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是在内容上相互衔接的姊妹篇,两篇赋都是写楚王与巫山神女梦中相会的爱情故事,但两篇赋的神女形象差别很大。
《高唐赋》中的神女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她自由奔放、大胆追求爱情的举动,所谓“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这是一片赤裸裸的原始激情和欲望的自然流露,是未曾受到任何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束缚的人性的直接张扬。这种随意放任的性关系并非宋玉的凭空想像,而是原始初民爱情生活的真实反映,是对于原始时代“自由”婚姻的朦胧回忆。就是说,在原始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上,确实存在着无限制的随意婚姻和自由放任的性关系。并且,原始社会结束后,这种状况还有延续。不要说更远,即使是到了一夫一妻制已经建立起来,配偶关系相对稳定的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制社会初期,受传统习俗的影响,性关系还是相当自由和放任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旧时性交关系的相对自由,绝没有随着对偶婚制或者甚至个体婚制的胜利而消失。”至于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如一些重大的节日,性关系更是随意而放任。古罗马的沙特恩节要举行群众性的盛宴和狂欢,同时“盛行性关系的自由”,沙特恩节因而也就成为纵情欢乐的代名词。中国古代也是如此,《周礼·地官·媒氏》:“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凡男女之阴讼,听之于胜国之社。”郑玄注:“阴讼,争中冓之事以触法者。”从“令会男女”、“奔者不禁”甚至有因婚媾而争讼的情况,说明当时的性关系也是相当自由的。《周礼》所记反映的大约是商周时代的事,是传统习俗的延续和发展,由此不难想像神话产生的原始时代性关系的更大自由和放任。从这个角度来看巫山神女“愿荐枕席”,主动寻求匹偶交欢的举动就很好理解了:既不是反常,也不是“淫惑”,而是她那个时代(即神话时代)的十分正常而普遍的行为。
巫山神女神话特征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她的神奇变化:“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巫山神女没有通过任何中间环节,即直接变为朝云和行雨,是非常神奇的。这种情况根本无法通过经验和理智去解释,而只能通过神话的逻辑——变形法则——去说明。在原始人看来,“在不同的生命领域之间绝没有特别的差异。没有什么东西具有一种限定不变的静止状态:由于一种突如其来的变形,一切事物都可以转化为一切事物。如果神话世界有什么典型特点和突出特征的话,如果它有什么支配它的法则的话,那就是这种变形的法则。”原始初民的想像正是由于轻而易举地越过决定事物性质的界限而显得丰富和大胆。
以上两个方面即追求爱情的方式和神奇变化,充分说明《高唐赋》中的神女是一个具有明显原始神话特征的神话式人物,一个地地道道的女神。
而《神女赋》中的神女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这是一个服饰华美、容貌姣丽、举止端庄、神态娴静的女性。宋玉除了强调她的光彩照人的外貌之外,更强调她的内在的精神和气质,主要突出了两个方面:一是温柔和顺,安闲自得,骨法奇美,适于侍奉君上;一是贞谅清洁,意态高远,以礼自持,凛然难犯。可以看出,以上两个方面无论哪个方面都与原始神话中的女神格格不入,她完全属于另一个时代。《高唐赋》的巫山神女和《神女赋》不是一个形象。
关于《高唐赋》的主题思想,有学者认为高唐神女化为云雨是一种艺术想像,由于这种想像表现了男女交欢时那种像云一样飘忽,像雨一样空灵的感受,符合人们接受的心理基础,因而成为一种文学意象并对后代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这种艺术想像正是宋玉突发奇想的神来之笔,是宋玉对中国文学的重要贡献。这些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实际上并不符合实际。
