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陵江水此东流，望喜楼中亿阆州。”起笔扣题，突出“别”字。诗人站在望喜楼上，注目嘉陵江水滔滔东流，不禁油然升起依依不舍的心情。诗人极目望去，又忆起那远在中游的阆州，思绪为之一顿。
“若到阆州还赴海，阆州应更有高楼。”嘉陵江经阆州后继续向东南流去，到重庆汇入长江，最终流入东海，故曰“赴海”。“应更”是肯定句，前行匆匆，无暇游赏，而此行又不经此，当然不可能再到阆州的“高楼”眺望嘉陵江水了。“阆州”也是写实，而不是未曾涉足的想象，从而更增强了“别”的韵味。
第一首重在远眺嘉陵江，从宏观着笔，第二首重在写嘉陵江水之澄碧，于细微处见精神。
“千里嘉陵江水色，含烟带月碧于蓝。”诗人把视线收回，注目脚下的江水；江天一色，千里嘉陵，烟波浩渺，它象皓月那样洁白，又比纯蓝还碧。诗人尽情描摹江水之美，以增加不忍“别”之情。
“今朝相送东流后，犹自驱车更向南。”这里把江水人格化了，也就是把自然人格化。江水变成了有生命力的东西了，这样也遂使诗的意境得到了升华。“犹”，有不忍之意，“更向南”意谓前途渺茫。诗人尽管受柳仲郢之邀，但此行如何，还未可预料，故尔发出“犹自驱车更向南”，以收束全篇。
这两首绝句通过赞美嘉陵江水，抒发了自己对大自然的依恋，从而也反衬了人世间的倾轧、污浊。诗曾有自注：“此情别寄。”当指另有所寄，这或许就是人情冷暖，世风日下，李商隐虽有才华和政治抱负，但时时受到猜忌、排挤。王氏卒后，他更觉无所依托，人生飘泊，内心矛盾也偶尔流露。他渴望得到知音，但现实社会知音难觅，只好钟情于嘉陵江水，聊以片刻的自慰。
这两首绝句是联章体，紧紧围绕嘉陵江来抒发情感。前者重虚写，以想象嘉陵江壮阔景象，但虚中含实；后者重写实，以细腻的笔触，抒发自己的无尽山水之情，但实中寓虚。这组诗以江水为核心，从不同侧面加以描摹。从其过程上看，写其上游、中游、下游，淡淡勾渤几笔，写出江水的博大；从其特色上看，写其“江水色”、“含烟”、“带月”、“碧于蓝芝，极富画意；从其人格化上看，有“相送”，人送江，江送人，生动活泼。
诗开头照应题目中的“留别”，写诗人将离汴京乘舟东下。“新霜未落汴水浅，轻舸唯恐东下迟。”两句诗既点明留别的时光节令，又借助对景物的描写，隐隐透露出诗人孤凄落寞的情怀。“绕城假得老病马，一步一跛令人疲。”则是作者为自己勾勒的一幅落拓失意的自画像，于幽默的笔调和自我调侃的语气中包含了许多内心难言的隐痛。
“到君官舍欲取别”以下八句叙作者告别及友人饯别情景，表现出挚友间依依惜别的深厚情谊。在这里作者没有花费许多笔墨描述主客对饮情景，只借“便步髯奴呼子履，又令开席罗酒卮”等细节的点染和对席上肴撰的罗列，写出主人款待的盛情；借对室外“萧萧细雨”景色和诗人“冠帻欹”的恹恹醉态的描写，反映出席间不拘形迹、开怀畅饮的亲切气氛和作者沉醉于眼前美好时光的快意微醺。笔触细腻生动，富有情趣。
“文章或论到渊奥，轻重曾不遗毫厘，间以辨谑每绝倒，岂顾明日无晨炊。”这一段描写笔墨酣畅，兴会淋漓，生动地传达出宾主契合无间、畅谈不觉忘情的动人情景，将诗情推向高潮。
正是在这样亲切随意的气氛之中，在心曲相通的知交面前，作者才在樽前放歌，一吐胸中块垒：“谈兵究弊又何益，万口不谓儒者知。”“谈兵”，即研读兵法，在这里并非泛指，作于同时的欧阳修《圣俞会饮》也提到梅尧臣注《孙子》一事，说：“遗编最爱孙子说。”可见梅尧臣有志从军。这两句发自肺腑的心声，是作者压抑已久的感情的迸发，既包含了爱国忧民却报效无门的痛苦，也有诗人屡试不第、沉沦下僚的酸辛。其中虽有对个人穷通得失耿耿于怀的牢骚，但仍然是对封建社会里无数爱国的正直知识分子共同遭遇和思想感情的高度概括，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在“酒酣耳热”之际倾诉肺腑，原本应当滔滔不绝，一吐为快，作者却又出乎意料地陡转笔锋，刹住话头。“露才扬己古来恶，卷舌噤口南方驰。”语气骤然变得平缓，但在欲说还休的背后，却更清楚地表现出他那郁结心头无法排遣的苦闷。结末写诗人强烈的思归之情，并说明分手时不宜过于伤感，既是安慰友人，也是宽解自己，强作豁达。首尾衔接，更显得情味深长。
