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秀才”是汉魏时荐举科目之一，地位比较高，人数也不多，与明清时把州县学府中的生员称为秀才，情况不同。嵇康之兄嵇喜曾举秀才。他去从军，嵇康写了一组（十八首）诗赠他，便以“秀才”为代称。此处所选为第九首，是其中最著名的。

　　嵇喜的为人，据史书所载，颇有些俗气。所以他去看阮籍，遭到一顿白眼。后来嵇康挟琴携酒而往，阮籍才高兴，以“青眼”相待。但在嵇康的赠诗中，却写得嵇喜十分脱俗潇洒，有人因此对嵇康加以讥刺。这是呆板的读诗方法。诗是写给嵇喜的，当然有称颂他的意思，但诗终究又是一种艺术创造，这二首诗中的人物形象，其实是理想化了的，更多地带有作者自身的痕迹，表现着作者对某种人生境界的向往。就是说，这诗有双重意义，而后一种意义更为重要。

　　要理解这首诗，需要对魏晋时期的社会风气，尤其是所谓“魏晋风度”有所了解。魏晋的士族文人，普遍信奉老庄哲学，他们认为，现实社会中的一切现象，都是短暂的、变幻不定的，人若陷落在这些现象（如功名荣利、道德礼义等等）中，便失去真性，变得卑琐可笑。只有追求宇宙的大道，才能达到崇高的人生境界。从这一哲学基点出发，他们重视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反对社会伦理规范的约束。他们评价人物，注重于内在的智慧、高尚的气质，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脱俗的言谈举止，乃至漂亮的外貌。总之，魏晋风度，是自由精神、人格美、漂亮的仪态的结合。嵇康本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是当代人推崇和效仿的对象。他的诗歌中的理想化人物，当然打上了时代的印记。所以，这首诗，实际是魏晋风度的写照，仅作为普通应酬之作来看，是太可惜了。

　　这第九首诗，从表层上说，是想像嵇喜从军以后戎马骑射的生活。但借此，写出了一种纵横驰骋、自由无羁的人生境界。诗中描绘的场面和人物，具有象征意味。

　　通常嵇康的诗不太讲究技巧，这首同样，结构平稳，无甚特异处。前四句，是静态的描写，从几个侧面勾出主人公的特征：他骑一匹训练有素的骏马，穿一身鲜丽生晖的衣服，左手持弓（“繁弱”，古之良弓），右手搭箭（“忘归”，古之良箭）。四句构成一个画面。虽不是直接写人，乘骑、服饰、器物，已经衬托出人物身份的高贵和气度的不凡。

　　马在这首诗中具有重要意义，是完成人物形象塑造的凭借。作者写这马“良”而“闲”（本义是熟练），表明这匹骏马并不是难以羁勒、可能失去控制的烈马，这样写是有意暗示主人的一切意志都能得到充分的实现。

　　后四句转入动态的描写：主人公纵马奔驰，如迅风，如闪电，紧随掠过的影子追逐天上的飞鸟（“景”同“影”，“飞”指飞鸟），奋行在广大的平原上。这里使用一连串表示动作迅急的词汇、一连串的比喻、形容，强烈地特出主人公纵马如飞的形象，要达到一种特殊的效果。诗是作用于读者的感性活动的。人们读着这样的诗，脑海里浮现出诗所描绘的场面，不自觉地似乎同诗中人物一齐凌厉奔驰，自然而然产生一种快感——超越限制、获得充分自由的快感。其实，现代人驾驶摩托、赛车，常常也是追求这样的快感。所以在西方影片中，经常出现汽车狂驰的场面。但是，如风如电的奔驰，因为唯恐失控，很容易带来紧张感，这样人就是被动的，仍旧是不自由的了。所以作者又加上稳定感。首句“良马既闲”的“闲”字，已经埋下伏笔，末句“顾盼生姿”，加以展开：主人公一路急驰，却是轻松闲逸，左顾右盼，风姿佳美。人生至此，真是如意舒展、毫无压迫，毫无滞塞，这是很美的境界。

