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蚕事已毕，思妇犹苦身。”这位农家妇女辛辛苦苦地下田耕地、养蚕缫丝，结果“田蚕事已毕”，收获多少姑且不说，单是丈夫在外，她一个人在家里支撑门户，原本就很辛苦，可是“田蚕”忙过之后，依然不能像别的妇女那样得以短暂的修整和喘息。“犹苦身”，即仍然要继续劳作，也就是说她没有时间和条件休息。她的丈夫为什么外出？出门干什么去了？是出征疆场了，还是不得已出去谋生了呢？诗中虽未点明，但我们不难想象，这不能说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暑理絺服，持寄与行人。”从“思妇” 归拢整理的家织粗布衣服我们不难想象，她虽然种地养蚕，但是她仍然穿不起绫罗绸缎之类的好衣服，最多也只能穿那些“絺服”——细密一点的葛布衣服，这说明她的收获除了苛捐杂税可能已经所剩无几了，她只能自己穿那些粗疏的葛布，而将稍为细密的葛布寄给出门在外的丈夫。正所谓“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哪！
这首民歌语言凝练优美，生动流畅，自然率真，委婉含蓄，恰切地表达思想感情，较为突出地体现了南朝乐府民歌的艺术特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暑理絺服”是一个情景场面描写，也是一个极具色彩的细节描写，你看：骄阳当头，酷暑难耐，一位农家妇女，在院子里，细心地拍打晾晒着一件件准备给丈夫寄去的细密的家织葛布缝制的衣服，浸着汗津俊俏的脸庞，有欣慰，有期待，也有幽怨。此时，虽然没有像别的妇女那样躲在凉爽的屋檐下乘凉，但是她并不觉得辛苦，因为她心中充满了对丈夫的牵挂与思念，这也许就是千百年来中妇女的伟大之所在。
这首诗是对张籍创作经验，也是诗人自己经验的总结。就诗歌创作而言，看上去平淡无奇，无华丽辞藻，无艰字僻典，无斧凿痕。但这是平淡，而不是平庸。这是淡而有味，是诗人着力追求的一种艺术境界。然而这种境界并不容易达到。金代诗人元好问评陶渊明诗的语言风格时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说：“大抵欲造平淡，当自绮丽中来，落其华芬，然后可造平淡之境。”宋梅尧臣《读邵不疑学士诗卷杜庭之忽来因出示之且伏至辄书一时之语以奉呈》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这种平淡无奇的诗，可细味之下便觉奇崛无比。这种诗看似很容易，而写的过程却煞费苦心，惨淡经营。从“豪华”到“真淳”，从“绮丽”到“平淡”，可能是一条漫长的路，不走完这条路很难写出激动人心的作品来的。
其实，“看似寻常却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不仅适用于诗歌创作，也适合于其它事物。对于看似“寻常”的东西，不要轻视，不可忽视，有的“奇崛”就隐藏在看似平常的外表中。只有付出“艰辛”的劳动，才能做出貌似寻常而实为奇崛的事来。
全诗基本上可分为两大段。
第一段从“连昌宫中满宫竹”至“夜夜狐狸上门屋”，写宫边老人诉说连昌宫今昔变迁。
前四句是一段引子，先从连昌宫眼前乱竹丛生，落花满地，一派幽深衰败的景象下笔，引出宫边老人。老人对作者的泣诉可分两层意思。
第一层从“小年进食曾因入”至“杨氏诸姨车斗风”，写连昌宫昔日的繁华盛况。
寒食节，百姓禁烟，宫里却灯火辉煌。唐玄宗和杨贵妃在望仙楼上通宵行乐。琵琶专家贺怀智作压场演奏，宦官高力士奉旨寻找著名歌女念奴进宫唱歌。邠王李承宁（二十五郎）吹管笛，笙歌响彻九霄。李谟傍靠宫墙按着笛子，偷学宫里新制的乐曲。诗人在描绘了一幅宫中行乐图后，又写玄宗回驾时万人夹道歌舞的盛况。
