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第一句是叙述蜀国降宋的事实,第二句使诗意更为深入,同时也展示出了这位宫妃的内心活动和对蜀国灭亡的看法。第三句具体讲述蜀国投降的惨状,第四句用了反问句式并运用反语斥责了蜀主的无能,又嘲笑了文武群臣甘当俘虏的丑态,从而表明了这位宫妃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
此诗破题就直述国亡之事:“君王城上竖降旗”。史载后蜀君臣极为奢侈,荒淫误国,宋军压境时,孟昶一筹莫展,屈辱投降。诗句只说“竖降旗”,遣词含蓄。下语只三分而命意十分,耐人玩味。
“妾在深宫那得知”纯用口语,而意蕴微妙。大致有两重含义:首先,历代追咎国亡的诗文多持“女祸亡国”论,如把商亡归咎于妲己,把吴亡归咎于西施等等。而这句诗则象是针对“女祸亡国”而作的自我申辩。语似轻声叹息,然措词微婉,而大有深意。其次,即使退一步说,“妾”及时得知投降的事也照样于事无补,一个弱女子不可能有回天之力。不过,“那得知”云云毕竟还表示了一种廉耻之心,比起甘心作阶下囚的“男儿”们终究不可同日而语。这就为下面的怒斥预留了地步。
第三句照应首句“竖降旗”,描绘出蜀军“十四万人齐解甲”的投降场面。史载当时破蜀宋军仅数万人,而后蜀则有“十四万人”之众。以数倍于敌的兵力,背城借一,即使面临强敌,当无亡国之理。可是一向耽于享乐的孟蜀君臣毫无斗志,闻风丧胆,终于演出众降于寡的丑剧。“十四万人”没有一个死国的志士,没有一星半点丈夫气概,当然是语带夸张,却有力写出了一个女子的羞愤:可耻在于不战而亡。
至此,作者的羞愤痛切之情已酝酿充分,于是爆发出一句热骂:“更无一个是男儿!”“更无一个”与“十四万人”对比,“男儿”与前面“妾”对照,可谓痛快淋漓。“诗可以怨”,其实岂但可怨而已,这里已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了。
此诗写得很有激情,表现出亡国的沉痛和对误国者的痛切之情;更写得有个性,活现出一个活泼泼有性格的女性形象。诗人以女子身份骂人枉为男儿,就比一般有力,个性色彩鲜明。就全诗看,有前三句委婉含蓄作铺垫,虽泼辣而不失委婉,非一味发露、缺乏情韵之作可比。
据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花蕊夫人作此诗则有所本。“前蜀王衍降后唐,王承旨作诗云:‘蜀朝昏主出降时,衔璧牵羊倒系旗。二十万人齐拱手,更无一个是男儿。’”对照二诗,徐氏对王诗几处改动都很好。原诗前二句太刻意吃力,不如改作之含蓄有味,特别是改用第一人称“妾”的口气来写,比原作多一重意味,顿添神采。这样的改作实有再造之功。就诗人陈诗一事而论,不但表现了廉耻之心,而且有几分胆气。这行为本身就足为孟蜀“男儿”羞。所以,此诗得到一代雄主赵匡胤的赏识,不是偶然的。
这首诗作于诗人初次前往真州的船上。诗人着意描写长杳杳面上的秋天景色,目的是为了排遣自己贬谪路途中的失落感与孤独感。
在首联和颔联中,作者写了“落日”、“雾霭”、“山峰”、“北斗星”等景象,体现了路途的幽远与孤寂。作者融情入景,看到如此空旷的场景,内心产生了幽寂、苍茫的情感,用写旅途的迷茫来反映出自己内心的迷茫和孤独,同时流露出自己对贬官的不满之情。在颈联与尾联中,作者笔锋一变,雄壮激扬起来。他通过写水田上飞的大雁、落日中的红枫这些乐景,写出自己已经摆脱了贬谪的孤独与忧伤,寻找到了精神的慰藉。这些美丽的场景都是在暗示着作者的心情已经逐渐开朗。尾联作者将“秋风莼鲈”的典故化用,更是表明诗人已经找到了精神的慰藉。
整诗写得平易流畅,纡徐不迫,风格与作者的文章相似。
诗人被贬夷陵,从汴京赴夷陵,可走水陆两道。诗人走的是水路。漫漫旅途,一路风波,诗人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在忍受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困顿和茫然,这种经历和感受,使诗人体悟到了人生的某种真谛。这种变化在本诗的前后两部分区分的很明显。
这首词是建炎年间,作者避难江南,舟行长江时所写。上片从船上所见,引出对承平时期即“靖康之难”以前隐居生活的回忆,暗寓时移世变、身世飘零之感。下片直陈时事,痛心“妖氛未扫”,敌寇猖獗,英雄无觅,报国无路,只能“愁敲桂棹,悲吟梁父”,泪洒江天。全篇即景抒情,间以叙事和义论,声情悲苦,忧时伤乱,表达了词人对国事的关切和壮志难酬的悲愤之情。