　　迅急所产生的快感和闲逸所产生的稳定感，本来是对立的东西，嵇康却借着马把两者统一起来了。只有高明的骑士坐在骏马上，才可能是既迅急而又闲逸的。这一形象最能表现人的充分自由和充分主动。延伸开来说，魏晋名士都喜欢临大事而从容不惊的态度。谢安身为宰相，当国家命运系于一举的淝水大战正在激烈进行之际，却在家里跟客人下围棋。不是他不关心国事（谢安是这场战事的决策人），而是一旦紧张失态，就不够潇洒，不够风度了。这跟嵇康所写的骑射场面，从人生境界上说，是相通的。所以这诗不仅是写嵇喜。何况，嵇喜是个文士，能不能骑快马还是个问题。

　　嵇康是一位思想深邃的哲学家，写诗则非其所长，往往议论太多，陷于枯涩。但这首诗却没有上述的毛病（至少不严重），诗中的形象称得上鲜明生动。人物凌厉奔飞而闲逸自由，具有诗歌特有的感染力。所谓“魏晋风度”，颇有些微妙，不易讲清楚，在这首诗里，至少是写出了一些特征，值得仔细一读。

　　从“荔枝诗”看东坡先生的岭南心境。

　　苏东坡于宋哲宗绍圣元年被人告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被贬岭南，“不得签书公事”。于是，东坡先生流连风景，体察风物，对岭南产生了深深的热爱之情，连在岭南地区极为平常的荔枝都爱得那样执着。

　　绍圣二年四月十一日，苏轼在惠州第一次吃荔枝，作有《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对荔枝极尽赞美之能事：“……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枝为先驱。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自此以后，苏轼还多次在诗文中表现了他对荔枝的喜爱之情。例如，《新年五首》：“荔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赠昙秀》：“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枝何时丹。”《〈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引》：“有父老年八十五，指(荔枝)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携酒来游乎?’意欣然许之。”《和陶归园田居》其五：“愿同荔枝社，长作鸡黍局。”《食荔枝二首》其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其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二句最为脍炙人口，解诗者多以为东坡先生在此赞美岭南风物，从而抒发对岭南的留恋之情，其实这是东坡先生满腹苦水唱成了甜甜的赞歌。

　　不错，从一些现象上看起来，苏轼在岭南时的心情与初贬黄州时相比，确实显得更加平静，不见了“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失意与苦闷。《宋史》本传说苏轼在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蒂介，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贬为琼州别驾后，居在“非人所居”的地方，“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介绍： “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苏东坡在岭南时，除了关心自然风光和民情风俗以外，还与出家人交往频繁，诗文中就留有很多与僧人唱和的作品。这一定程度上确实表现了避世意识。

　　我们实在无法相信苏东坡这样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仁人志士会避世遁俗。有一件事实很能说明这个有趣的问题。

　　晚年的苏东坡似乎很喜欢陶渊明，不厌其烦地和陶渊明的诗，并把和陶的诗专门编为一集。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以居岭南时为最多。从绍圣二年正月在惠州贬所到元符三年八月迁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安置，在短短的五年零八个月里，和陶诗凡四十四次一百余首。东坡先生还自述其和陶用意：“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见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这仿佛在告世人：苏东坡从此绝意仕途，欲效陶渊明归隐园田，长作岭南人了。

　　有意思的是，东坡先生那位心迹相通的老弟却对东坡自述的和陶诗用意提出了疑问，他在《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一文中说：“嗟乎，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清人纪昀也以为苏轼“敛才就陶，亦时时自露本色”。

　　苏辙不信其兄会真心归隐，几百年后纪昀的看法也一样。他们的看法可以在苏东坡和陶诗中可以得到印证。《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一曰：“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再拜贺吾君，获此不贪宝。”其十八曰：“芜城阅兴废，雷塘几开塞。明年起华堂，置酒吊亡国。”其二十曰：“当时刘项罢，四海疮痍新。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和陶咏三良》有：“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这都可以看出苏轼恬淡的外表掩饰不了牵挂国运民生的忧患情怀。

