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赋先写做箫的竹，再写箫的制作及吹奏者，接着写箫声极尽其妙的变化，然后写箫声的道德感化作用和艺术感染力，最后再写箫声的余音袅袅和不绝如缕。全赋词藻华美又生动形象，用语准确而又鲜明，无堆砌之弊，却极尽精巧之致，同时音调和美，句式整饬，虽骈偶而不呆板凝滞，描绘了一幅幅有声、有境、有情、有人物及其行动的声乐画面，收到了音乐化、诗化、画化、情趣化的效果，极富表现力。
《洞箫赋》的结构布局具有相对的完整性，作者详细地叙述了箫的制作材料的产地情况，然后写工匠的精工细作与调试，接着写乐师高超的演奏，随后写音乐的效果及其作用。基本上通过“生材、制器、发声、声之妙、声之感、总赞”的顺序来写洞箫这件乐器，这也成为后来音乐赋的一个固定模式。汉代以前，横吹、竖吹的管乐器统称为笛或邃，所称箫者应该是排箫，所以《洞箫赋》之箫应为排箫。从赋中“吹参差而入道德兮，故永御而可贵。”中的“参差”也可知此处洞箫为排箫，因为古时洞箫又有别称“参差”。排箫即洞箫或箫，据《尔雅·释乐》郭璞注曰大箫“编二十三管”，小箫“十六管”。下面以《洞箫赋》的结构顺序来对其进行全面的分析。
（一）生材
“原夫箫干之所生兮，于江南之丘墟。”此句指出了箫竹的产地，即江南的土山坡上。《丹阳记》曰:“江宁县慈母山临江生箫管竹”，由此其产地也得到了印证。再接下文章用大段的文字来描写箫竹所处的环境：
“徒观其旁山侧兮，则岖嵚岿崎，倚巇迤靡，诚可悲乎其不安也。弥望傥莽，联延旷汤，又足乐乎其敞闲也。托身躯于后土兮，经万载而不迁。吸至精之滋熙兮，禀苍色之润坚。感阴阳之变化兮，附性命乎皇天。翔风萧萧而径其末兮，回江流川而溉其山。扬素波而挥连珠兮，声礚礚而澍渊。朝露清冷而陨其侧兮，玉液浸润而承其根。孤雌寡鹤，娱优乎其下兮，春禽群嬉，翱翔乎其颠。秋蜩不食，抱朴而长吟兮，玄猿悲啸，搜索乎其闲。处幽隐而奥庰兮，密漠泊以猭。惟详察其素体兮，宜清静而弗喧。”
此段写到了山、水、猿、禽，也只有这样的环境才会产出适合作箫的竹子，突出箫竹吸收天地之精华而成材的环境。
（二）制器
“于是般匠施巧，夔妃准法，带以象牙，掍其会合；锼镂离洒，绛唇错杂，邻菌缭纠，罗鳞捷猎，胶致理比，挹抐擫鑈”此句主要描写了箫的制作，写到了巧匠鲁班制器，夔、妃来定律数，并镶嵌上象牙作为装饰，以及各种文饰，可见其制作的工序繁琐、细致，就其外形来说也会有很高的欣赏价值。
（三）发声
此部分写到了盲者由于“寡所舒其思虑兮，专发愤乎音声”，所以才能做出“ 故吻吮值夫宫商兮，龢纷离其匹溢”的音乐，这也是古代之所以有很多盲人乐师的主要原因。在后面紧接着写到了吹奏者吹奏时的身体的动作（“形旖旎以顺吹兮”)以及面部的动作（“气旁迕以飞射兮”），这种面部脸颊和咽部“一鼓一缩”的技巧动作应该是古代的吹奏方法，在现在看来这种方法应该是不科学的。此部分还运用了比喻的手法来描写乐声的特点如“或浑沌而潺湲兮，猎若枚折”等。
（四）声之妙
