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议论文,收录于《焚书》。该文写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5年),主要是用来驳斥耿定向的理论。
李贽在该文中主要阐述了“童心“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赤子之心,“一念之本心“,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要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这在当时道学僵化的环境中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李贽的“童心“,其实是新儒家学者先天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他说,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种“本心“是最纯洁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因而他也是最完美的,最具一切美好的可能性的。“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实则是人的个性和主体价值的自觉。如果丧失了这种自觉的“本心“,那么,人就失去了个体价值,人就不再能以一个真实的主体而存在:“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而道学及其教育却使人的这种纯洁“童心“丧失殆尽,丧失人的真实存在的价值:“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总之,由于道学的教育,闻见、道理、名誉等的刺激引诱,人就会失掉其本来的善良本性,从而失去为善的内在根据。反过来说,只有断绝道学教育所灌输的闻见、道理等,才能保证“纯真无伪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所谓闻见道理都来自圣贤之书,即是程朱义理。“多读书识义理“,使仁义道德的说教由耳目闻见入主于身心之中,取代了“童心“,使人们的语言、行为都变得虚伪,“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想由“多读书识义理“的途径达到“内含以章美,笃实生辉光“,只能适得其反。正是这些圣贤之书所传播的“闻见道理“障人“童心“,使人“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正是道学教育败坏人才,败坏政事,败坏社会风气,造成一派虚假。“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 者,又岂少哉?“总是,道学教育使人丧失自然纯朴真挚的“童心“,道学家们都是一伙“失却真心“,专门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的“个人“,他们把社会变成了“无所不假“的欺诈场所。
李贽从“童心“出发,大胆地揭露了伪道学家的虚伪本质,把“六经“,“《语》、《孟》“等圣经贤传当作一切虚假的总根源,大胆地否定了传统的经典教材。李贽认为这些圣经贤传真伪难考,是非不辨,根本不能奉为经典。“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贤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即便是圣人所说的话,也“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因而,“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表现了李贽反教条、反传统、反权威的叛逆精神。这对人们摆脱程朱理学的思想束缚,敢于发露“童心自出之言“,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李贽的时代,正是八股盛行,依经出题作文、代圣人立言,不能表达独立见解的文风泛滥的时代。李贽却认为,“童心“即“真心“是文章的直接本源。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换句话说,即天下最好的文章,都是作者真性实情的流露,性情已真,则其文无所不真。不管什么时代,不拘何种体裁,都显示出作者的精神风貌,都是真有价值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因此,他认为,所读的书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且书本知识、读书内容也是日渐其新、日益发展丰富的。所以,只要出于“童心“的作品,不分时代和文体,都应该是读书的内容。甚至认为“东国之秘语,西方之至文,《离骚》、班、马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宋元名人之曲“,“申韩之书“等,“肌臂理分,时出新意“。且“摅其胸中之独见“,都可“意人益智“。这种要求广读诸书,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读书为文的主张,是与其主张自由、解放的思想相一致的。只有这样读书,才能够不受一经一说的约束与专断,避免由于学术上的狭隘性而造成的“圣经贤传“的思想垄断而丧失“童心“。