事实上,把男女交欢与云雨联系起来并非宋玉的发明。有学者以中外古代大量的事实证明了这种联系实乃出于一种古老的宗教观念,是交媾致雨宗教观念的反映。原始宗教认为人与自然是交相感应的,人的主观意念和行为可以影响客观事物的发展,巫术“相似律”原理认为,“仅仅通过模仿就实现任何他想做的事”,而男女交媾诱发降雨正是这种神秘的交感观念的反映。他们认为,行云降雨是天地阴阳交会的结果,所谓“天地相会,以降甘露”。(《老子》第32章)《周易·系辞下》:“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而云雨则是使万物化生的最重要条件。原始初民的祈雨方式有多种多样,而交媾致雨的方式由于其自身的特点便成为他们比较常用和普遍的一种方式,有的民族还因此形成了有关的宗教仪式。
有了雨露滋润,草木得以茂盛,五谷得以丰收,因而由交媾致雨又进一步发展为可以促进丰收、富足乃至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闻一多先生在研究《诗经》婚俗诗时曾指出:“初民根据其感应魔术原理,以为行夫妇之事,可以助五谷之蕃育,故嫁娶必于二月农事作始之时行之。”初民相信“如果没有人的两性的真正结合,树木花草的婚姻是不可能生长繁殖的”。弗雷泽在考察了中美洲、非洲、澳洲以及亚洲的原始民族之后得出结论:“他们仍然有意识地采用两性交媾的手段来确保大地丰产”,并相信与传说中的神灵交媾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类似的观点在其他宗教文化学和人类文化学著作中也时有所见。
交媾致雨并促进丰收、富足和强盛的观念是特定宗教民俗背景下的产物,是多次发生过的“现实”,高唐神女与怀王交欢之后化为云雨的故事不过是它的神话反映而已,是宋玉对传统宗教和神话所做的比较忠实的记录。宋玉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大胆地吸收民间神话,巧妙地运用它为自己的立意构思服务:借助神话所固有的观念内涵和文化意蕴来表现作品的主题思想。这就是说,《高唐赋》正是在这则神话所固有的文化观念意蕴的基础上的再创作。明确了《高唐赋》与高唐神女神话及其文化观念意蕴之间的关系,实际也就找到了认识作品的思想指向。
《高唐赋》由序和正文构成,实际写了三个内容:一、高唐神女神话及其所体现的交媾致雨的宗教观念。之所以在作品的开头先讲这样一个神话故事,就是以它的文化观念意蕴统摄全文。二、云雨之后山河更加宏伟壮丽,万物充满勃勃生机。这部分篇幅最长,是上述宗教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的形象表现。三、鼓励襄王往会神女,希望通过与神女交欢给国家和个人带来福祉。这部分是全文的结尾,表明往会神女的目的。这个目的与上述宗教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是完全一致的。
《高唐赋》的主题思想可以概括如下:根据传统的宗教神话观念,宋玉在赋文中鼓励襄王往会神女,与神女交欢,希望借此达到政治清明、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以及个人身心强健、延年益寿的目的。同时,由衷赞美山河大地的宏伟壮丽和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赞美由神女所化的云雨给世界带来的生机和活力。可以看出,《高唐赋》的立意完全建立在传统的宗教神话观念基础上,是按照古老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展开铺写的,因此,全文都以交媾致雨并促进丰收、富足和强盛的观念为统摄。也正是因为如此,从文中对于山河大地和云雨的由衷赞美,依稀可以看到原始的自然崇拜观念的踪影。这样理解《高唐赋》的主题思想,使序和正文有机结合起来,从根本上避免了其他各种说法导致的“两回事”的缺欠,并可以从神话故事本身得到进一步的印证:《渚宫旧事》之三引《襄阳耆旧传》写怀王游高唐梦神女与之交欢,神女临别时说:“妾处之,尚莫可言之。今遇君之灵,幸妾之搴。将抚君苗裔,藩乎江汉之间。”原文可能有脱误,大致意思是:“蒙你不弃我的陋质,爱幸于我,我将保佑你的子孙使他们世世代代藩昌于江水和汉水之间。”神话故事本身就说明与神女交欢即可受到神女的保佑,使人口繁衍,民族兴旺。这对于理解《高唐赋》的主题思想很有启发。
赏析(一)
