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句紧承“题中意”而来，从“溪略”写起，使人开篇即进入“溪路千里曲”的山间小溪境界。开篇明义，单刀直入，省去许多闲笔。“千里”极言“溪路”之长，“曲”字极绘“溪路”之形。“千里”而又“曲”，可见“溪路”依山就势、蜿蜒曲折之态。次句点题，写“闻猿”。“哀猿何处鸣？”正是“两岸猿声啼不住”，时断时续，此起彼伏，只闻其声，不见其形。山势之陡峭，森林之莽苍，“溪路”曲折回旋，山水相连又相隔，尽在不言之中。正因为“溪路千里曲”，故不知“哀猿何处鸣”。“猿”前着一“哀”字，富于感情色彩。诗人此时，正处在寂寞、凄怆、哀怨的心境之中，由情及景，故所闻“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以上两句，一从视觉上写“溪路”，一从听觉上写“猿鸣”，而“千里曲”与“何处鸣”又互相映衬，“入黄溪”后的情景宛然清晰。
这样写，尚属平常，当读到三四句时，才使人品出“奇趣”来。诗承上，紧扣“闻猿”写感受。君不闻：“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写的是古代渔民舟子的痛苦生活，故闻猿鸣而下泪，倍感其声凄厉。诗人理当“猿鸣三声泪滂沱”才是。然而不然，诗却说：“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言下之意：孤寂的我早已被贬边州，申诉无效，前途无望；泪已流干，愁肠寸断；这哀猿声声，徒自空啸，我已经没有泪可流，没有肠可断了。这看似“反常”的写法，却更深沉地道出了诗人难以言状的身世之感和“哀莫大于心死”的极度的惆怅和痛苦。
此诗头二句写景，景为情设；后二句抒情，情由景生。溶情于景，情景交融，自不必说。妙在抒情不落俗套。苏东坡曾说：“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
诗人闻哀猿长啸，不写“泪沾裳”而说“泪已尽”，不写“肠欲断”而说“肠已断”，由此带出一个掷地有声的“虚”字来—— “虚作断肠声”。就本应“猿鸣三声泪沾裳”的常理来说，是“反常”；就实际“孤臣泪已尽”的心境来说，又是“合道”—— 合乎泪尽愈苦之道。所谓“翻出新意”，所谓“奇趣”，正在这“反常合道”之中。诗人所以“自放山泽间”，原是为了借山水以遣悲怀，然而结果正如李白所说借酒浇愁一样，“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掩卷沉思，诗人遭遇之不幸，生活之痛苦，情思之含蓄，寄慨之深远，都包孕在这二十字之中。诗的艺术魅力正在于此。
讲述了曹刿在长勺之战中对此次战争的一番评论，并在战时活用“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原理击退强大的齐军的史实。文章的语言，无论是叙述还是人物对话，都极为简洁精炼，表意说理，通达晓畅。行文中散句、排比、偶句错落有致，增强了叙事写人的生动效果。其中曹刿的语言尤为精彩，如战场上的指挥用语，简短明确，这不仅衬托出战事紧迫无暇论析战争策略，也表现出曹刿思维敏捷和临战时坚定而自信的心态。
第一段：从开头至“战则请从”。写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这一段可分两层。
第一层写曹刿求见鲁庄公的原因。开头先点明事态发生的时间，接着指出的是“齐师伐我”，说明战争是由齐国进攻鲁国而引起的，鲁庄公准备抵抗。以上对形势扼要的介绍，为曹刿的请见、论战交代了必要的背景。大军压境，曹刿准备参战，作者通过曹刿与其“乡人”的对话，一方面揭示了鲁国当权者鄙陋寡见、尸位素餐的情况，为后文鲁庄公在作战中不察敌情、急躁冒进作了铺垫；另一方面显示了曹刿关心国事，同时也暗示了他是一个有远谋的人。