这是一首留别之作，却不落专写凄切之情的窠臼，而是借留别以抒怀，将对国事的忧虑、个人的不平以及离情别绪尽寓其中。此诗笔力苍劲，承转圆熟，自然流畅，质朴简淡，鲜明地体现出梅尧臣诗语淡情深的艺术特色。
这首词要表达的意思极为单一：不要惊醒酒后春睡的“他”。但直接用来表达这个意思的文字，却只有全词的最后一句；绝大部分的文字，是用铺排的手法来描写与“他”有关系的环境、景物，极力渲染出一幅恬静、安逸、静谧的图画。起句写初春景物，交代时令节气。“春犹浅”，是说春色尚淡。柳芽儿、杏花儿，皆早春之物，更着一“初”字，正写春色之“浅”。《愁倚阑》又名《春光好》。古人作词，有“依月用律”之说，此调入太蔟宫，是正月所用之律，要求用初春之景。此词景与律很相适应。“杨柳”句总前三句之笔，以“交影”进一步写景物之美，缀一“处”字，则转为交代处所，紧接着点出这里“有人家”。从“交影”二字看，这里正是春光聚会处，幽静而又充满生机和活力。
词的下片首两句，转入对室内景物的铺排，与上片室外一派春光相对应。窗外杨柳杏花交相辉映，窗内明杏如烘霞，给人以春杏融融，阳光明媚之感。而小屏上“水远山斜”的图画，亦与安谧的春景相应。
“小屏”一句，语小而不纤，反能以小见大，得尺幅千里之势，“水远山斜”，正好弥补了整个画面上缺少山水的不足。这正是小屏画图安排的绝妙处。此词一句一景写到这里，一幅色彩、意境、情调极为和谐的风景画就铺排妥当了。作者以清丽婉雅的笔触，在这极有限的字句里，创造了一种令人神往的境界，然后才画龙点睛，正面点出那位酒后春睡的“他”。“莫惊他”三字，下得静悄悄，喜盈盈，与全词的气氛、情调极贴切，语虽平常，却堪称神来之笔。
全词写景由远及近，铺排而下，步步烘托，曲终见意，既层次分明，又用笔省净。细味深参，全词无一处不和谐，无一处不舒适，无一处不宁静。
显然，词人在对景物的描绘中，渗透了他对生活的理想与愿望，也充分体现了词人对由景生情写作手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就一般常例来看，艺术上的渲染、铺排，往往会导致语言上的雕琢、繁缛。但是这首小词却清新平易，绝无刀斧痕。
言平淡，是程垓词的一个明显特点，读他的《书舟词》，几乎首首明白如话，这种语言风格并非轻易得之。况蕙风论词，曾引了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论诗的一段话：“陶潜、谢朓诗皆平淡有思致。……大抵欲造平淡，当自组丽中来；落其华芬，然后可造平淡之境。如此，则陶、谢不足进矣。梅圣俞赠杜挺之诗有‘作诗无古今，欲造平淡难’之句。李白云：‘清水出芙容，天然去雕饰。平淡而到天然，则甚善矣。’况氏然后说：‘此论精微，可通于词。’欲造平淡，当自组丽中来，即倚声家言自然从追琢中出也。”（《蕙风词话续编》卷一）程垓这首小小的《愁倚阑》，以平淡的语言精心写景，巧藏情致，具见巧夺天工，终得自然之美，足以为况氏的词论作一佳证。
《龟虽寿》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与《观沧海》是一致的。但《观沧海》是写景诗，以景抒情。此篇则完全是一篇富有人生哲理的抒怀言志之作。这首诗写于北伐乌桓胜利的归途。此时，曹操已经五十三岁，在古代，这已是将近暮年的年龄。虽然刚刚取得了北伐乌桓的胜利，踏上凯旋的归途，但诗人想到一统中国的宏愿尚未实现，想到自己已届暮年，人生短促，时不我待，怎能不为生命的有限而感慨！但是，诗人并不悲观，他仍以不断进取的精神激励自己，建树功业。《龟虽寿》所表达的正是这样一个积极的主题。