该词上片写别情,开头两句写景由近及远:“点点楼头细雨,重重江外平湖。”这两句词行文结构上的整齐对仗,也为这首词的意境铺开增加了无限的美感。然而,空间上的开阔却和时间上的收缩不同,后两句词人开始交代事件:“当年戏马会东徐,今日凄凉南浦。”这两句应题说明了送别一事,通过时间上由远及近的对比,借“当年”徐州聚会的热闹气氛与“今日”送别友人的凄清情景作比较,更表现出作者当时的寂寞和失落的悲凉心情。上片营造出的词人送别友人时的矛盾心理,很好地暗示了他与徐君猷的感情之深,于是下片起韵先说道:“莫恨黄花未吐,且教红粉相扶。”这两句词人站在朋友的角度言语,他深知朋友还不想离去,重阳节后菊花就快开放了,但是由于离别两人无法共赏秋菊,这便是“恨”的由来。此时的词人已经不似过去那样对离别伤感断肠,历经人世风霜和厄运的苏东坡此时已经可以笑对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和仕途上的沉浮进退。人的一生就在俯仰之间,醉酒当歌,及时行乐,这才是把握与朋友短暂相聚的最好办法。所以词人一个“莫恨”便打消了“凄凉南浦”的婉约惆怅,“黄花未吐”“红粉相扶”两处相应的意象,在字面上也通过饱满的暖色色彩渲染了全词的温热的氛围。结尾两句词人点出心意:“酒阑不必看茱萸,俯仰人间今古。”等酒喝得差不多了就不用再上山看茱萸了,人生就是转瞬间古今变换了。重阳节本来应该赏菊,还应该遵循旧习俗佩带茱萸香袋以辟邪气、求长寿。此时词人却认为这一切都不必要,人间一切都在俯仰之间,相聚总是短暂的,别离是令人悲伤的,不用拘泥于这些风俗。干脆纵情畅饮一番,直到尽兴酒阑。这种略带凄凉意味的超旷情怀与苏东坡早先写下的众多送别词都不同,这样的情怀也正是词人身处人生最低谷时的真实内心独白。看惯看穿了身边发生的一切,词人以空间上极广、时间上极长、内心极开阔的心理去面对喜乐,面对顺逆,面对一切。
赏析(二)
该词首句写眼前,系实境;次句写远眺,系虚境;第三句由远眺而思忆远方弟弟。“当年”在徐州同游戏马台,“今日”在黄州孤居长江边,于对比中落实心境的“凄凉”。过片以“黄花”点出重九。“莫恨”、“且教”,语似旷达而实含惆怅。结末二句反用杜甫诗意,给全词弥漫上一股浓浓的人生虚无之感。
本诗是在洛阳送奚三回扬州的诗。主题、结构,和送辛大的诗《都下送辛大之鄂》完全一样。
前四句说扬州是茫茫无涯的水乡,乘船回去都要依仗顺风。我羡慕你从此路回去,不久就可以见到家乡。“朝夕”即“旦夕”,亦即不久”。
下四句说自己也离家已久,恨不能同你一起回南。将来如果你有书信来,我们也许可以在江上会晤。这意思是说:那时我也可能回家了。
“暝色蒹葭外,苍茫旅眺情”。蒹葭苍茫,语出《诗经·秦风·蒹葭》篇中的句子“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秦风·蒹葭》中对水中伊人的思慕和追寻成了后世诗人心中一个永恒的情节。因为“道阻且长”,伊人可望不可即,所以才成为永恒。这伊人并不专指情人,也可以是家人、朋友,有时还指皇帝,而更多的时候指的则是诗人心中的理想。只有理想才真正具备这种因可望不可即而成为人们永恒追求的特性。严羽对于江边丛生的蒹葭所造成的苍茫境界颇为敏感,蒹葭是他诗中的常客,在他的《临川逢郑遐之之云梦》中有这样的句子:“明发又为千里别,相思应尽一生期。洞庭波浪帆开晚,云梦蒹葭鸟去迟”。都是“旅情”,一思家乡亲人,一思旅中好友。然而无论思念的对象如何变化,思念的媒介却是一如既往,这就是“蒹葭”。而傍晚的“暝色”更为丛丛蒹葭增添了苍茫之感,也更加突出了诗人心中的茫然和疑问:“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黄鹤楼》),作者并非不知道自己的乡关何处,只是因避乱才来到江楚,有家而不能归比无家可归更痛苦。
“残雪和雁断,新月带潮生”。古人喜欢用残断的意象来传达心中的无奈和绝望,如“残月”“笛声残”“梦断”“肠断”等等。残雪本是天气转暖春将至的信息,应该是喜讯,可春节又是家人团聚的日子,而诗人却有家不能归,不仅不能归,就连传书的大雁都断绝了。诗人的希望和绝望尽在其中了。“新月带潮生”一句,化用张若虚的“海上明月共潮生”(《春江花月夜》)的痕迹很明显,但与“残雪和雁断”对仗得却极为工整,于此可见诗人的功力。明月与蒹葭一样,都是蕴含相思的意象,而用明月寄相思在古诗中更为常见和频繁。“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龄《望月怀远》)“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如果能够乘月而归,那份喜悦也早已把月亮给淹没了。“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既然雁声已断,不能传书,所以只能许愿与月,托它打探故乡的消息了。
“天到水中尽,舟随树杪行”。舟中远眺,天在水中,水与天接,江天一色,彼此不分;小舟起起伏伏慢慢前行,树杪隐隐约约缓缓后退。天无尽,水亦无尽,而行舟又悠悠,真不知这样的行旅何日是尽头。
“离家今几宿,厌听棹歌声”。离家的日子,诗人是每天都在心头盘算的。天天盘算着,日子一长也就茫然了,“今几宿”的疑问,一则说明诗人离家之久,二则表明诗人心中盘算着回家的次数之频。桨声一如游子心中的离家悲歌,一声声、一阵阵,把心都敲碎了,更敲倦了。
“惆怅此时频极目,江南江北路迢迢”(严羽《和上官伟长芜城晚眺》)。虽然棹歌已听厌,但回家的路却“迢迢”;纵然厌听,但还是得遥遥无期地听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