　　这种忧患情怀在《荔枝叹》一诗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首先借汉唐故实抨击统治阶级只顾自己享乐而不关民生疾苦的丑恶本质：“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千年以后，我们尤可想见苏学士老泪纵横，祈求上苍：“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苏东坡因仕途坎坷曾经想避世遁俗，又因恋恋不忘国运民生终于没能做到归隐山林。在岭南时，东坡先生的内心正处于这种出世与入世两难的心境之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正是这种两难心境的形象描述。

　　杜审言在狭窄的领域里是一个天才。如果他生活在诗歌范围较广阔的时代，或拥有反抗的、冒险的诗歌个性，那么他将可能成为一位重要的诗人。按照实际情况来说，他致力于将诗歌写得直率优美，这在当时的宫廷诗人中是罕见的。杜审言首先是一位文体家，他的作品具有特别的价值——精练的词语和轻度的句法转换，这是无法翻译出来的。甚至连他的正规宫廷应景诗，也闪耀着流畅的光芒，使其他宫廷诗人显得呆板。这组诗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

　　其中，第一首诗的首联被《唐人句法》引为对句典范，保存在宋代的诗论集《诗人玉屑》中。这一联作为开头是突兀的，它的风格及自然景物支配人类建筑的主题，更适于放在中间部分。次联修正了开头的突兀，写进了宴会，描写酒杯正漂浮在溪水上，并表现求仙主题，正在烧煮石髓作为长生不老药，至少这是诗人闻到粳香后的联想。三联描写柳叶或虫丝垂挂在雾中，仿佛“绾”住了雾；悬挂的藤蔓在风中飘拂，似乎牵住了风。诗人将隐喻的因果关系倒置，这一手法后来在律诗中很流行，杜甫就经常运用。尾联是惋惜的传统结尾。除了尾联，每一联都是佳对，但互不关联，只是以韵脚和宴会的实际情况串联在一起。

　　第二首诗说作者跟韦承庆两个人在宴会后尽情欣赏美景，游玩享乐，辞句非常优美。

　　第三首诗说带着琴瑟，吟诗作画，野餐登山，一直玩到夕阳西下，非常尽兴。

　　第四首诗也是一首特别优美精巧的宫廷诗：这首诗也以一联适于中间位置的对句开头（应该指出，组诗之一的开头是恰当的），尾联将传统的“天已晚了，该回去了”的结尾翻新，写参与宴会者不愿意离开眼前的美景，虽然他们知道不能不离开。

　　第五首诗写参与宴会者对宴会周围的美景十分留恋，离开时还要相约他日重来游玩欣赏。

　　失志不遇的悲哀，莫过于年华蹉跎而志业无成，乃至无望。如果认定无望，反而转向超脱，看破红尘。在封建士人中，多数是明知无望，却仍抱希望，依旧奔波仕途，甘受沦落苦楚。李益这诗即作是想，怀此情。

　　第二天立秋，第一天照镜子，不言而喻，有悲秋的意味。诗人看见自己两鬓花白如雪，苍老了。但他不惊不悲，而是平静淡漠，甚至有点调侃自嘲。镜中的面容，毕竟只表现过去的经历，是已知的体验。他觉得自己活着，这就够了，身外一切往事都可以一笔勾销，无须多想，不必烦恼，就让它留在镜子里。但是，镜外的诗人要面对第二天，走向前途，不知该怎么办。他觉得后一天恰同前一日。过去无成而无得，将来正可无求而无失。何况时光无情，次日立秋，秋风一起，万物凋零，自己的命运也如此，不容超脱，无从选择，只有在此华发之年，怀着一颗被失望凉却的心，去面对肃杀的秋风，接受凋零的前途。这自觉的无望，使他从悲哀而淡漠，变得异常冷静而清醒，虽未绝望，却趋无谓，置一生辛酸于身外，有无限苦涩在言表。这就是此诗中诗人的情怀。

　　诗题“立秋前一日”点明写作日期，而主要用以表示此诗的比兴寓意在悲秋。“览镜”，取喻镜鉴，顾往瞻来。前二句概括失志的过去，是顾往；后二句抒写无望的未来，是瞻来。首句，实则已把身世感慨说尽，然后以“在镜中”、“两鬓雪”、“对秋风”这些具体形象以实喻虚，来表达那一言难尽的的遭遇和前途。这些比喻，既明白，又含蓄不尽，使全篇既有实感，又富意趣，浑然一体，一气呵成。

