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隆中对》就是写刘备前去拜访诸葛亮，请诸葛亮出山为他出谋划策。文章通过隆中对策，给读者塑造了诸葛亮这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形象。他善于审时度势，观察分析形势，善于透过现状，掌握全局，并能高瞻远瞩，推知未来。作者对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是逐步深入地完成的。

　　文章开头写他“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就颇耐寻味。“躬耕陇亩”，并不是简单地写他亲自耕作，而是着重说明他隐居于田野。于此读者可以想到，一个负有卓越才识的人而隐居不仕，必有重重忧事在心。而“好为《梁父吟》”，就正含蓄地揭示了这个问题。《梁父吟》，是古歌曲，是一首流传在齐鲁之间的感慨时事，忧伤战乱的歌曲。诸葛亮吟诵这首歌曲，在于借古抒怀，以表达他感伤乱世的思想感情和对军阀混战的不满。作者用一“好”字，说明他并非偶尔一吟，可见其感慨之深。“身长八尺”，是外貌描写。但从这堂堂仪表的外貌描写里，不仅为了显示人物的魁伟英俊，而且也在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作者接着写他“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这就更看出他不同于芸芸众生。管仲，是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霸业的显赫一时的豪杰。乐毅，是战国时期燕昭王的国相，曾率五国之师伐齐，拿下齐国七十余城，迫使齐王狼狈出奔的英雄。诸葛亮“自比于”他们，说明他和他们一样胸怀大志，决非庸人一流。对诸葛亮的自许，客观上也有不同的反响，对此作者也着意作了交代。“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这里说的“时人”，自然是指当时社会上的一般人。他们“莫之许”，并不说明他才能低下，平生无大志，恰恰说明他深沉的性格特征，说明他不是那种夸夸其谈，锋芒毕露的人，而是一个声闻不彰，谨慎从事的人。因而不被“时人”真切了解，那是很自然的事。至于了解他的，与他“友善”的崔州平和徐庶，则完全承认诸葛亮的自许是符合实际的，决非妄自尊大。接着写徐庶向刘备推荐他，更见出他的神采非凡。徐庶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他用“卧龙”一语，对诸葛亮作了崇高而又形象的评价。在封建时代，“龙”是被神化了的四灵之长，用“龙”来比喻诸葛亮，在当时可算是最高不过的评价了。然而又用一个“卧”字，说明他虽有卓绝的才干，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这又与文章的首句“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作了有机地呼应。“思贤若渴”的刘备听得有这样一个“卧龙”式的人物，自然是求之心切了。于是便脱口说出“与君俱来”。可是他并不了解诸葛亮决不奉迎以求闻达的为人，所以徐庶接着说：“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这不仅把诸葛亮那种决不屈身俯就的品质和至高无上的尊严写了出来，而且也为刘备屈身亲往隆中求见诸葛亮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刘备屈驾求见诸葛亮，“凡三往，乃见。”这既是对刘备是否真诚求贤下士的观察和考验，同时也是对诸葛亮自许甚高，决不轻易结交出仕的再次揭示。刘备“凡三往”求见诸葛亮，这就完全可以证明刘备的求贤下士是出自真心诚意，诸葛亮这才同他相见。刘备“三往”，旨在讨计问策，以成就大业。问策之前，刘备先“屏”去左右人等，这就进一步说明，他们虽然只是初次相见，但决非一般的往来酬酢，弄得如此机密，想必有大事相商。事实也正是这样。刘备“屏”去左右之后，首先从“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的天下政治形势说起，表露他对汉室江山倾颓，皇帝遭到挟持的深切忧伤，以及对奸臣（主要指曹操）窃取政柄的强烈不满。接着又以十分谦逊的口吻和坚定的态度述说了自己“兴汉除奸”，“欲信大义于天下”的平生抱负。最后诚挚恳切地提出咨询，向诸葛亮求教，从而引出诸葛亮的对策。诸葛亮对策，是本文的重点，也是集中刻画诸葛亮这个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形象的重点。

　　诸葛亮在对策中，为刘备成就蜀汉大业规划了一条明确而又完整的内政、外交政策和军事路线，相当周详地描绘出了一个魏、蜀、吴鼎足三分之势的蓝图。这个蓝图，是建立在对现实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刘备后来就是基本上按照这个政治方案建立了蜀汉政权，形成了天下三分的政治局面。