第二层从“明年十月东都破”至“夜夜狐狸上门屋”，写安禄山叛军攻破东都洛阳，连昌宫从此荒废。安史乱平后，连昌宫也长期关闭，玄宗以后的五位皇帝都不曾来过。直到公元817年（元和十二年），使者奉皇帝命来连昌宫砍竹子，在宫门开时老人跟着进去看了一会，只见荆榛灌木丛生，狐狸野兔恣纵奔驰，舞榭楼阁倾倒歪斜，一片衰败荒凉。安史乱后，玄宗依然下榻连昌宫，晚景凄凉。宫殿成为蛇燕巢穴，香案腐朽，长出菌蕈来。当年杨贵妃住的端正楼，如今物是人非，再不见倩影了。
第二大段从“我闻此语心骨悲”至“努力庙谟休用兵”。通过作者与老人的一问一答，探讨“太平谁致乱者谁”及朝政治乱的因由。
诗中称赞姚崇、宋璟作宰相秉公选贤任能，地方长官清平廉洁，因而出现了开元盛世。姚、宋死后，朝廷渐渐由杨贵妃操纵。安禄山在宫里被贵妃养作义子，虢国夫人门庭若市。奸相杨国忠和李林甫专权误国，终于给国家带来了动乱和灾难。接着诗笔转而称赞当时宪宗皇帝大力削平藩镇叛乱，和平有望。结句，作者意味深长地点明主旨：祝愿朝廷努力策划好国家大计，安定社稷，结束内战，不再用兵。
这首诗针砭唐代时政，反对藩镇割据，批判奸相弄权误国；提出所谓“圣君贤卿”的政治理想。它含蓄地揭露了玄宗及皇亲骄奢淫佚的生活和外戚的飞扬跋扈，具有一定的历史上的认识意义。前代诗评家多推崇这首诗“有监戒规讽之意”，“有风骨”，把它和白居易《长恨歌》并称，同为脍炙人口的长篇叙事诗。
这首《连昌宫词》在艺术构思和创作方法上，受到当时传奇小说的影响。诗人既植根于现实生活和历史，又不囿于具体的历史事实，虚构一些情节并加以艺术的夸张，把历史人物和社会生活事件集中在一个典型环境中来描绘，写得异常鲜明生动，从而使主题具有典型意义。例如，有关唐玄宗和杨贵妃在连昌宫中的一段生活，元稹就不是以历史家严格实录的“史笔”，而是用小说家创造性的“诗笔”来描摹的。据陈寅恪的考证，唐玄宗和杨贵妃两人没有一起去过连昌宫。诗中所写，不少地方是根据传闻加以想象而虚拟。如连昌宫中的所谓望仙楼和端正楼，实际上是骊山上华清宫的楼名。李谟偷曲事发生在元宵节前夕东都洛阳的天津桥上，并不是在寒食节夜里连昌宫墙旁。其他如念奴唱歌，二十五郎吹笛，百官队仗避岐薛，杨氏诸姨车斗风等，都不出现在寿安县的连昌宫内或宫前。元稹充分发挥艺术的想象力，把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上的事件集中在连昌宫内来铺叙，并且还虚构一些情节，用以渲染安史之乱前所谓太平繁华的景象，突出主题思想。从诗的自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对念奴唱歌、李谟偷曲等事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并不是不知道的，他如此处理，实在是有意识地学习唐人传奇所常用的典型化方法来创作。这样一来，整首《连昌宫词》在某些细节上虽不符合具体的历史事实，但却形象地反映了历史和社会生活发展的某些本质方面，具有艺术的真实性。至于诗中说到平吴蜀、定淮西等历史事件，则又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和浓烈的现实感。
这首诗的情节，写得真真假假，假中有真，真假相衬，互相对照。正如陈寅恪所指出的那样：“连昌宫词实深受白乐天、陈鸿长恨歌及传之影响，合并融化唐代小说之史才诗笔议论为一体而成。”（《元白诗笺证稿》第三章）在我国叙事诗的发展史上，《连昌宫词》有独自的风格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