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词题目为“山居即事”,词的内容扣紧题目来写,描写老词人初夏季节的山居生活清闲情景,表现老词人满足于这风景优美、人情淳朴的山村生活环境的安适情怀。
上片主要描写初夏季节优美的自然风景,突出自己山居生活环境的清幽绝尘和自我情怀的自然惬意。起二韵笔中带趣,曲折起伏地写出水鸟飞来瓢泉碧水潭中的风景,动中含静。写轻鸥飞来,群集水面,划破瓢泉如镜子似的碧水的优美景象。一语“点破”,把瓢泉先前的平静如镜与现在的涟漪乍起就都表现出来了。这是破静入动的第一层意思。其次,轻鸥的到来,不仅会有动作,而且会有声音,轻鸥的鸣叫词面虽然未写,但是,它们的声音自然被暗融于画面中。这是瓢泉景象由静入动的第二层意思。所以,第一韵就已生意毕出。接韵更“锦上添花”,写不常见的一双紫鸳鸯飞来与轻鸥争浴的景象。“更何处”一语,体现出词人看见紫鸳鸯比看见常见的轻鸥更为欣喜的感情。“故来”一词,也是语中含情,仿佛这多情的紫鸳鸯,有意赶热闹、有意要令词人开心。起头才两韵,就已经把水鸟毕集的景象写得极为热闹。第三韵不再以景显情,而是直接转回自身,写自身自然惬意的心境。本来,读《离骚》的行为本身,是胸中块垒转借《离骚》发,但是此处因为借用了一个“读《骚》痛饮为名士”的典故,再加上整体语境又是那样安适,主旨又是谈论满足的境界者。至于“看竹”一句,则是在苏轼的原诗上再翻进一层,不仅表现他比苏轼更趋于达观、对“看竹”与“吃肉”二事不强作雅俗分别的混沌境界,而且也表现出他目前生活安稳清闲、有“竹”有“肉”。“何妨”一词,最具韵味。上片末韵,复归到优美的自然景象的描写,描写山上飞泉流珠泻玉的清美景象,使瓢泉的景色突破“一泓澄绿”的格局而具有更开阔、纵深的空间效果。同时,飞泉日日献明珠的措辞,反映出了词人满足于如此清美景象、不以清贫为耻的精神境界。
下片主要表现山居生活环境的宁静悠闲、饱满自足和人情的淳朴亲厚。过片接“有飞泉”一韵而来,写酣畅的春雨过后,田间陇上生意自然的景象。春水注满了田间,得到水分充分滋养的秧苗,生意充沛;忙完了农耕后的黄牛安适地度过它闲暇的白日。总之,一切处在自在的状态中。接韵以一“看”字领起,词人充满喜悦地向读者指点出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田陇上快成熟的麦子,恍若连天的黄云;蚕房里已吐出的蚕丝,正似朵朵白雪。至此,五月乡野的生机,被绿色的秧苗、黄色的麦穗、白色的新丝勾勒出一幅简朴而大方的图画。“若要”一韵,情中含理又带有以理遣情的痕迹,滋味最是蕴藉隽永。它写出了词人对此田园风景的满足感,也传递了词人志愿未得实现的微憾感,而终归于以理遣情的平静旷达。结韵更突出地显示出乡野生活的人情美:野老热情相邀,扶他到枇杷园中尝新的画面,显示出一种亲切淳朴的乡野的友情,借这一镜头,词人传达出了自己与晚年的陶渊明一样融化于简单淳朴的田园生活的情意。
本词的抒情风格,体现出轻扬闲适、理趣盎然的特点,语言朴素而大方,韵昧恬淡而隽永。
此篇写黄河的奔腾冲泻之势及华山的峥嵘秀伟,运用神话传说,驰骋想象,使山河更带有神奇的色彩。
“西岳”两句。此诗开篇,就以“西岳峥嵘何壮哉”的突发唱叹,写华山的雄伟,起势宏远突兀,接着便展现登山远眺所见到的黄河之雄姿。接着四句写黄河。先写河的触山动地的汹涌澎湃之势,继写河的急流盘旋成涡,声如巨雷,最后写河水在阳光下,反映出灿烂辉煌的色彩,并把它和人的命运连系起来。出人意外的是,诗人对黄河的勾勒,却用了飘忽的轻笔:“黄河如丝天际来!”与“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雄奇景象迥异,这是因为诗人此刻是在烟云缥缈的华山绝顶;从万仞之上,远眺数千里外的盘曲黄河,正有细曲“如丝”“天际”来的奇妙感觉。而且诗人描述的重点是华山,用这样的轻笔勾勒,较之于重笔渲染黄河的壮阔,更可以反衬华岳的高峻入云。然而,黄河毕竟是狂暴不羁的,在它奔腾至华山脚下的时候,就不再轻细“如丝”,简直是波山浪海了。因此,诗人之笔亦突然夭矫而行、力挟千钧:“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它那蓄势“万里”的排浪,使山岳为之震撼;疾浪受阻,便沸怒而折,翻卷起巨轮般转动的漩涡,发出震撼三秦的雷鸣。这景象的确惊心动魄。
