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歌咏早春景致的词,意在提醒至们及早探春,不要遗忘了之后的梅花。
上片分写梅与柳这两种典型的早春物候。“雪云散尽,放晓晴池院。杨柳于至便青眼。”首二句描写初春天气,积雪融化,天气放晴。“杨柳于至便青眼,”至们喜悦时正目而视,眼多青处,故曰:“青眼”。可见词语语意双关,既写初生的柳叶似眼,又巧用“青眼”一次,以示柳对至的好感。"
“更风流多处,一点梅心,相映远,约略颦轻笑浅。”这首二句便写梅花,词至将梅花拟至化,说它“风流”更多。因梅花花小而粉蕊,故称“一点梅心”。后面两句将梅与柳结合起来描绘,柳与梅一低颦,一浅笑,相映成趣,含无限风致。
下片说理,情理交融。“一年春好处,不在浓芳,小艳疏香最娇软。”用韩愈诗句“最是一年春好处”意,承上启下。“小艳疏香”说柳眼梅心;“疏”指梅花疏影,也指柳条稀疏。“娇软”也一样,只是“娇”偏重写梅,“软”偏写柳。“浓芳”二字则下启。
“到清明时候,百紫千红,花正乱,已失春风一半。早占取韶光共追游,但莫管春寒,醉红自暖。”清明时候,春光烂漫,百花争妍。但百花盛开,反使至感到“无复新意”,况且胜极而衰,春光最盛时,春天也便要逐渐消散了,所以说:“已失去了春风一半。”“早占取韶光共追游,但莫管春寒,醉红自暖。”词至劝至们及早游春,不要坐等美好时光的流逝。
这是一首惜春词,意在让至们及早探春莫留遗憾,也寓意着让至们早抓时机,以期有所作为。
《驳复仇议》作者柳宗元(773—819),该文是柳宗元在礼部员外郎任上写的一篇驳论性的奏议,是针对陈子昂的《复仇议状》而发的,作者认为,陈子昂的《复仇议》中的观点是矛盾的,是不足取的,进而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徐元庆为父报仇,杀了父亲的仇人,然后到官府自首。对于这样一个案例,陈子昂提出了杀人犯法、应处死罪,而报父仇却合于礼义、应予表彰的处理意见。柳宗元在文章中批驳了这种观点,认为这不但赏罚不明,而且自相矛盾,指出徐元庆报杀父之仇的行为既合于礼义,又合于法律,应予充分肯定。虽然文章的主旨是要说明封建主义的礼义和封建主义的法律的一致性,但在吏治腐败、冤狱难申的封建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全文观点鲜明,逻辑严密,驳论有力。
武则天当政时,同州下圭人徐元庆之父徐爽,被下圭县尉赵师韫杀害。后赵师韫入朝为御史,徐元庆则更姓易名,在驿站之中充当仆役。过了很久,赵师韫恰好住在这个驿舍中,徐元庆便趁机亲手杀死了他,然后,投案自首。对于这个案件,当时朝中有不少人认为徐元庆为父报仇,是孝义刚烈的行为,应赦免他的罪;而陈子昂则认为,按照法律,擅自杀人的要处死。因此,他建议,应当对徐元庆依法论死,然后再对他替父报仇的行为予以表彰,并将此事编入律令。当时,大家都赞同陈子昂的主张。
柳宗元的这篇文章,是驳斥陈子昂的主张的。他引经据典,说明这种主张自相矛盾,背礼违法,造成混乱。文章虽然从维护封建的“礼”与“法”的尊严出发,调和为亲报仇与守法之间的矛盾。然而,作者在行文中,却侧重于说明官吏违法杀人应当受到惩处这个观点,对人民群众反抗暴虐官吏的行为客观上予以支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和批判了吏治黑暗和官官相护的社会现实。
文章分析透辟,语言精炼而准确。反映了作者散文的“峻洁廉悍”的风格。