　　从写作上看，本文的层次极为清晰，结构十分谨严。作者自始至终围绕着诸葛亮对策这个中心思想，围绕着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进行叙写议论。作者先写“隆中对”前，次写“隆中对”时，后写“隆中对”后，结构布局一目了然。写“隆中对”前，采用了正面叙述的方法，写出了人物的生活、思想、交游及其社会声誉，这就粗略地勾勒出了诸葛亮其人的与众不同。继而又从侧面加以叙写，通过徐庶的荐举和刘备的屈驾“三往”，进而衬托出诸葛亮的才质非凡。这就为诸葛亮对策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先有刘备之请，而后有诸葛亮之对，自然是顺理成章。如果说隆中对前，是通过作者的叙述和他人的反响来突出诸葛亮的高明的话，那么隆中对时，则是让人物自己登场现身说法，进行具体论述，从而更雄辩地展示人物的高明。基于诸葛亮对天下形势深刻观察和科学分析，把自己的对策作了有条不紊地论述。如前所述，他先论“不可争”与“不可图”，次论“可争”与“可图”，最后写“争”与“图”的具体步骤和规划，沿着事物本身发展的规律，由近及远，层层递进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这样写来，既精辟地论述了当前形势，又推断了将来的发展趋势。在论及建立根据地时，什么地方适宜，什么地方不适宜；什么地方先“图”，什么地方后“图”，谈得一清二楚。在论及统一大业时，先谈对内、对外等多方面的准备，后谈如何进攻，思路也十分清晰。而文中所写隆中对后的反响，不论是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还是从文章的结构来看，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本文语言的概括精练，也达到了相当完美的高度。诸如写“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仅仅用22个字，就把诸葛亮的生活状况、思想状貌、体躯外貌以及生平抱负勾画出来。再如诸葛亮对策后写刘备的反响，只用一个“善”字，就把刘备对诸葛亮的高度评价和他此时此刻的心境写了出来。而当关、张“不悦”时，刘备仅用“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这个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动形象地道尽了他们之间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而其中似尽未尽的深刻内容，留待读者去寻思玩味。再就全文来看，篇幅也极为有限，然而却能把对策及其前前后后写得那么广阔，分析得那么透辟，论述得那么周详，也是难能可贵的。足见本文言简而意赅，文省而深刻的特色。《三国志》被时人誉为“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于此可见一斑。

　　在白石词中，对梅花的描写总是与其对合肥情人的追忆联系在一起的，这成为白石心中一个解不开的“情结”，因此，睹梅怀人成为白石词中常见的主题。

　　这首《江梅引》正是如此。宋宁宗庆元二年丙辰之冬，姜白石住在无锡梁溪张鉴的庄园里，正值园中腊梅绽放，他见梅而怀念远在安徽合肥的恋人，因作此词，小序指出：“予留梁溪，将诣淮南不得，因梦思以述志。”说明这是藉记梦而抒相思之作。

　　上片以悲欢两种不同梦境反映相思之情。“人间”三句，回想起五年前两人依依难舍的惜别场面，这曾在另几首词中提到“拟将裙带系郎船”，“玉鞭重倚，却沈吟未上，又萦离思”。时光流逝，匆匆五年过去，相会仍是无期。看到“翦翦寒花小更垂”的腊梅，相思之情，悄然而生，然思而不见，就只能在梦中寻觅。

　　“几度”句，写两人欢会梦境。小窗之下，伊人几度进入词人的梦境仿佛当年两人携手出游，荡舟赏灯，移筝拨弦，其乐融融。“今夜”四句，写另一种梦境，“今夜”却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词中只好在凄凉的庭院中独自徘徊，却一无所见，不禁悲从中来，以致寒气侵入衾被，也感觉不到。两种梦境相比，前者能给予暂时的安慰，后者却带来无限的伤感。梦境，本来是虚无缥缈的，词人正是借此进一步诉述别后对情人刻骨铭心的相思之情。白石写梦，多用提空描写，即不拘泥于对梦境本身的细腻描写，而是化实为虚跳出梦境，重在叙写对梦境的难以言传的独特感受。

　　下片“湿红”三句，用晏小山词意：“泪弹不尽临窗滴，就砚旋研墨。渐写到别来，此情深处，红笺为无色。”薄薄香笺，和泪写成，而无限伤心往事，尽在其中；所恨的是书已成而信难通。于是想起伊人当年弹筝情状：“纤指十三弦，细将幽恨传。当筵秋水慢，玉柱斜飞雁。”此时玉颜既不可见，那玉柱斜列如飞雁的宝筝也踪影全无。“无雁飞”，包融有二层含意，一是指伊人不见无人弹筝，另一是无雁传书，音问难通。亦即秦少游所云：“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这一种刻骨相思之情，又能诉与谁人说？

　　“俊游”四句，通过回忆透露内心的惆怅和伤感。先忆旧日携手同游之地，恐怕巷陌依稀而人事已非，那斜阳枯树，徒然增人悲思，正是“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再念别时曾指花相约：“问后约、空指蔷薇，算如此江山，甚时重至。”在送人往合肥诗中，也曾表示后会有期：“未老刘郎定重到，烦君说与故人知。”但此时看来是泛舟同游的旧约已难以实现，这种悲苦的心事也只能深埋于自己的心底了。

　　“歌罢”两句，用《楚辞》淮南小山赋春草之句，“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眼下冬将尽而草已青，春草萋萋归期何时？一种惆怅迷离之感弥漫心头，无人与说。结尾两句，总收全词，梦已醒，人不归：泪下沾襟，是既恨相见之难，兼以自叹飘泊，自伤身世。白石一生布衣，虽不乏名公臣卿与之交游，但仍多有寄人篱下，仰人鼻息之感。白石恋情词注重的不是声色描写，也不是行动描写，而主要是反复倾诉一种难言的内心感受，故以蕴藉深挚见长，此词也不例外，可说是落落而多低徊不尽的风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