第二层记述曹刿要庄公作好战前的政治准备，这是第一段的重点。曹刿谒见鲁庄公，劈头就问“何以战”，抓住了作好战前政治准备这一决定胜败的关键问题。鲁庄公在曹刿的一再启发下，依次提出了贵族支持、鬼神保佑和察狱以情三个条件，曹刿否定了前两条，肯定了后一条。在曹刿看来，战争的胜负既不取决于贵族的支持，也不取决于神明的保佑，而是决定于“取信于民”。他认为察狱以情是“忠之属也”，“忠”是尽职于民，于是肯定“可以一战”。曹刿重视民心得失与战争胜负关系的思想，确实比“肉食者”高明。但和今天依靠人民的力量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是有本质区别的。
面对齐国的进犯，曹刿是主动请求晋见庄公的，作者记了他与“乡人”的一番对话。乡人善意地劝说他不要去参与“肉食者”的事，曹刿却坦直地回答：“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肉食者”是相对于“藿食者”而言的，显然，这是以饭食精粗对执政贵族和平民所作的简单划分。与乡人所表现出来的对“肉食者”和国事的冷漠态度相反，曹刿表示出对“肉食者”的不信任并积极要求参与国家的决策。“肉食者鄙”已为乾时之战所证明，那一次“公丧戎路，传乘而归。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如今齐军压境，不能再让国家败在他们手中。接下去，曹刿与鲁庄公围绕“何以战”的论题进行了严肃的对话。鲁庄公心无成算，对曹刿郑重的询问作不出爽快切要的回答。他先提出“衣食”的分配，“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又说到神灵的祭祀，“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前者不是普遍施予民众的实惠，无关战事全局；后者是例行的宗教性礼节，并非对民众的真诚许诺，因此二者都为曹刿所否定。唯有最后在庄公提出治理讼狱“必以情”的一点，曹刿认为“忠之属也”还算是尽心务实的一项，认定“可以一战”，并随即提出直接参战的要求。
第二段：从“公与之乘”至“遂逐齐师”。写曹刿指挥鲁军战胜齐军的经过。
曹刿“取信于民”的见解，得到了庄公的赞同，“公与之乘”，说明了庄公对曹刿的信任与器重。文中先交代了利于鲁国反攻的阵地，长勺在鲁国境内，对鲁国来说，地形地物熟悉，便于得到人力支援和物资供给，在士气上也利于鲁国向有利方面转化。接着是对这次战役经过的具体记叙，重点写了“击鼓”和“逐师”两件事。写曹刿指挥鲁军在“齐人三鼓”之后才开始反攻，写曹刿在观察了齐军败逃的情况之后才决定追击，都记叙得非常简略。这样写，一则符合实情（酣战中鲁庄公无暇问及，曹刿了不可能多发议论），一则此中道理正是曹刿论战的中心，留待后文集中阐述，更见突出。“公将鼓之”、“公将驰之”，说明了鲁庄公急躁冒进；曹刿的两个“未可”、两个“可矣”，表现了曹刿胸有成竹，沉着思断，善于捕捉于反攻和追击的时机。
写两军交战的实况。这一部分作者笔墨不多，但是鲁军如何进攻、追击，齐军如何败绩、溃逃的情形历历在目。曹刿适时选择出击、追击的时机，他采取了后发制敌、以智取胜的战术。当齐军未动鲁庄公急于抢先攻击时，曹刿制止道：“未可。”直至齐军三鼓之后，军士勇气衰竭，他才表示：“可矣。”鲁军一鼓作气挫败了齐军。在追击的问题上，曹刿确察虚实而后动，制止了庄公的鲁莽，待下车察看齐军车辙的轨迹、登轼瞭望齐军麾帜旌旗之后，才果断地表示：“可矣。”此战鲁军大获全胜。
第三段：从“既克”至结尾。写曹刿论述赢得战役胜利的原因，是文章的中心。
“既克”二字，意味着战役的高潮已经过去，气氛顿时缓和下来，该是莫名其妙的鲁庄公问一个究竟的时候了。曹刿的回答可分为两方面。