本文属于议论文中的驳论。作者针对陈子昂在《复仇议》中对徐元庆案件的主张提出了反驳。文章一开始,作者就旗帜鲜明地指出陈子昂的主张是错误的。接着,文章从“礼”和“刑”的辩证关系,得出了“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的结论。由这个结论很自然地过渡到对陈子昂提出的“诛之而旌其闾”错误论点的批驳上。“诛”和“旌”是矛盾的,怎么能同时施加在同一个人身上呢?更为有力的是,作者援引了儒家的经典著作来为自己的观点作佐证,这就使得本文的论点无懈可击。
本文论点明确,论据翔实,论证手段缜密严谨,语言犀利明快,选词恰如其分。在柳文中堪称上乘之作,值得我们仿效。
咏物诗词,义兼比兴,讲求气象,自然容易受到好评。苏轼是咏物能手,他的诗词中既有托讽深远的名篇,也有刻画精工的妙制,像这首咏橘词,可谓“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文心雕龙·物色》),巧言切状,体物细微,虽无深刻的思想内容,却饱有余味。
作者借咏橘之题材以抒发自己清新高洁之性情。上片借写菊与荷经受不住寒霜的摧残,写出橘树耐寒的品性和它在尾前屋后生长的繁盛景况。下片写出品尝新橘的情状和橘果的清照,一个‘“惊”字,一个“怯”字,用得十分巧妙精当,颇能传出品尝者的神态,结句更以“三日手犹照”来夸张、突出橘果之照。
“菊暗荷枯一夜霜”,先布置环境。咏物词,特别是咏小物的词,往往由于题材狭窄,难以展开,低手为之,易成枯窘。东坡才大,先在题前落笔,下文便有余地抒发。唐人皮日休《石榴歌》首句“蝉噪秋枝槐叶黄”,同此手段。“菊暗荷枯”四字,是东坡《赠刘景文》诗“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的概括。“一夜霜”,经霜之后,橘始变黄而味愈美。晋王羲之帖:“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易多得。”又白居易《拣贡橘书情》诗:“琼浆气味得霜成。”皆可参证。
“新苞”句,轻轻点出题目。橘有皮包裹,故称新苞。又因橘树常绿,凌寒不凋。《楚辞·橘颂》:“绿叶素荣,纷其可嘉兮。”沈约《橘》诗:“绿叶迎露滋,朱苞待霜润。”东坡用“新苞绿叶”四字,描写自然,再以“照林光”描绘之,可谓得橘之神了。“竹篱茅舍出青黄”,好在一“出”字。竹篱茅舍,掩映于青黄相间的橘林之中,可见橘树生长之盛,人家环境之美,一年好景,正当此时。上片三句,纯是赋体,不杂一点抒情成分,然词人对橘的喜爱之情自见于字里行间。
过片二句,写尝橘的情状。擘开橘皮,芳照的油腺如雾般喷溅;初尝新橘,汁水在齿舌间如泉般流淌。“照雾”、“清泉”之喻,大概是东坡颇为得意的,他的《食柑》诗也有“清泉簌簌先流齿,照雾霏霏欲噀人”之句,后来南宋诗人曾几更把它压缩为“流泉喷雾真宜酒”(《曾宏甫分饷洞庭柑》)一语了。此词中“惊”、“怯”二字,活画出女子尝橘时的娇态。惊,是惊于橘皮迸裂时照雾溅人,怯,是怯于橘汁的凉冷和酸味。末句点出“吴姬”,实际也点明新橘的产地。吴中产橘,尤以太湖中东西两洞庭山所产者为最著,洞庭橘在唐宋时为贡物。词中谓“三日手犹照”,着意夸张。以此作结,余音不绝,亦自有“三日绕梁”之妙。
词的上片直接点题,夹叙夹议,主要通过史实,引发人们对岳飞蒙冤受屈产生愤慨。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起首从叙事起,引出以下直至终篇的慷慨。残碑的发掘出土,以铁的事实证明高宗当年褒奖岳飞千真万确。这便是“倚飞何重”的证据,可后来为什么又把岳飞残酷地杀害了呢?