然而这一切都是华山尚未开辟、黄河中途受阻的虚境。诗人的思绪此刻已飞向了远古。传说大禹理水之前,华山与对岸的山峰相连一片,挡住了滚滚黄河。大禹到来以后,指挥河神巨灵,将山峦横击为二,黄河才得以畅流。那击开的两半,就是现在隔河相峙的华山和首阳山。诗中的“荣光(华光)休气(瑞气)纷五彩”二句,于惊雷震荡声中,忽作舒徐悠长之音,正表现了圣人大禹降临黄河的自信闲暇之态。接着便有巨灵擘山的壮观一幕:诗人以“咆哮”状貌巨灵擘山的盛怒,以“洪波喷射”描摹山分浪奔的奇景。其运笔亦如巨灵和怒浪,显示出李白所独具的“疾雷破山、颠风簸海”(谢榛《四溟诗话》)之势。“三峰却立如欲摧,翠崖丹谷高掌开。白帝金精运元气,石作莲花云作台。”刚刚击开的三峰(即华山“落雁”、“莲花”、“朝阳”三峰),被巨灵震得慌忙退立,才免于倾覆之灾;但在翠崖丹谷之上,还留下了河神凌厉的掌印(即今华山东北的“仙人掌”)。与巨灵神的悍蛮擘山、不顾而去相比,西方之帝(白帝)就显得可爱多了:他仿佛要抚慰受击的山峦,竟暗运天地之气,一夜之间,将华山的顶峰,化作了一朵“莲花”,并让缭绕的白云,变为云台(即云台峰)承托着它——华山自此后便如青碧的莲花,盛开于万里白云之上。这就是诗中第一节所描绘的华山奇景。由于这描绘充分发挥了诗人的浪漫主义想象,并且交织着黄河的涛声骇浪和绘纭多姿的往古神话,显得格外壮丽和妩媚。这一切都只是为了造出一个神奇缥缈之境,为友人的“出场”作铺垫。
“云台”八句以神话故事和现实的人物并写,似幻似真,并以此娱悦元丹丘。言云台的阁道连接着高不可测的云霄之处,有明星、玉女二仙女来侍洒扫,麻姑为人搔背,手爪很轻。我皇把守着九天的门户,元丹丘与天谈论着宇宙形成的问题,出入于高高的九重天上,往来于蓬莱与华山之间。“云台阁道(栈道)连窈冥,中有不死丹丘生”。这两句从云烟幽渺之中,勾勒友人闲步云台的姿态,使友人带有了飘飘欲仙的风神。“丹丘”之名,恰是《山海经》神话中的不死之国。故诗人直接以“不死”二字,将他一语呼出,显得既诙谐、又有情。元丹丘之去到华山,即将度过的,无非是隐逸山崖的清寂岁月而已。但在诗人笔下,却化作了如梦如幻的连翩奇遇:传说中的华山仙子(明星),慌不迭地为他“洒扫”庭坛;手如鸟爪的“麻姑”,为他“搔背”时,下爪竟还那样轻灵。至于接待过汉武帝的瑶池王母,年事已高,就只好请她看守门户了。倘若友人想“扪天摘匏瓜(星名)”,或许还有机会与天帝攀谈上几句哩——“明星玉女备洒扫”四句,将元丹丘隐迹华山的生活,描摹得美妙、奇幻。原来互不相关的神话传说,一经诗人信手拈来,便绚烂相映、顿成化境。“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求蓬莱复西归。玉浆倘惠故人饮,骑二茅龙上天飞!”诗人想象自己的友人,从此将光辉闪闪地出入于九重之天,或者迅疾如飞地往返于仙境蓬莱。或许他还能像传说中的老翁一样,误入嵩山大穴,得到仙人的“玉浆”之赠。想到这里,诗人不禁向友人脱口而呼:“倘得“玉浆”,可别忘了让我也分享一杯呵!到时候,我就与你像传说的汉中卜师、酒店老妇一样,骑上仙人的“茅狗”,刹那间化作飞“龙”,直上云天。”悠然神往的结语,表现出诗人对神仙飞升的向往与仰慕。
全诗运笔收放自如,“纵之则文漪落霞,舒卷绚烂”,收之则“万骑忽敛,寂然无声”(王世贞《艺苑巵言》)。明人陆时雍称李白七古“想落天外,局自变生”、“有舒云流水之妙”。《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正可当此美誉而无愧。