但李贽所肯定的“自然之性“的真挚“童心“,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出发的,其主要矛头是程朱理学及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的论。这本身也就是陆王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学术旨趣之一。
李贽的“童心“在本质上既近阳明又近佛。王阳明道:“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将李贽的“童心“一比较即可看到,李贽的所谓“童心“受到外来的闻见、道理、名誉等种种刺激引诱以致失去本来面目,即阳明所谓“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李贽所谓“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也即是王阳明所谓“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从学术关系来看,李贽实也属于王学左派。他在南京时曾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王襞是王艮的儿子,幼闻庭训,王艮在淮南讲学时,王襞长期在左右,对于“乐学“之说尤多发挥。据此可知李贽与泰州学派的渊源,他是得泰州之传。再者,受佛道影响原也是泰州学派的特征之一,这一点,李贽自己也是明白承认的。他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里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逋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李贽的《与马历山书》中,“童心“、“真心“,亦有此意:“人人各具有,是大圆镜智,所谓我之明德是也。是明德也,上与天同,下与地同,中与千贤万圣同。彼无所加,我无所损。“
李贽的《童心说》对于当时文坛的反复古主义起过积极的作用。明代文坛前后七子在作文教育上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前人规步矩随,丝毫没有自家的精神气魄。即便是前七子中最负盛名的李梦阳,钱牧斋也批评他说:“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窃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童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批评很辛辣。前后七子在程朱理学及八股文风的禁锢之下,“不能吐其心之所有“,相率为假古董。李贽针对文坛颓风,提倡以“真“对“伪“的《童心说》,反复古派最有力的袁宏道,即多受其思想的影响。
总之,《童心说》以其强烈地反对道学教育及封建名教的束缚,反对权威和僵化,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特征,具有了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它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压制人的个性和情感,程朱理学摧残人们精神和理智的一种抗争;它提倡个性的自由解放,以及自由发展的人本主义;它是封建名教重压下的人的主体的觉悟;它与初步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这种见解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无论是对文艺批评,还是对教育的理论与实施,都具有深刻的积极意义。
“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道家和佛家,都将人生看作是一场梦,认为人生不过是一场虚幻,唯有育化万物又为万物归宿的“道”及普渡众生的“佛法”,才是真实的,永恒的。故李白常常喝得酩酊大醉,他要在醉中来忘却这如梦的人生。诗人通过醉酒表达了对丑恶黑暗的社会现实的批判,同时在醉意朦胧中,以新的眼光发现新的天地,充分享受人生乐趣。当诗人从醉梦中一觉醒来的时候,觉得烦嚣的尘世已变得分外安宁:“觉来眄庭前,一鸟花间鸣。借问此何时,春风语流莺。”庭前花丛中,有一只小鸟在鸣叫,原来春天已经到了。原来世界中还有这样鸟语花香,春光明媚的幽美境地。这种幽美之境与其说是大自然的赐与,不如说是诗人心境的表现。他醉前竟百视而不一见,而如今在醉后醒来才突然发现,正是因为李白的心境在沉醉后平静了下来,他才会在安谧宁静的春光里发现了以前不曾发现的幽美之境。这种发现,犹如哲学上的顿悟,使人突然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哲理境界,那是超凡脱俗的另一个世界,一切人间的忧虑和烦恼,都不复存在了。在这里宠辱皆忘,只有审美的观照、心灵的宁静。