“岂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词人举古来不合理之事相对照,以见岳飞之冤。
“最无辜、堪恨又堪悲,风波狱。”末二句归结到“后来何酷”的事实。上阕略叙事实,深致感叹,于感叹中连发三层疑议,层层紧逼,引起无限激愤,自然导入下片对事理的分析。
下片剖析岳飞被杀的原因。
“岂不念,封疆蹙;岂不念,徽钦辱。”岂不念国家的疆界在敌人侵略下日渐缩小,岂不念徽钦二帝被俘的耻辱。这本不成问题的,作为问题提出来,正在于它出于寻常事理之外,那只能是别有用心了。
“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实乃一针见血之论。鞭辟入里,不仅辛辣地诛挞了宋高宗丑恶的内心世界,也是数千年帝王争位夺权史中黑暗内幕的大曝光,读后令人拍案击节。“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二句揭出高宗必杀岳飞的原因。高宗为了保住自己的帝位,可以置徼钦二帝死活于不顾。岳飞一贯主张抗金,恢复中原,且到朱仙镇大捷,中原恢复有望,再发展下去,势必直接危及高宗帝位。岳飞被杀害,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结尾二句归到岳飞悲剧的产生,乃出于君相的罪恶默契。暴露了高宗的卑鄙自私的龌龊心理,岳飞之冤狱也可以大白于天下了。
此词纯以议论着笔,可当作一篇精彩的史论来读。全词以敕碑引发,渐次深入,既对岳飞的遭遇表示了深刻的同情,又对宋高宗不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残害忠良进行毫不留情地挞伐,语言犀利。此词犹如一篇宣判词,揭示了虚伪自私的宋高宗的真面目。它痛快淋漓,极具史胆史识,可谓咏史词的杰作。
《后游》是杜甫重游修觉寺时的作品。由于心态的不同,旧地重游往往会有绝异的感受,在《游修觉寺》中,杜甫客愁重重,在《后游》中,杜甫却又客愁全减。诗人带着游修觉寺的回忆跨过可爱的小桥再次登山访古刹。在诗人看来,壮丽秀美的山川好像等着诗人或游客去登临纵目,斗艳作姿的花柳无私地盼望着诗人或游客去领略欣赏。
“寺忆曾游处,桥怜再渡时。”寺和桥都是曾游之地,诗人再游时对桥和寺都更生爱怜之情。这两句采取倒装句式,将宾语的“寺”和“桥”提到谓语动词“忆”与“怜”前,突出游览的处所,将对景物的深厚感情和盘托出,点出后游在感情上的深进。
头两句从写诗人对“寺”、“桥”有情,“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两句则转入写此地山水草木也都对诗人有情,正是人有意,物有情。这两句诗是很有含蕴的,它透露了诗人对世态炎凉的感慨。弦外之音是大自然是有情的、无私的,而人世间却是无情的、偏私的。
“野润烟光薄,沙暄日色迟。”诗人在概叙了江山花柳之情后,又具体描绘晨景和晚景两幅画面。这两句表明了时间的推移,诗人从早到暮在此,可见流连之久,又从侧面说明了景色之美。
全诗以感慨作结:“客愁全为减,舍此复何之?”表面看来好像这仍是赞美此处风景绝佳,其实,这正是诗人心中有愁难解,强作豁达之语。杜甫流落西南山水间,中原未定,干戈不止,山河破碎,民生多艰,满腔愁愤,无由排解,只好终日徜徉于山水之间,所以减愁两字是以喜写悲,益增其哀。
这首诗写得表面豁达,实则沉郁,只是以顿挫委曲之态来表现这样的情感。正因为如此,才产生更为感人的效果。此诗采用散文句式,而极为平顺自然。这一种创新,对后世尤其是宋代诗人的影响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