,艺术上叫做相反相成,更有力地揭示了秦王这一复杂性格──既是凶恶的,又是虚伪的。
又以安陵君来衬托唐雎。安陵君是作品的次要人物,但又是必不可少的人物。他是君,唐雎是臣,他的态度决定着唐雎的态度,他不失为明君,但却比唐雎软弱,更缺乏才干,大敌当前,他有见识,会应对,却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找不到走出险地的途径。而唐雎出使秦国,面对秦王,一开口便胜安陵君一筹,“否,非若是也”,不卑不亢;接下去则一句比一句更有锋芒。他看透了秦王的色厉内荏,只要掌握时机,就能一举而战胜之。但反回头说,没有安陵君的支持信任,唐雎纵然浑身胆识,怕也难有用武之地。两个人物,两种性格,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这首诗首联写“秋风”“十驿”等,形象地抒发了诗人情谊的殷切。颔联用典,表达了诗人内心的企求。颈联写张商英个人的抱负和普天下万众的期望。尾联写诗人自身,写临别依依之意。这首诗运用典故,言简意赅,辞近旨远。
首联“秋风”,点明季节;“十驿”,极言襄阳至荆门里程之长;“台星”,指张商英,表示诗人对他的仰慕和尊敬。“冰壶”,用以比喻张商英为官清廉。这首诗头两句叙诗人从襄阳赶来荆门跟张商英会见,推想他必能澄清当前的时局。这充分表明了诗人对张商英友谊的深厚和期望的殷切。
颔联连用两个典故。“零雨已回公旦驾”,用周公旦的典故。作者用这个典故比喻张商英,就暗含着张商英所遭诽谤业已澄清并将受重用的意思。“挽须聊听野王筝”,用桓伊和谢安的故事。这里把张商英比作谢安,也暗喻张商英将重新获得徽宗的信任。
颈联“三朝元老心方壮”:张商英历仕神宗、哲宗、徽宗三朝,因此称三朝元老。此次进宫对策,正满心想干一番事业。“四海苍生耳已倾”:谓全国老百姓都对张商英寄予莫大的希望。
尾联“白发故人来一别,却归林下看升平”:诗人自谓年老,虽不出仕,也将回襄阳老家期待过太平日子。《宋史·张商英传》说:张商英“为政持平”,曾“大革弊事”,因此“蒙忠直之名”。魏泰这首诗,即反映了当时一些人对张商英的看法。
这首诗不以意境取胜,而以事、理结合和情、韵兼胜见长。它把叙事、说理和抒情三者都凝铸入诗,诗句里又饶有时空变化和声色交感。如首句:“秋风”暗示了时间的转换,“十驿”展示了空间的悠长;两者相联,又形象地抒发了诗人情谊的殷切。颔联虽然用典,但不生僻、不晦涩;既反映了当时朝野的舆论,又表达了诗人内心的企求。加上“零雨”见色;“筝”见声。声、色交互,更增添诗的韵味。颈联出句写张商英个人的抱负;收句写普天下万众的期望。尾联回叙诗人自身,写临别依依之意;且能脱出俗套,不作儿女沾巾之态,而以兴冲冲地归看升平来结束全篇。这样写,诗的精神境界就高了,并能引起读者产生遐想。
米芾称魏泰与王安国“并为诗豪”,话虽然说得过了头,但不纯是溢美之辞。魏泰强调诗要“浑厚”,反对黄庭坚“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这类主张,对宋诗的发展显然有良好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