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边塞诗的读者，往往因为诗中所涉及的地名古今杂举、空间悬隔而感到困惑。怀疑作者不谙地理，因而不求甚解者有之，曲为之解者亦有之。这第四首诗就有这种情形。
前两句提到三个地名。雪山即河西走廊南面横亘廷伸的祁连山脉。青海与玉门关东西相距数千里，却同在一幅画面上出现，于是对这两句就有种种不同的解说。有的说，上句是向前极目，下句是回望故乡。这很奇怪。青海、雪山在前，玉门关在后，则抒情主人公回望的故乡该是玉门关西的西域，那不是汉兵，倒成胡兵了。另一说，次句即“孤城玉门关遥望”之倒文，而遥望的对象则是“青海长云暗雪山”，这里存在两种误解：一是把“遥望”解为“遥看”，二是把对西北边陲地区的概括描写误解为抒情主人公望中所见，而前一种误解即因后一种误解而生。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诗人在开篇描绘了一幅壮阔苍凉的边塞风景，概括了西北边陲的状貌。这两句话的意思是：青海湖上的天空，长云遮蔽，湖北面绵延着的雪山隐约可见，翻过雪山，就是河西走廊荒漠中的孤城，再往西，就可以看到玉门关。在唐代，西边有吐蕃，北边有突厥，当时的青海是唐军和吐蕃多次交战的地方，而玉门关外就是突厥的势力范围，所以这两座城池是唐重要的边防城。看着青海和玉门关，就使 战士想到曾经在这两个地方发生过的战斗场面，不由心潮澎湃。可见这两句写景中包含丰富的感情，有戍守边疆将士们对边防的关注，有他们对自己能担负保家卫国责任的自豪，也有边疆环境恶劣，将领戍边生活艰苦的孤寂心情，种种感情都融进了这苍凉 辽阔、迷茫昏暗的景象中。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两句由情景交融的环境描写转为直接抒情。“黄沙百战穿金甲”，是概括力极强的诗句。戍边时间之漫长，战事之频繁，战斗之艰苦，敌军之强悍，边地之荒凉，都于此七字中概括无遗。“百战”是比较抽象的，冠以“黄沙”二字，就突出了西北战场的特征， “百战”而至“穿金甲”，更可想见战斗之艰苦激烈，也可想见这漫长的时间中有一系列“白骨掩蓬蒿”式的壮烈牺牲。但是，金甲尽管磨穿，将士的报国壮志却并没有销磨，而是在大漠风沙的磨炼中变得更加坚定。“不破楼兰终不还”，就是身经百战的将士豪壮的誓言。上一句把战斗之艰苦、战事之频繁越写得突出，这一句便越显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盛唐优秀的边塞诗有一个重要的思想特色，就是在抒写戍边将士的豪情壮志的同时，并不回避战争的艰苦，本篇就是一个显例。可以说，三、四两句不是空洞肤浅的抒情，正是因为有一、二两句那种含蕴丰富的大处落墨的环境描写。典型环境与人物感情高度统一，是王昌龄绝句的一个突出优点，这在本篇中也有明显的体现。
此词描写思妇念远的愁情。上阕写思妇别后的孤凄苦闷和对远游人深切的怀念；下阕借景抒情，描写思妇秋夜难眠独伴孤灯的愁苦。全词突出一个“恨”字，层层递进，深沉婉约，把一个闺中独居的女子在爱人离别后的凄凉悲愁以及对杳无音讯的无情之人的怨恨，刻画得淋漓尽致；笔调细腻委婉，语言浅白，情感朴实；境界哀怨缠绵，清疏蕴藉，雅俗兼备；抒情与写景兼融，景中寓婉曲之情，情中带凄清之景，表现出特有的深曲婉丽的艺术风格。
此词深受五代花间词的影响，表现闺中思妇深沉凄绝的离愁别恨。全词以景寓情，情景交融，词境委婉曲折、深沉精细而又温柔敦厚。
发端句“别后不知君远近”是恨的缘由。因不知亲人行踪，故触景皆生出凄凉、郁闷，亦即无时无处不如此。“多少”，以模糊语言极状其多。三四两句再进一层，抒写了远别的情状与愁绪。