一是论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鲁军按兵不动，养精蓄锐。齐军第一次击鼓进军，士气正旺；第二次击鼓，士气开始低落；第三次击鼓，士气已经完全衰竭。在此关键时刻，曹刿采取“敌疲我打”的方针，终于化劣势为优势。
二是论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鲁军虽然取得了反攻的初步胜利，但曹刿并未轻敌，“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反映了曹刿随时没有忘记自己是以小敌大，以弱敌强。兵不厌诈，不可不提高警惕。曹刿亲自察看敌情，发现敌军“辙乱”、“旗靡”，确认了齐军是狼狈逃窜，溃不成军，才乘胜追击，终于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用补叙笔法写战役之后由曹刿论证战术的选择和克敌制胜的原因。这部分实际是全文的重点，它展示了曹刿作战指挥智勇双全的特点。“夫战，勇气也。”在此，曹刿所说“勇气”，是战时士气的集中表现，是军士临战时的激情和果敢拼杀的昂扬斗志。齐军三鼓，鲁军并不应鼓而动，齐军激发起来的勇气没有得到相对的呼应，反而很快由亢奋转为衰惫。曹刿抓住了这种士气和心理变化的有利时机号令鲁军，一举得胜。此外警惕“大国难测”，不忘实地侦察，确证齐军是败溃而非诈退，也是扩大战果、稳操胜券的重要原因。这段文字是从道理上对第二段战事实况的分析和论述。
从军事角度说，长勺之战所包含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它着重说明了战略防御的基本原则，正确掌握这些原则即可达到以弱胜强的目的。这一战例历来受到军事家的重视，毛泽东也曾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长勺之战作了军事学的评论。
从文学角度看，这又是一篇记述战争的佳作。作者取材精到，构思落笔立意高远，既于叙事中撮取历史经验，又于行文中生动刻画人物形象。曹刿是作者着意刻画的主要人物。他具有卓越的军事智谋和指挥才能，能在瞬息万变的战争中沉着、冷静、果断地号令军队，曹刿就是长勺胜战的权威和统帅。作者对他的称美赞扬，含蓄于精心的描写之中。文中多记曹刿简短、果敢的言行：“请见”、“问战”、“请从”、于战斗中两置可否……这一系列活动表现出一名出身下层而深谋远虑的谋士的精明干练。作者巧妙地运用了比照、映衬的修辞技法。以曹刿与“乡人”的对比突出曹刿抗敌御侮的责任感和护卫宗国的政治热忱。从曹刿与鲁庄公的对比中，以庄公的驽钝、浮躁反衬曹刿的机敏、持重。如果说，作者有意无意使鲁庄公出丑，证明了“肉食者鄙”的断言，那么也正是借此才使曹刿的聪明才智得到更理想的表现。
《聪明累》是清代小说家曹雪芹所创作的一首曲子，出自《红楼梦》第五回。此曲主要写王熙凤耍尽权谋机变，弄得贾府一败涂地，也害得自己落了个“悲辛”的凄惨下场。这支曲子，用语生动形象，大量采用比喻及迭词对句的形式，生动地描绘出了封建社会制度彻底崩溃的情景。全曲语带讽刺，曲调哀怨，充满了悲伤气氛。
王熙凤是贾府的实权人物。她主持荣国府，协理宁国府，而且，从“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中，更识得她交通官府， 为所欲为的阶级本性。
曲子开头的两句道出了王熙凤及其所代表的贵族阶级走向没落的必然命运。宋代黄庭坚《牧童》诗末两句云：“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这里的“机关用尽”，是讽刺那些不顾一切费心机、弄权术去追名逐利的达官显贵。王熙凤正是这一类耍尽阴谋机变，权欲、贪欲极度膨胀的剥削阶级人物。曲子这头两句，用嘲弄的口气，概括了贾府“女霸”王熙凤的为人和结局。