诗以“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开头，作者用这两个形象的比喻说明世间万物都不是永恒存在的，新陈代谢是大自然的根本规律。这就等于告诉人们说，人虽寿夭有别，但最终都是要死的，表现了作者朴素的唯物辩证思想和无神论的观念，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既然人总是要死的，那么是不是可以对人生采取消极悲观的态度呢？诗人认为这是不可以的。承认生命有限正是为了充分利用这有限的生命，建功树业，有所作为。
接着诗人诗人紧承上意写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笔力遒劲，韵律沉雄，内蕴着一股自强不息的豪迈气概，深刻地表达了曹操老当益壮、锐意进取的精神面貌。“壮心不已”表达了要有永不停止的理想追求和积极进取精神，永远乐观奋发，自强不息，保持思想上的青春，曹操以切身体验揭示了人的精神因素对健康的重要意义。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表现出一种深沉委婉的风情，给人一种亲切温馨之感。盈，是满的意思，可以引申为寿；缩，是专职的意思，可以引申为夭。这就是说，人的寿命的或长或短，不完全出于天定，只要调养有方，是可以保持身心健康、延年益寿的。
人寿命的长短不完全决定于天，只要保持身心健康就能延年益寿。曹操所云“养怡之福”，不是指无所事事，坐而静养，而是说一个人精神状态是最重要的，不应因年暮而消沉。这里可见诗人对天命持否定态度，而对事在人为抱有信心的乐观主义精神，抒发了诗人不甘衰老、不信天命、奋斗不息、对伟大理想的追求永不停止的壮志豪情。
《龟虽寿》更可贵的价值在于这是一首真正的诗歌，它开辟了一个诗歌的新时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汉代人的思想禁锢了三四百年，弄得汉代文人不会写诗，只会写那些歌颂帝王功德的大赋和没完没了地注释儒家经书，真正有感情，有个性的文学得不到发展。直到东汉末年天下分崩，风云扰攘，政治思想文化发生重大变化，作为一世之雄而雅爱诗章的曹操，带头叛经离道，给文坛带来了自由活跃的空气。他“外定武功，内兴文学”，身边聚集了“建安七子”等 一大批文人，他们都是天下才志之士，生活在久经战乱的时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慷慨激昂。正如《文心雕龙·时序》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慨而多气也。”尤其是曹操，鞍马为文，横槊赋诗，其诗悲壮慷慨，震烁古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种充满激情诗歌所表现出来的爽朗刚健的风格，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千百年来，曹操的诗就是以这种“梗慨多气”风骨及其内在的积极进取精神，震荡着天下英雄的心灵。也正是这种可贵特质，使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闪灼着夺目光彩。钟嵘将曹操置于下品，主要是嫌其“古直”而少文采，殊不知曹操这样一位豪气盖世的英雄，是不屑于雕章琢句的。钟嵘六朝时人，当时文学之士很讲究文采华美，所谓“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钟嵘对曹操的评价过低，显然是时代风气使然。任何文学——包括诗歌在内，文采较之内容，毕竟是第二位的。关于曹操的文学地位，过去常为其政治业绩所掩，而不为人重视，其实，他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是有卓越贡献的人物，特别对建安文学有开创之功，实在是应当大书一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