　　这是一首惜春词，写身处闺阁的女主人公面对即将逝去的春色，无聊地拨弄着瑶琴，看远处云岫，听轻风细雨，觉梨花欲谢，不胜惋惜。全词上片主要描写环境，下片着重刻划景物，通过从室内到室外的景物描写，用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含蓄蕴藉的笔致，写出女主人公伤春怀人的悒怅情怀，表现了女主人公孑然独处的凄寂心境。

　　词的上片主要描写环境，下片着重刻划景物。

　　“小院闲窗春已深”中的“小院”点明词中女主人公所在之地。这小院荫蔽在春色已深、绿树繁花中，天快黑了，楼上窗子一直闲掩着。庭院中未见人来往，窗棂间没有燕穿帘，显得寥廓落漠，真可谓深闺似海！“重帘未卷影沉沉”写少女身处这深院之中，感到孤零岑寂、凄苦难言，一任帘幕低垂；因是重帘，室内光线暗淡。沉沉，是形容室内深邃。这里“影沉沉”不是说夕阳投影拉得很长很长，而是说室内阴暗，更觉黑黝黝的。这两句中的“小院闲窗”和“重帘未卷”，一是从外面看出的实景，一是就内面见到的现状，并非两处，只是一个地方的互文。通过环境描绘，女主人公因春意阑珊、幽闺深邃而产生的孤寂和愁苦统统突现了出来。

　　在这枯寂愁闷时，将是怎样破岑寂、遣愁怀的呢？信步走向楼前，凭楼远眺，希望在开阔的自然景象中寻求一些慰藉。然而却只见白云催暮，风雨弄阴；天色转暗，夜暮将临，几乎同自己的阴沉郁闷的心情一样，反而增添苦恼，烦闷起来。她开始站在那里发愣，接着坐下来弹起琴来：“倚楼无语理瑶琴。”这句就是与她无可奈何时希图摆脱心情苦恼、烦躁不堪的一种下意识动作。事实上词中女主人并非有意练琴，只不过是借以破除孤寂，诉说愁怀。所以不像毛熙震《后庭花》中的少女“倚栏无语摇轻扇”那样轻松明快，自不及冯延巳（一作欧阳修）《蝶恋花》中的女友“泪眼倚楼频独语”那样凄楚。尽管这样，但她的闲愁郁闷终于没有被琴声驱走，精神枷锁，无法解脱。“倚楼无语”形象地写出了那由愁苦郁积进而陷于神魂无措的精神状态。“无语”二字更深切地表达了她的苦涩难言的心情。

　　过片两个对句，与前段结语紧密联系，是她在楼前所见的实景，从正面揭示愁思之由：“远岫出云催薄暮”为远景。这句是说地面水气，入夜遇冷而成云雾，笼罩峰峦，白天经太阳蒸发，逐渐消散，峰峦再现。而山穴中云气，日照困难，要到日将落时才冉冉升起。陶渊明《归去来辞》云：“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就是写傍晚景象，故云“催薄暮”。薄暮，日将落时之谓。“细风吹雨弄轻阴”为近景，是说傍晚时分，天色渐暗，暮霭沉沉，而微风吹拂，雨花飞溅，好似与轻阴相戏弄，故云“弄轻阴”。

　　前句中着一“催”字，加速了夜暮降临；后句中用一“弄”字，使轻阴转浓，融成一片，天色变黑。既生动，又形象，无异于在愁人心上加盖了一层厚厚的阴影，愁怀难遣，自不待言。

　　最后一句“梨花欲谢恐难禁”是承“春色深”而来，按节候与“梨花落后清明”（晏殊《破阵子》中语）相合。因此以“梨花欲谢”总括环境和景色，以“恐难禁”概述落漠和愁苦。词中女主人愁思之由，至此道出。出于它，才将细微的景物与幽渺的感情极为巧妙而和谐地结合起来，使由惜春引起难以捕捉的、抽象的愁思就成了可以接触的具体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