王熙凤生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阴险毒辣，制造了许多罪恶，确是到了“心已碎” 的地步，但结果还是树倒猢狲散：“家亡人散各奔腾”。
贾府的衰败，是封建地主阶级必然灭亡的封建社会“末世”所注定的。因此，无论王熙凤如何的“聪明”，如何的“机关算尽”，都不能支撑贾府这座即将倾塌的“大厦”，更不能挽救四大家族乃至整个封建地主阶级“似灯将尽”的历史命运。曲子唱出“一场欢喜忽悲辛”，即是王熙凤一生遭遇的总结，也可以说是封建社会“末世”的挽词。
曲子最后唱道：“叹人世，终难定！”这是作者的感叹，作者把王熙凤的悲剧结局和封建家族的没落，归之于人世祸福难定，却是作者局限性的反映。
这支曲子，用语生动形象，很有特色。开头两句，语带嘲讽，突出王熙凤“弄权”的显著特点，以及她自食恶果的必然命运。作者还用迭词对句的形式，使要表达的思想更加鲜明。用“意悬悬”写出王熙凤费尽心力耍弄阴谋权术时的精神状态；用“荡悠悠”讽刺她到头来只是好梦一场。曲子更用“忽喇喇似大厦将倾，昏惨惨似灯将尽”这种发声传情的比喻，形象地描写出王熙凤命如油尽灯灭，她所代表的封建社会制度彻底崩溃的情景。
史达祖工于描摹景物，以咏物词见长。这首咏春雨的《绮罗香》构思巧妙，摹写生动，情致深婉，也是他的咏物佳作之一。
南宋后期，词坛上的咏物词，存在两种不同的写作倾向。一种是：并不对所咏之物进行细致、逼真的描摩，有时甚至根本不对“物”的形貌加以刻画，而是竭力写出所咏之物的“品格”，借物的“品格”来表现作者的人格、精神。比如姜夔的《卜算子》：“月上海云沉，鸥去吴波迥，行过西泠有一枝，竹暗人家静”。此词系咏梅花，但对梅的色香、形貌，词人全然没有着笔，而是以明月、海鸥、竹等高洁之物作为背景，侧面衬托西泠的一棵梅树，暗示此梅之“孤”与“洁”，从而表达出作者的性情人格。这种遗去形貌、专取品格的写作倾向，虽有助于深化作品的意蕴，但由于其艺术表现的中心是物的品格，而非具体的形貌，因此难以给读者具体、鲜明、生动的感受。王国维说读这类作品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人间词话》）道着了这类作品的弱点。
咏物词写作的另一种倾向，重物象形貌的刻画，在力求形似的同时兼求神似。通过对所咏之物细腻、准确的描绘，努力造成一种逼真、生动的画面，并由此传达作者的情感。史达祖此词即是如此。
上片一下笔，词人就创设了一种烟雨迷离昏沉的境界。濛濛春雨，带来寒意，使性喜温暖的花儿受到摧残，凄迷的雾气笼罩柳树，天空昏沉黯淡，一片暮色，仿佛是春雨偷偷促使而成。“做冷欺花”，给人以触觉上的感受；“将烟困柳”，给人以视觉上的感受；“偷催春暮”，更是巧妙地调动了人们的听觉器官，使人如闻春雨那沙沙的步履声。起笔三句，不同凡响，摄住了春雨之魂，使纸面上的绵绵春雨，变成可感可触、可见可闻的对象。
接下来的“尽日”两句，进一步描写春雨的特有面貌。上句是说春雨极细极密，一片迷糊，满布空间，着重刻画的是春雨的静态；下句说春雨忽起忽止，下下停停，总下个没完，重点表现的是雨的动态。动静结合，使春雨形象更为鲜明、具体地呈现读者面前。同时，又用一“愁”字，点染气氛，奠定了全词的感情基调。
以上五句，作者紧扣春雨特征加以摹写已到尽态极妍的地步。进一步刻画，已难措笔，所以作者笔锋一转，写了燕子、蝴蝶的行动。春雨沾湿蝶翅，影响它展翅飞行，故云蝶惊。春雨润湿泥土，便于燕子衔泥筑巢，故云燕喜。迷漾灰黯的春雨图经紫燕素蝶点缀，色彩有所改观，呈现一种凄丽的境界。燕、蝶的作用不仅侧面衬托春雨，扩大了词境，而且，蝶惊燕喜的气氛还反衬出作者寂寞黯然的心境。