这首诗写祭天典礼结束后,成袋的马奶子酒洒在无边的平野上,一阵阵风从沙漠上吹来,拂过草原,带来一股浓郁的酒香。祭天后的赛会开始,赛马场上,成群的白马,犹如一片白云,向西北方移去。活动结束,皇帝颁下赏赐,一匹匹紫色骆驼,负盛满酒的银色酒瓮,走向各部落王公贵族的帐篷。
全诗由一个个画面组成,从祭天写到赛会,又写到活动结束,每个过程都抓住最精彩的部分。祭天则写风带酒香,赛会则写赛马,比赛结束则写颁赐。余下情景,都让读者自己去想像。诗又充分注意着色:黄沙青草、白马、蓝天、紫驼、银瓮,和谐地搭配在一起;而节日的五彩旌旗,绚丽服饰,豪华帐篷等又隐在诗外,使读者自然能感受到。短短四句,包蕴着十分丰富的诱惑力,一下子把读者吸引到那新奇热闹的场景中去,深深地陶醉在诗境中。
此文是韩愈于元和十五年(820),在袁州任刺史时所作。韩愈和柳宗元同是唐代古文运动中桴鼓相应的领袖。私交甚深,友情笃厚。柳宗元卒于元和十四年,韩愈写过不少哀悼和纪念文字,这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综括柳宗元的家世、生平、交友、文章,着重论述其治柳政绩和文学风义。韩愈赞扬宗元的政治才能,称颂其勇于为人,急朋友之难的美德和刻苦自励的精神。对他长期迁谪的坎坷遭遇,满掬同情之泪。然而对于宗元早年参加王叔文集团,企图改革政治的行为,却极为之讳,措词隐约,表现了作者的保守思想。文中,韩愈肯定了柳宗元文学上的卓越成就,并揭示出柳文愤世嫉俗之情及其现实意义。全文写得酣姿淋漓,顿挫盘郁,乃韩愈至性至情之所发。
墓志铭,是古代文体的一种,刻石纳入墓内或墓旁,表示对死者的纪念,以便后人稽考。文章通常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序文,叙述死者的姓氏、爵里、世系和生平事迹;后一部分是铭文,缀以韵语,表示对死者的悼念和颂赞。这一篇墓志铭的铭文极短,是一种变格。
从全文中可看出两个比较含蓄之处:其一是暗示做人与做文的关系。其二是做人与做官的关系。合二为一,也就是要以人品为本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对于这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儒文化中的核心问题,韩愈的态度是相当客观的,他特别敬重柳宗元的为人,所以本文也就一直围绕着“人的品质”这个关键问题演进、发展,尽管自然段落较多,但上述中心思想却是脉络清晰,贯彻始终的。
此文之所以脍炙人口,千载流传而不衰,就是因为作者在文章里浸透和倾注了丰沛的情感。由此,愤激之笔频出,不平之鸣屡见,行文之中自然而然地打破了传统碑志文的形式,形成了夹叙夹议、议论横生、深沉蕴藉、诚挚委婉的特殊风格韵味。这一特点即便在最后一段铭文之处,也是非常明显的。铭文自古用四言韵文连缀而成,大都用来概括前面所述之事。可是韩愈却有意识地只写了三句有韵角却失体例的奇句单行,便就此搁笔。这难道仅仅是出于改革文体的考虑吗?如果后人能够理解到柳宗元对孱弱幼子的眷恋之心,那么韩愈这三句铭辞,也就是对死者最恰如其分,也最能使死者安息的话了。
作为文体之一的墓志铭自有其体例,例如前需追述墓主先代,后需交代身后安厝及子女情况,这都是为名人写墓志时不可省的笔墨。在写此类文章时,能积极利用体例,又不完全受它的限制方为上策。此文先述子厚先世,重在表现其刚直的节操风骨。后写裴行立、卢遵二人对子厚后事安排和家属抚恤的尽心尽力,表现他们生死不变的友情,这些都可与墓主风概相映照,而使全文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沈德潜评语说:“噫郁苍凉,墓志中千秋绝唱!”对此文概括得颇为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