这一部分主要描写了乐声的美妙效果，“要复遮其蹊径兮，与讴谣乎相和”写到了人声与箫声的和谐相伴所产生的艺术效果。以下几句“故听其巨音，则周流氾滥，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其妙声则清静厌瘱，顺叙卑迏，若孝子之事父也。科条譬类，诚应义理，澎濞慷慨，一何壮士！优柔温润，又似君子。故其武声则若雷霆輘輷，佚豫以沸渭；其仁声则若颽风纷披，容与而施惠”分别描写其巨声、妙声、武声、仁声的特点，并运用通感的描写方法来阐述不同“乐声”的特点，写到“巨声”以“慈父之畜子”这样的形象来描述其人声和箫声和谐的特点，用“孝子之事父”来形象的表述“妙声”清和流畅的特点。“武声”则已“雷霆輘輷”的意象来表述。至于“仁声”的特点就以“颽风纷披，容与而施惠”即以和缓的南风吹拂万物的景象来表现。
（五）声之感
这一部分主要描写听者的感受。“故贪饕者听之而廉隅兮，狼戾者闻之而不怼。刚毅强虣反仁恩兮，啴唌逸豫戒其失”写到不同的人听到这样的音乐后的反映，来说明此音乐的感化教化作用。“钟期、牙、旷怅然而愕兮，杞梁之妻不能为其气”的描写虽然有些夸张，但那也同样表现了音乐的美妙所达到的艺术感染力。“故知音者，乐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伟之。故闻其悲声，则莫不怆然累欷，撆涕抆泪；其奏欢娱，则莫不惮漫衍凯，阿那腲腇者已”则从“知音”和“不知音”者内心的感受及“悲”“欢”之音所造成的不同的情感冲击来描写不同的声音感受。再后来则通过描写“是以蟋蟀蚸蠖，蚑行喘息。蝼蚁蝘蜒，蝇蝇翊翊。迁延徙迤，鱼瞰鸟睨，垂喙蜿转，瞪瞢忘食”蟋蟀、蚸蠖、蝼蚁、蝘蜒等动物的表现从另外的角度写对乐声的不同感受和音乐引人入胜的效果。
（六）总赞
这一部分写到了箫声音色丰富的特点，描写声音强、弱、高、低不同的效果，并运用比喻的后发来进行描绘。
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结合作者的生平来看，作者比较注重对儒家音乐思想的阐发，以儒家所推崇的君子仁人之德来比拟音声，展现了作者的儒家意识，这是对儒家音乐思想的发挥。从文章中读者时时能够感受到儒家文化对他的影响。
总的来说《洞箫赋》开音乐赋固定写作模式的先河，在他以后，其他赋家纷纷效仿，从而使这种模式的地位得以确立。从另一方面讲，《洞箫赋》的这种“取材、制器、发声……”的模式基本囊括了此乐器所能涉及的诸多方面，这与武帝确立的“大一统”的思想不无吻合之处，而从一下的细节方面，读者同样可以看到儒家思想的影响。
（一）取材方面：在描写这一部分时，作者强调了箫竹所处环境的险峻、凄寒，即“江南丘壑”、“岖嵚岿崎”，同时也写到了选材的要求，在文中则体现为“洞条畅而罕节兮”的描述，这些正与儒家推崇逆境造才、为才是用的思想相吻合。当然作者也没有忘记“圣主”的作用，从而体现了阶级观念。
（二）制器方面：要求做到“挹抐擫鑈”，即中制、符合礼制规格，这与礼乐制度的等级观念不无关系，而且从洞箫的外形来看，它也是非常符合礼制的。