“最妨它”两句，写春雨对自己约会的影响。“佳约风流”，指男女约会。钿车，以金为饰的华丽车子。杜陵，在长安附近，汉宣帝陵墓所在地，附近多富贵人家，这里借指与情人约会之地。春雨连绵，道路泥泞，心爱之人所乘之钿车受阻，约会之事也就成为泡影了。
这两句因咏物而融入闺情。“佳约”的一方，或是作者自己。雨妨佳约，钿车难至，怀人不见，愁情可知。这两句，遥应前面“愁”字。作者融一片愁情于雨景之中，借春雨冥迷暗淡之境现作者怀人不见之情，情景两者融洽无间，堪称绝妙。
下片，作者继续把咏雨和抒情结合一起。上片重在描写春雨而兼寓愁绪，下片则主要抒发怀人之情而仍关合雨意。
前三句写天色渐晚，潮随雨涨，江水汹涌，作者站在江边，极目远望，但见烟波迷茫，渺无边际，官方所设之渡口（官渡）隐没于烟雨之中，难以寻觅。“还被春潮晚急，难寻官渡”，化用唐朝韦应物七绝名作《滁州西涧》：“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两句诗而自成意境。韦诗通过雨天潮急，野渡无人，小舟自横的景色描写，表现出一种悠然自得的闲情逸趣。史词则承“最妨他佳约风流，钿车不到杜陵路”两句，更进一步、更深一层表现了他的愁绪：陆路不通，则觅水道，官渡亦不见，则其愁转浓，可以想见。写来曲折细致、笔法多变。官渡既不见，映入眼中的，只是远处隐隐约约的几座山峰。 “和泪谢娘眉妩”一句，妙笔突起。谢娘本是唐时歌妓，这里借指作者所思念的女子。眉妩，指女子眉毛妩媚。此句写物拟人，含蕴极深。其一，生动地写出了烟雨迷漾之中的山峰形态；其二，将远山比作谢娘（自己之情人），可见作者因“雨妨佳约”，心头情丝缭绕，排遣不去。其三，写谢娘含泪，又是作者悬想对方因思念自己而伤心落泪，这种由“对面入笔”的写法，更翻进一层显示出作者相思之深切。这与李商隐“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的诗句及杜甫“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的诗句写法机杼略同而层折更多、更深，的确是极为难得的佳句。
春雨绵绵，怀人不见，伤如之何？“临断岸新绿生时，是落红带愁流处”两句承上进一步写词人之愁。春雨磁润，新绿遍生，花儿却受到摧残，脱离枝叶，带着愁意，随着流水飘向远处。言下之意，春雨隔人，除了相思，别无他法。犹如春雨摧残下的花儿，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带将愁去”。无可奈何之情，溢于言表。其愁思之深长，读来真有“一江春水向东流”之感。
最后两句以回想从前之事作结，依然不离雨景。“记当日门掩梨花”，化用李重元《忆王孙》词：“欲黄昏，雨打梨花深闭门”。“剪灯深夜语”，则脱胎李商隐《夜雨寄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对”诗句。两句回忆往事：也是这样的春日，雨打梨花，院门深闭，自己和心爱的女子欢聚一起，剪着灯花促膝夜语。史词两句的意境，却是作者已经经历过的，是回忆的产物。作者化用前人诗词，灵活通脱，不仅不离咏雨及思人的本旨，而且还借此更为真切地反映了自己的心情。李商隐之诗本系悬想，是想象将来欢聚，而史达祖却用以忆昔，伤叹欢聚长叙已成往事，眼前他只是孤身一人，怅对沉沉大江，绵绵春雨。经过如此组合化用，形成新的境界，和全词所要传达的情绪契合无间，浑然一体。这样用事，达到古人所谓“浑化无迹”的地步。
综观全词，构思措辞都很工巧，没有一字说出“雨”字，却句句不离春雨。同时，全词发抒愁情，写得婉转层折，情致深厚。张炎认为此词好在； “收纵联密，用事合题，一段意思，全在结句”。这是有一定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