“渐行渐远渐无书”，一句之内重复了三个“渐”字，将思妇的想象意念从近处逐渐推向远处，仿佛去追寻爱人的足迹，然而雁绝鱼沉，天崖无处觅寻踪影。“无书”应首句的“不知”，且欲知无由，她只有沉浸在“水阔鱼沉何处问”的无穷哀怨之中了。“水阔”是“远”的象征，“鱼沉”是“无书”的象征。“何处问”三字，将思妇欲求无路、欲诉无门的那种不可名状的愁苦，抒写得极为痛切。在她与亲人相阻绝的浩浩水域与茫茫空间，似乎都充塞了触目凄凉的离别苦况。词的笔触既深沉又婉曲。
词篇从过片以下，深入细腻地刻画了思妇的内心世界，着力渲染了她秋夜不寐的愁苦之情。“自古伤心惟远别，登山临水迟留。暮尘衰草一番秋。寻常景物，到此尽成愁。”（张先《临江仙·自古伤心惟远别》）风竹秋韵，原是“寻常景物”，但在与亲人远别，空床独宿的思妇听来，万叶千声都是离恨悲鸣，一叶叶一声声都牵动着她无限愁苦之情。
“故欹单枕梦中寻，梦又不成灯又烬”。思妇为了摆脱苦状的现实，急于入睡成梦，故特意斜靠着孤枕，幻想在梦中能寻觅到在现实中寻觅不到的亲人，可是“千山万水不曾行，魂梦欲教何处觅？”（韦庄《木兰花·独上小楼春欲暮》）连仅有的一点小小希望也成了泡影，不单是“愁极梦难成”（薛昭蕴《小重山·春到长门春草青》），最后连那一盏作伴的残灯也熄灭了。“灯又烬”一语双关，闺房里的灯花燃成了灰烬，自己与亲人的相会也不可能实现，思妇的命运变得和灯花一样凄迷、黯淡。词到结句，哀婉幽怨之情韵袅袅不断，具有深沉的艺术感染力。
前于欧阳修的花间派词人，往往喜欢对女性的外在体态服饰进行精心刻画，而对人物内心的思想感情则很少揭示。欧阳修显然比他们进了一大步，在这首词中，他没在使用一个字去描绘思妇的外貌形象，而是着力揭示思妇内心的思想感情，字字沉着，句句推进，如剥笋抽茧，逐层深入，由分别——远别——无音信——夜闻风竹——寻梦不成——灯又烬，将一层、一层、又一层的愁恨写得越来越深刻、凄绝。刘熙载云：“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艺概》）此语精辟地指出了欧词婉约深沉的特点。以此词而言，这种风格表现得极为明显。
全词写愁恨由远到近，自外及内，从现实到幻想，又从幻想回到现实。且抒情写景两得，写景句寓含着婉曲之情，言情句挟带着凄凉之景，将闺中思妇深沉凄绝的别恨表现得深曲婉丽，淋漓尽致。
此诗以自嘲的口吻，抒写平生到处漂泊，功业只是连续遭贬。诗人面对当年自己的画像，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既有对目前垂垂老矣的描述，也有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多重感情交织在一起。造语苍凉，寓庄于谐，言有尽而意无穷。
苏轼诗清新豪健，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一格。本诗更是语出惊人，开端便说自己心如死灰，乍看似与诗人一向旷达豪爽的性格很不相附，然了解了诗人的经历、心情后，就不能不对作者这种心死之哀寄予深切的同情。
作此诗时，是苏轼去世前两个月，作者已年逾花甲，堪堪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回首自己的一生，几起几落，失意坎坷，纵然有忠义填骨髓的浩瀚之气，也不得不化为壮志未酬的长长叹息。作者只能慷慨悲歌，自叹飘零。接下来的“身如不系之舟”指自己晚年生活的飘泊不定，抒写羁旅漂泊的忧伤情怀。如果仅限于“入乎其内”的抒写人生的苦闷，苏轼也就不成为令人发出会心微笑的“东坡老”。他不会，也不屑在哀愁中沉沦。
且看后两句“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一反忧伤情调，以久惯世路的旷达来取代人生失意的哀愁，自我解脱力是惊人的。苏轼认为自己一生的功业，不在做礼部尚书或祠部员外郎时，更不在阀州、徐州、密州（作者曾在此三地作过知府）。恰恰在被贬谪的三州。真是“满纸荒唐言”，然而这位“东坡看”最能够“白首忘机”。失意也罢，坎坷也罢，他却丝毫不减豪放本色，真是不可救药的浪漫。末两句，语带诙谐，有自我调侃的意味，却也深刻地传达了作者此刻的微妙心情。