对于这种醉后悟道境界的突然到来,诗人非常高兴,他感到自己已很久没有这种心境了,因此感慨再三。他很想让这种心境多持续些时候,怕自己过早地酒醒,又回到残酷的现实社会中来,被种种忧心的事所折磨,因此,他还得再喝上几杯。“对酒还自倾”,直喝到月上中天。他对酒狂歌,逍遥自得,久久地陶醉在无忧无虑的世界里。
这首诗深受陶渊明《饮酒》诗的影响,是“拟陶之作”,但又保持着李白自己的风格,写得“流丽酣畅”。不象陶渊明那样沉静、淡泊,只在沉醉的时刻,有些陶渊明的影子,等他一旦完全醒来,就又回复到豪放旷达的李白了。
此诗起四句直写当前气候,说在阴历五月的一天早晨,吹起南风,不快不慢,飘动着诗人的衣服。风是夏天“清朝”中的“南颸”,飘衣送凉,气象是清爽的。接着两句,不交代转变过程,便紧接着写“重云蔽白日,闲雨纷微微。”由晴到雨,似颇突然。以上六句是面的总写,一般叙述,不多描绘。
“流目”四句,由面移到一个点。先写诗人在清风微雨中,转眼观看西园,见园中紫葵生长得“晔晔”繁荣,虽作集中,亦只叙述。上文的叙事写景,直贯到此;而对着紫葵,忽产生一种感慨:“于今甚可爱,奈何当复衰!”感慨也来得突然,但内容还属一般,属于人们对事物常有的盛衰之感。这里转为抒情。下面两句:“感物愿及时,每恨靡所挥。”承前两句,抒情又由点到面,同时由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转到对自身的表白,扩大一步,提高一步,句法同样有点突然,而内容却不一般了。陶渊明本是有志于济世的人,被迫过隐居生活,从紫葵的荣晔易衰而联想自己不能及时发挥壮志,建立功业,这种触动内心痛处的感受,本来也是自然的,不妨明白直说,可诗中偏不说出“愿及时”愿的是什么,“靡所挥”挥的是什么,而是留给读者自行领会。
上文各以六句成片,结尾以四句成片。这四句由思想上的“恨”转到写生活上的困难,以及在困难中不可抑制的更强烈的思想活动。“悠悠待秋稼,寥落将赊迟。”等到秋天庄稼收成,有粮食不继的迫切问题。处境如此,还有上文的为外物而感慨,为壮志而感伤的闲情,在常人眼中,已未免迂疏可笑;而况下文所写,还有“不可淹(抑遏)”的“逸想”和什么“猖狂”的情感或行动,冷静一想,也未免自觉“可悲”了。有了“悠悠”两句,则上下文的思想感情,都变成出于常情之外,那末作者之非常人也就不言可喻了。把“不常”写得似乎可笑可悲,实际上是无意中反映了他的可钦可敬。
这首诗在陶诗中是写得较平凡的,朴质无华,它的转接突然的地方,也表现它的“放”和“直”,即放手抒写,直截不费结撰。但也有它的含蓄,有它的似拙而实高,它的奇特过人,即不露痕迹地表现作者襟怀的开阔和高远。
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的处境,“猖狂”的来龙去脉,也就有迹可寻,即是对于黑暗、险恶的政局和自身抱负莫展的愤激。把这些诗句都作赋体看,诗中表现出诗人的政治热肠和人生态度,表现出他高出常人的地方,即在艰难的生活中不忘济世。诗写得很随便,却有深远的意境。
这首小令从多方位、多角度描写杭州西湖的水光山色,绘出西湖碧波荡漾、荷花飘香、晴阴皆美的自然风光,展示出一派欢歌笑语、天顺民昌的盛世之景。全曲赞美西湖生气盎然、甜美和熙、胜似“天堂”,展示出一派欢歌笑语、天顺民昌的盛世之景,溢美之词漾溢其间。
开头“里湖,外湖,无处是无春处”,总览西湖之春,写出了武林胜境韶光好趁、春色满眼的诱人景象。西湖以以苏堤为界分里湖和外湖。“无处是无春处”句,并不避讳两个“无”字,自然巧妙,虽不去写具体景观,却展示了一个春到西湖,生机盎然的总印象。
“真山真水真画图,一片玲珑玉”两句进一步渲染春满西湖的景象,先以画图作比,又以美玉相喻,景象就更为具体了。仍然是总览全景,不求细致描画。“真山真水真画图”句甚妙,明明是真山真水,而不是图画,偏说是“真图画”。三个“真”字,与上句的两个“无”字,又造成了呼应,使语言呈现出故意重复用字的规律美。“一片玲珑玉”,总括西湖之澄澈明净,犹如玲珑剔透的美玉,而且是一片,不是一块。这种写法局部上有所模糊,总体感却是十分突出的。
“宜酒宜诗,宜晴宜雨”两句,是写西湖的迷人风景无时无处不撩人心动。诗酒唱和于西湖之上,面对绮丽景致,更发人豪兴,牵惹诗魂。“销金锅”,喻西湖是个挥金如土用钱如沙的胜地;“锦绣窟”,喻西湖如衣锦披绣的窟穴。二句极写繁盛,含无限感慨,有赞叹,也有思索。
结尾“老苏,老逋,杨柳堤梅花墓”,以林逋和苏轼二人的高节,映衬西湖的格调清雅,并以苏堤和孤山作为西湖有代表性的景观,以收束全曲。如果说全曲前半部分写西湖是一片玉,后半部分就是具体写西湖的两个珠:苏堤和孤山。有全景也有局部,写轮廓也写细部,整个西湖春色就尽收眼底了。
从写法上看,此曲最突出的特点是用笔简淡而又粗豪,多以全景和远景出之,不弄小巧,使画面具有淋漓酣畅之美,即使写具体景观,也以写意笔法为之,点到即止,全是远眺式的。在风格上,此曲一反《朝天子》曲牌“感叹伤悲”的传统,变为粗豪酣畅,颇有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