（三）声音的描述方面：在描述不同的声音时，特别是描写巨声和妙声时，用“慈父畜子”和“孝子事父”的仁义道德表现来形象的展现其声音的特点。
（四）声音作用方面：这一部分集中的体现了儒家音乐思想中的所推崇的教化作用。“嚚、顽、朱、均惕复惠兮，桀、跖、鬻、博儡以顿顇”此句说顽固凶残的丹朱、商均、夏桀、盗跖、夏育、申博听了以后都受到震惊而醒悟过来，改变自己的恶性而陷入自我反省之中。“吹参差而入道德兮，故永御而可贵”则说吹奏洞箫就能把人引入感化之道，所以长久地使用它的作用就很可贵了。所以说此部分所体现的儒家音乐思想的教化作用还是很明显的。
《洞箫赋》还很好的体现了汉代“以悲为美”的社会审美趣向，“悲”据蔡仲德先生的论断来说汉代所说的悲应该是指“悲乐”，而不是说音乐感动人而使人产生撇泪流涕的表现。首先取材方面，通过“孤雌寡鹤”“秋蜩不食”“玄猿悲啸”这些物象以说明箫竹生长环境的悲，从而为箫的制作奠定了悲的基调。然后又提到了盲乐师的因为生下来就不见光明，心中郁结了很多忧愁悲愤，只有通过音乐来表现出来，所以才会有“寡所舒其思虑兮，专发愤乎音声”的表现。对于乐声的感受和作用，文中提到“故知音者，乐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伟之”，即认为只有那些体会到悲乐感情的人才能称之为“知音者”，说明作者以能欣赏悲乐为其音乐审美的标准，这也是汉代音乐审美的一大特色。
总之，《洞箫赋》为后来音乐赋的写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典范，在描写方面它运用多种手法，为读者展现了一幅色彩鲜艳的图画，其中既有高山流水，也有乐师尽情的表演，更有对于乐声的生动的描述，给读者以美的享受。音乐思想方面，此赋涉及很多儒家音乐思想的内容，这也是汉代“大一统”思想影响的表现，但是文中有很多内容涉及“声音”的描写，所以使音乐固有的娱乐性凸现出来，这一点也是他的赋作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文中也很好的体现了汉代“以悲为美”的审美趣向，从而更加全面的展现了汉代大文化背景对作者的影响。
这首词是描写一个少妇在晚春时节缱绻怀人，愁眉不展，百无聊赖的情怀。
词分上下两片，上片写词中的女主人公触景生愁。第一二两句“亭前春逐红英尽，舞态徘徊。”写这个女子独处事中，举目窗外，所看到的是捕目落花，随风飞舞，看来，春花即将随着这片片飞花无声无息地消逝了。这显然突出了这正是晚春时节。“亭前”一句写“春逐红英尽”是拟人，实际上是少妇在拟自己：“舞态徘徊”看似花舞春归，实际是少妇内心的情思纷扰，无法平复。一个“徘徊”明是写花，暗是写春，尤其是写少妇心中的思忆徘徊。“细雨”不仅打湿了繁枝落花，而且打湿了少妇的思念，所以她才愁眉不展。伤春是一种文人传统，但同时也是一种思妇情怀，“不放”一句形象地写出少妇的愁思是那么浓郁而又沉重。第三句继续描写窗外的景色，漫天的漾潆细雨下个不停。晚春时节的花英是很容易谢树辞枝的，哪里经得起东风的摧残，更何况又加上春雨的打击呢?