词的上片写去国离乡之感。词开篇即展现了一幅开阔的画面:千里波涛,云水茫茫,词人放舟于江面上。但美丽的江南山水只赢得词人“略为留顾”,这暗示了曾迷恋山水的词人此时已无心陶醉于这烟云环绕的吴越山水。放船长江,顺流东下时,除了略顾江苏南部诸山之外,就只看到滚滚江水和片片白云了。三、四两句“云屯水府,涛随神女”和“涛屯水府,云随神女”一样,是互文合指,形容长江之上云聚涛涌的景象。
诗人面对长江的壮丽景色,不禁产生感慨,故紧接前六句说:“北客翩然,壮心偏感,年华将暮。”壮心偏感,年华将暮”。诗人从洛阳逃难到南方,所以自称“北客”。自己有报国壮志,但是报国无路,年龄却又一天一天老了。这怎能不使人感慨呢。其实,这还不仅是感慨,它还包含着诗人对现实的不满。正因为对现实不满,自然会怀念过去的岁月,怀念过去的人和事,面对青山绿水,词人想到往昔繁华的洛阳,回忆起曾游乐于山水间的“伊、嵩旧隐,巢、由故友”。他们是有时代特征的历史人物,代表着他们自身,同时又无疑是词人过去记忆的象征。“旧隐”“故友”,定是让词人感慨万分。靖康之变前那疏狂自放于山水间的生活已成为永远的过去,且一去不复返。词人不禁长叹“南柯梦、遽如许”。时光流逝给人带来的苍老与无奈已是人生中很痛苦的事情了,何况生逢乱世,国将亡的悲痛,这岂止是韶华已逝、壮志不再的悲哀。
下文由一“念”字领起,将生活镜头拉回到作者早年在洛阳隐居的时代。伊、嵩,指洛阳附近的伊阙、嵩山,这里代指洛阳一带。巢、由,指唐尧时的著名隐士许由、巢父,这里代指作者在洛阳隐居时的朋友。词人早年敦品励行,不求仕进。在北宋末年金兵南侵之前,朝廷曾征召他到京城,拟授以学官,他坚辞不就,自我表白说:“麋鹿之性,自乐闲旷,爵非所愿也。”(《宋史·文苑传》)他满足于诗酒清狂,徜徉山水的隐逸生活:“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懒漫与疏狂。曾批给雨支风敕,累上留云借月章。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朱敦儒《鹧鸪天》)这就很形象地描绘了他疏狂懒漫,傲视王侯,不求爵禄,不受羁绊的性格。现在当他身遭丧乱,落拓南逃的时候,回忆起过去那种令人神往的隐逸生活,犹如南柯一梦。真是“堪笑一场颠倒梦,元来恰似浮云。”(朱敦儒《临江仙》)梦醒得如此快,觉来无处追寻。他对过去隐逸生活的向往,其意义不在隐逸生活本身,而在于他的隐逸生活带有时代特色。封建时代,文人要隐居,必须有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朱敦儒隐居伊、嵩时,北宋社会呈现出来的尽管是一片虚假的太平景象,但毕竟还能保住中原,人民生活基本安定,比朱敦儒写作这首词的时候所过的流离转徙生活要好得多。所以朱敦儒对过去隐居伊、嵩生活的怀念,其实质是希望赶走金兵,恢复中原,回到以前的那个时代去,是爱国家、爱民族的表现。
全词直抒胸臆,词情激越,将个人和国家的命运合为一体。整首词是南渡时期词人个人情感的表现,展现了一个不同于“神仙风致”的志士形象。同时,词作折射出的是一代文人士大夫的历史命运,尤其是心怀理想志向而命途多舛的南安志士的前途,可谓南渡时期一代士人的缩影。
这一首诗七次提到“待日”,劝告迷失的世人珍惜每一天活在当下,不要永远等待待日而浪费时间,蹉跎光阴。诗歌的意思浅显,语言待白如话,说理通俗易懂,很有教育意义。
《待日歌》两个待显的优点:一是思想内容有新意。它不是空泛的珍惜时光的教诲,而是针对人们的拖延症,围绕“待日”二字展开说理。二是语言形象生动。杂言歌谣形式,使用口语化、形象化的词语,读起来朗朗上口,听起来顺耳好记。其中“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坠”两个写景句子,穿插在议论当中,使全诗活泼生动不少。
《待日歌》自问世至今,数百年来广为世人传颂,经久不衰。诗人在作品中告诫和劝勉人们要牢牢地抓住稍纵即逝的今天,今天能做的事一定要在今天做,不要把任何计划和希望寄托在未知的待天。今天才是最宝贵的,只有紧紧抓住今天,才能有充实的待天,才能有所作为,有所成就。否则,“待日复待日,”到头来只会落得个“万事成蹉跎”,一事无成,悔恨莫及。因此,无论做什么事都应该牢牢铭记:一切从今天开始,一切从现在开始。
这首诗内容充实,语言流畅,释理通俗待了,说服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