整首诗庄中含谐，直中有曲。表现了东坡其人其诗特有的风格。读之使人击节可叹，极易受感染。
这篇墓志铭既记述了袁枚一生的行迹，又评价了他的政绩、品德和才学，且选取具体事例，着意于性格刻画。以切实求生动，于叙事寓情韵，因而增强了文章的文学性。铭文言简意赅，情真意切，语调与韵脚幽深婉转，感人至深。
作者对袁枚的一生和为人的了解具体而人微，所撷取的业绩和生活片断甚是精当，谋篇布局极为深远周密，一扫罗列堆叠，从而可以见出作者所谓的“格”。全文八百多字分成五个段落，述及死者的身世、学业、仕途、品德、才华、际遇、成就等诸多方面，扼要真切而中肯，可谓简洁得体，遣词造句颇具功力。
第一段首句交代了籍贯名讳后，以“其仕在官，有名绩矣。解官后，作园江宁西城居之，曰“随园”。世称随园先生，乃尤著云。”这三句指出袁枚的名声是解官后的文学成就较之其官声政绩更大，这是作者的基本看法。接着在写袁枚从少时直到终居江宁的一段简历中颂赞了袁枚年轻时学有所成，现场命题作文一挥而就，才思敏捷，词赋华丽，因而受到显宦的赏识，得推荐参加乾隆二年（1737年）的博学鸿词科考试。虽然“及试报罢”，没有选上，但隔年乡试中举，又一年即进士及第。作者着重说明的是袁枚确有真才实学并且好学。庶吉士散馆后他没有能留在翰林院，而被分配在江南做知县。但以他的才能，又受到总督的赏识。文中通过两位显官的识才爱才，托出袁枚的天资聪颖，学习有方，年轻时即崭露头角。以昭彰铭主的才气横溢。从袁枚在江宁这一任上的表现“遇事尽其能，无所回避，事无不举”就反映出袁枚的素质、品格和吏治才能。作者对袁枚这段二十余年的主要经历没有花更多笔墨，而是把他一生中的主要事迹分为三段逐一铺排，把所要颂赞的非凡才华、文学成就、吏治官声等情节曲折写来，布局不落俗套。这些事迹通过翔实的材料、朴素的词语、简洁流畅的语言展现出来，令读者信服地确立起墓主人的高大形象，具有耐人咀嚼的“味”。
第二段铺排的是袁枚的仕途际遇和道德风貌。“而忽摈外；及为知县，著才矣，而仕卒不进。”既是慨叹语气，又似代为不平之鸣，惋惜其怀才不遇，宦途一开始就不利，放外任只做得个知县，直得不到擢升。“著才矣”三字直道尽了袁枚在担任知县期间所展示的卓越才能，用字简练而有力。对袁枚的好客和待人接物尤其是对后学的爱护，这些都用人微的描写毕现了一个宽厚长者和学者的风度，从而令人肃然起敬。又更插人一句描绘四方慕名造府和当年随园的风光、盛况而且当为作者所目睹的文字，越发增强了材料的翔实感。
第三段是颂扬袁枚的文学成就和社会影响广大。赞袁枚占文法功底深厚，在散文骈文方面不是一味仿效前人而有开拓。特别是在诗歌方面下的工夫尤深，竟然达到了世人想要生发而未能达到的境界。作者从基于袁枚生前的社会影响的事实出发，誉其为“百余年来第一人”的评价显得有根有据，令人感到站得住脚，不为过分。这一段并无浮靡奉承之同，只淡淡数语，却收不显而自显之效。
第四段颂赞袁枚吏治能力，写得别出机杼。以袁枚父亲匿名察访和百姓对袁知县的反映一事引出，娓娓动听，可见作者的文章平淡中自有其活泼。“朝治事，夜饮吟”一笔是赞赏袁枚为官仍不失名士风雅。以民间传刻审理案件的事迹来间接道出袁枚的吏治业绩及其谦虚美德，也颇具匠心。
第五段除了叙述墓主人的身后之外，交代了作者所以知之甚详是因与袁枚是世交，而且同住江宁长期交游在一起，当是知之最深，使人益信作者所青。最后结尾用铭文有重点地统括了全文内容。
全文在叙述时既错综变化，又脉络分明，不板滞，不凌乱，而能突出袁枚的主要精神和成就。在评价时用语极注意分寸，无谀墓之嫌。全篇五段首字均以“君……”开端，有整齐协调之感，可谓自成一格。章法严谨，词句合乎古法。从这篇墓志铭可以看出作者所主张的写作文章的观点是从义理、考证、辞章三结合方面身体力行，以及所要达到的境界，是清代墓志铭中的佳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