正如词人辛稼轩所说：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风物宜人的春天很快就要消逝了，这象征着岁月的蹉跎，青春的老大，教人愁绪满怀。“不放双眉时暂开，’’就是愁绪满怀的形象的说法，连让双眉暂时展开一点的笑意帆没有。真是“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以如此愁苦，还有更重要的生活上的原因。
词的下片描写女主人公绿窗孤处，百无聊赖的心情。起首两句"绿窗冷静芳音断，香印成灰。“继续描写环境，从描写环境的寂静中体现女主人公的孤寂心情。“绿窗冷静”是承上片的环境描写而转写少妇的自身境况。暮春时节，花落雨潺，一个人独守在空荡荡的闺房之中，总是一种凄清冷寂的氛围，但是这些并不是少妇忧思不断的真正原因，真正的原因是“芳音断”。冷清平添愁苦，而“芳音断。”则愁苦更浓。“香印成灰”看起来是写景，实际上是写人，“成灰”，既有时间的概念，也有心情的感慨，如唐李商隐有诗“蜡炬成灰泪始干”，其中“灰”字也是以意寓之的。这里少妇的心境似乎也同“香印”一起有“成灰”之感，其愁思苦闷之情不可谓不深。“可奈情怀”近乎白话，同后句一起直接描写，突出了无可奈何的心情，也暗点了百无聊赖的困境，虽然直白，但却言浅意深，把少妇那种梦寐以求的怀思之情准确地表现了出来。
“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动乱年代的生动写照。公元881年（唐僖宗中和元年），黄巢起义军占领长安，銮舆西迁。各地地方军阀、地主武装拥兵自重并趁乱抢夺财物，迫害人民，到处发生着流血恐怖事件。在这些“乱世英雄”心中，天理，王法，朝廷命官等，全都不算回事。韦庄《秦妇吟》就写过官军的纵暴：“自从洛下屯师旅，日夜巡兵入村坞。匣中秋水拔青蛇，旗上高风吹白虎。入门下马若旋风，罄室倾囊如卷土。”而当年杜荀鹤旅途停舟于池州（今安徽贵池。唐时一称秋浦郡），遇郡中发生兵变，郡守被乱军逐出，恐怖覆盖秋浦。诗人目睹这一切，忧心如焚。“诗可以怨”，或者说“愤怒出诗人”。他写了这篇《旅泊遇郡中叛乱示同志》，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见证。
“握手相看谁敢言，军家刀剑在腰边。”诗人落笔就描绘了郡中叛乱后的恐怖世相。人们握手相看，道路以目，敢怒而不敢言，这是一种极不正常、极为压抑的情况。对于它的原因，只轻轻一点：“军家刀剑在腰边”，“在腰边”三字极妙，暴力镇压的威慑，不待刀剑出鞘，已足以使人侧目。乱军的跋扈，百姓的恐慌，诗人的不安，尽在不言之中。这种开门见山的作法，使人感到这诗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按捺不住的激发。
“徧（遍）搜宝货无藏处，乱杀平人不怕天。”二句承上“军家刀剑”，直书乱兵暴行。他们杀人越货，全是强盗的行为。其实强盗还害惧王法，还不敢如此明火执杖，肆无忌惮。“平人”即平民（避太宗名讳改“民”为“人”），良民，岂能杀？更岂能乱杀？“杀”字前着一“乱”字，则突出行凶者面目的狰狞，罪行的令人发指。“不怕天”三字亦妙，它深刻地写出随着封建秩序的破坏，人的思想、伦常观念也混乱了。正常时期不怕王法的人，也应怕天诛。但天子威风扫地的末世，天的权威也动摇了，恶人更成“和尚打伞”，为所欲为。
更有甚者：“古寺拆为修寨木，荒坟开作甃城砖”（甃音zhòu，用砖砌造），拆寺敞坟，在平时会被视为极大的罪孽，恶在不赦，此时却发生在青天白日下。战争造成大破坏，于此也可见一斑，参阅以《秦妇吟》“采樵斫尽杏园花，修寨诛残御沟柳”，尤觉真切。诗人通过搜宝货、杀平人、拆古寺、开荒坟等时事，生动地表现了满目疮痍的社会情况，同时也表现了对乱军暴行的咬牙切齿。
