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与《七律·咏贾谊》是姊妹篇。首句写贾谊杰出的才华“世无伦”，次句猛转写贾谊遭贬，三四句写对贾谊的死不以为然，表达对贾谊因自责和哀伤而死表示了无限的痛惜之情。诗题直用人名，不曰“咏”，不曰“叹”，不曰“悼”，纯以中性形态出之，此为“藏锋”之法。情在诗中，不假诗题以张扬。
“贾生才调世无伦”开门见山，高度赞扬了贾谊杰出的才华，并下了一个“世无伦”的定位。在这里作者化用了李商隐《贾生》中的“贾生才调更无伦”成句，只改动一字，易“更”为“世”，就使境界拓宽了许多，“更”为比较说法，“世”为历史品评，议论入诗，一言九鼎，更加实在地肯定了贾谊无与伦比的才华。
“哭泣情怀吊屈文”猛转为贾谊遭贬，概写贾谊被贬至长沙任长沙王太傅时，曾以十分悲痛的心情写过《吊屈原赋》，借凭吊屈原抒发了愤世伤时之情和怀才不遇之感。一句诗，追怀两个历史人物。贾谊被贬，与屈原被逐，势不同而运同。贾谊吊屈原，这叫同命相怜。故《汉书·贾谊传》亦说：“追伤之，因以自谕”。毛泽东注意到这一点，将二人并写并论，是体认到历史的不公正性和正人君子的命运多舛。
“梁王堕马寻常事”作者平静讲述梁王堕马而死不是稀奇的事情。汉文帝把贾谊召回长安，很看重他的才学及品德，任命他为梁怀王刘胜的太傅。后来梁王堕马而死，这是一次意外事故，贾谊有责，仅为护理不周。文帝不责，贾谊自责，或性格中“认真”的成分太重，或律己的“压力”太大，一遇变故，万念成灰。这是贾谊深受儒家“忠恕仁义”思想影响，实践其舍生取忠取义的愚忠信条。本来梁王坠马而死不是什么特别不得了的事情，竟然令贾谊哀伤致死。
“何用哀伤付一生”笔锋一转，又回到贾谊身上，惜贾谊宏才不用，惜贾谊因“寻常事”而死，归结为惜人才。“付一生”与“寻常事”对照鲜明而强烈，从而表现了诗人对才华绝世的贾谊因“梁王堕马”而哀伤早逝的深深惋惜之情。“才调世无伦”的贾生竟然因此哀伤而死，实在令人难以接受。结尾一句有诗意未尽之效，留给了读者许多想象的余地。同时也是作者发动“反右”的一种“自我坦白”。
全篇以议论为主，也夹杂着作者似赞似怜，亦颂亦讽，既赏爱又痛惜的复杂而含蓄的情感，作者的这种相反相成的情感是对贾谊才华与命运之反差的悲叹。贾谊的《治安策》对历史与现实作了深入透辟的分析，提出了削弱诸侯王势力，巩固中央集权，重农抑商，抗击匈奴等重要的举措，而文章的开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六……”既透露了贾谊忧国忧民，感时伤事的情怀，却也显示了其性格的柔弱、脆弱，这既成就了贾谊，也伤害了贾谊，是其性格的悲剧，也是其命运悲剧的原因之一。
整首诗反映了作者对贾谊“世无伦”的才华十分赞赏，对其怀才不遇、仕途受挫、未获重用、早亡，非常惋惜；同时对贾谊那种自伤、脆弱、愚忠、迂腐的性格作了委婉的批评。语言明白流畅，化用前人诗句，洒脱自如，韵味深长。
全篇紧扣诗题，句句写“夏夜苦热”。起首二句开门见山，交代时间、处所，直截点题，并提挈全篇。永州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夏日温度高，且时间长。诗人半夜尚不能入睡，悄悄起身登西楼去乘凉；夜半如此，骄阳暴晒的白天，可想而知。简略几笔，就高度概括了夏天之热，生灵之苦。
“山泽凝暑气”四句是登西楼时之所见所感，极写赤日炎炎似火烧的环境。时值中夜，山泽还如蒸笼，凝聚着暑热的炎气；长天无云，银河里也闪耀着刺眼的光辉；太阳烈焰的烧烤，滋润万物生长的露水已无影无踪；四野宁静，没有一丝凉风。
“探汤汲阴井”四句是登西楼后的活动，极写诗人如在火炉中熬煎的苦况。炎热不可挡，诗人想方设法来解暑：汲井水冲凉，开门扉纳凉，靠着栏杆乘凉。但是，井水却成了滚烫的开水，打开门灼焰扑面。
最末四句，基于以上厚实的铺垫，诗人直接抒写了自己的感触。面对这种恶劣的环境，如此致命的气候，诗人简直难于呼吸，他抬头看见北斗，不禁向苍天提出质疑：长此下去，万物怎能蕃长？生灵怎能延续？此时，读者似乎看见诗人在仰天长啸：何当一夕金风起，为我扫除天下热！但是，这美好的愿望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引用“姑射子”这一典故，自嘲自解，既然不能以静胜热，就只能怅恨无边了。结尾以反诘语收束，诗的意境也渐臻极顶。
诗人笔下的夏夜，实在令人望而生畏。表现入微，首先取决于作者的体物入神。诗人长期困居永州，对当地气候有极深入细致的感受，再经过缜密的构思和精心提炼，才收到了如此精妙的艺术效果。由于诗人将自己的感受、情绪写得很形象，很具体，就隐含着一种抽象的概念，因而带有象征意味。柳宗元生活在唐代由盛而衰的转变时期，统治阶级奢侈腐化，赋税徭役日增，老百姓困苦不堪，形成了“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答元饶州论政理书》）的局面。诗人在永州期间广泛地接触百姓，对民间疾苦有所了解，《捕蛇者说》一文就以毒蛇与赋敛作比衬，深刻地揭露了唐王朝统治集团“苛政猛于虎”的黑暗现实。因此，诗人写夏夜酷热使人难以忍受，这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现象，而且又暗示着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唐王朝的暴政，使老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死亡线上挣扎，还有什么“亭毒”可言！这正如杜甫在《无家别》所言“何以为蒸黎”一样，把老百姓逼到没法做老百姓的境地，又怎能做老百姓的主上呢？大唐王朝的统治又怎能巩固呢？这种在比兴中巧寓象征的手法，大大地拓展了诗的内涵，又增强了艺术表达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