现实很残酷，问题很多，然而诗人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也老老实实承认了这一点：“郡侯逐出浑闲事，正值銮舆幸蜀年。”这像是无可奈何的叹息，带着九分伤心和一分幽默：这种局面，连一方“诸侯”的刺史都毫无办法。不但无法，他还自身难保，让“刀剑在腰边”的乱军轻易地撵了，全不当回事儿。不但郡守如此，皇帝老官也自身难保，被黄巢、尚让们赶出长安，也全不算回事了。“銮舆幸蜀”，不过是好听一点的说就而已。诗末的潜台词是：如今皇帝蒙尘，郡守被赶，四海滔滔，国无宁日。你我同仁空怀忧国忧民之诚，奈何无力可去补苍天。只好写下这一页痛史，留与后人评说吧。
这是一首积淀着无限深情的悼念亡友的诗作。在中华民国时期，悼亡，对革命者来说是常事，因而，它也就成了鲁迅诗作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和一般性的悼亡之作不同的是，鲁迅在此诗中除使用“健儿”一词外，基本上不涉及被悼念者的身世、人品和才学，而主要是写诗人自己的心境和感情。
诗的前两句乍看起来和悼念挚友似无关联，全然是在写自己的感受；而就情绪的格调来看，仿佛还不免有些压抑和低回。“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说明诗人近时的心境不如过去亢奋，已经被压抑到低沉、麻木的境地，甚至连花开花落、人事荣枯也激不起心中的一点微波和涟漪了。这显然是反语，是极言压迫已经超出了可以负荷的程度；只好听之任之。作者鲁迅在《南腔北调集（守常全集）题记》一文中说过：“革命的先驱者的血，现在已经并不希奇了。单就我自己说罢，七年前为了几个人，就发过不少激昂的空论，后来听惯了电刑，枪毙斩决，暗杀的故事，神经渐渐麻木，毫不吃惊，也无言说了。我想，就是报上所记的“人山人海”去看枭首示众的头颅的人们，恐怕也未必觉得更兴奋于看赛花灯的罢。血是流得太多了。”他在《集外集拾遗·上海所感》中又说过“初看见血，心里是不舒服的，不过久住在杀人的名胜之区，则即使见了挂着的头颅，也不怎么诧异。这就是因为能够习惯的缘故。”鲁迅的这些话；可以印证他的“豪情”之所以锐减完全是因为压迫无比惨烈、社会极其黑暗的缘故。从艺术的表现角度来讲，前两句感情低回，似现木然，则是一种蓄势待发、欲扬先抑的手法。作为革命家的鲁迅，他决不会对时 势的变化、斗争的起伏、革命的成败以及革命者的生死置之度外， 漠不关心的。1926年，他在抨击旧军阀时，曾说过：“人们的痛苦是不容易相通的。因为不易相通，杀人者便以杀人为唯一要道，甚至于还当作快乐。然而也因为不容易相通，所以杀人者所显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够儆戒后来，使人们永远变作牛马”（《华盖集续编·死地》）杨铨死后不久，作者鲁迅在写给友人台静农的信中说：“仆生长危邦，年逾大衍，天灾人祸，所见多矣，无怨于生，亦无怖于死，即将投我琼瑶，依然弄此笔墨，夙心旧习，不能改也，惟较之春初，匿亦颇自摄养耳”。既然“无怨于生”、“固亦颇自摄养”；既然“无怖于死”，则旧习不改，“依然弄此笔墨”，决不会被白色恐怖所吓退，“豪情”也决不会真的减遇，就是减退了，也必当再度焕发。所以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他多次表示：“继杨杏佛而该死之榜，的确有之”，“据闻在‘白名单’中，我也荣获入选”，但作者却正义凛然、勇敢无畏地宣告：“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疑民哭健儿。”笔锋突然一转，豪情再度昂奋，更加焕发。蓄势待发的感情，冲破了前所罕见的大黑暗迸发了出来，在这江南大雨之日，作者也涕泪滂沱地哭吊这位人民的健儿。末二句即融景入情，表达了作者沉痛真挚的感情。一个“又”字，既说明了暗杀革命者的事件的不断上演，反映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严酷。又说明了前两句所表达到的“麻木”心情的所由来的原因，前后照应。诗的前后各半部分表现的感情，先抑后扬，又以当前景，融入当时情，情景交融，浑然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