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一开始“东风”二句，为春睡渲染气氛，写东风吹拂柳条，春日渐长，雨后斜阳映照芳草，正是人困春睡时光。接着“杏花”两句，枝头的杏花零落入泥，燕子衔沾花的泥土筑巢，犹自散发着微微的香气。由景而人，美人面对花落春去之景，青春难再，自然无心斜妆，不得不陷于春困矣。这两句与李清照“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句颇有相似之处，但写得更为隽永。
词的下片写女子枕畔难眠所见到的景象。“宝篆”二句写她长时间失眠，直到篆香销尽，不眠的原因，是因所思念的人在潇湘所致。词的歇拍“夜寒”二句，具体描写夜深寒气袭人，女子无法再进入甜蜜的梦乡，只有思前想后，辗转反侧。春天是使人热情奔放的季节，春夜更是最让痴情男女激动的时光。苏轼的《春宵》诗写道： “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歌管楼台声细细，秋千院宇夜沉沉。”如此黄金时刻，正值韶华的女子却只能独守空房，当然免不了辗转不寐；而一夜间堆积的困倦，只能挪到白天来补足，昼眠是迫不得已的。
这首词最精致的就是前三句的景色描写，很多评论者都给予极高评价，沈际飞、王国维都认为秦观的句子脱胎于温庭筠、曾靓等人的词，但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秦观这几句实际上是把前人诗词中的相似意境加以综合，从而营造出更为丰富的意境。温庭筠的“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写杏花落入泥土，使泥土也沾染了香气，而曾靓的“为怜流去落斜香，唧将归画梁”则写燕子不忍心落花委于泥土，特意将它们衔起来黏在自己的巢上。秦观的词综合了温、曾两人词中的意境，把落花堕泥、燕子衔泥两个层次的场景合并到一起，却又处理得天衣无缝，甚至比他所依据的蓝本更简洁、更有表现力。
全面分析作品的结构还可以看出，词的上下两阕各有侧重：上阕主要写景，下阕情景兼备；上阕写的是白天，主要写室外的春色，下阕则写夜晚，主要写室内的陈设；最后两句以描绘情感作结，点明词作的主旨，有画龙点睛的功效。有的评论者认为这首词上下两个结句过于写实，有“气薄语纤”的毛病。其实也不然，如果没有最后的结句对情感的深沉描绘，则前面的写景将没有多少意义。晚唐词人温庭筠的词作色彩绚丽，耀人眼目，却不免靡丽空薄之讥，就是因为他缺少真情的抒写。秦观之所以能超迈前人，也正是因为擅长抒写真情，天性多情、重情。
这是一首写景小诗，全诗六句，描绘出一幅山雾朦胧，喜听猿鸣的画卷。该诗通过对诗人深夜听猿时情景的描写，表达了诗人听猿时的欢快愉悦之感和对山水自然的挚爱之情。全诗对仗工整，语言朴素。
“噭噭夜猿鸣，溶溶晨雾合。”落笔即写夜猿高唱，山间晨雾弥漫。此处之用语、造句，几乎与谢灵运《登石门最高顶》诗“活活夕流驶，嗽嗽夜猿啼”相同，但意境略有差异。沈诗则是“夜”“晨”二字，交互为言，言朝朝暮暮，清猿高唱，山雾弥漫。这开首两句，诗人即以简洁传神的画笔，描绘出猿声阵阵、雾气迷濠的画幅，颇为诱人。
“不知声远近， 唯见山重沓。”这里的“声”，自是指“噭噭”的猿鸣声。这两句是写此时此地诗人耳闻目睹的独特感受。与前两句联系起来看，不仅不觉其怪，反而觉得这种感受和描绘，真是真切不过了。诗人是在山边听猿，是在云雾中看山的。那猿声在山峦沟壑中空谷传响，悠悠回荡，听来自然是忽远忽近，难以捉摸。那山峦是在云雾环合之中，雾环如带，看起来那显露的山峰自然像层层叠摞一般。诗人所见的是山雾环合中的群峰形象，所听的是空谷传响的猿鸣之声，因而他那“不知声远近，唯见山重沓”的感受，既是独特的，又是合乎实情的。从中，体现出诗人体情察物的精微细致。
“既欢东岭唱，复伫西岩答。”两句是抒写诗人那种欢欣和追寻之情。诗人将猿鸣说成“唱”“答”，赋予猿以人的情趣，已可见其对猿声的喜欢了。诗人又以“东岭”“西岩”对举，描绘那种左顾右盼、久听不已的情态，更显出他对猿声的兴致。再加上“既欢”“复伫”等语，那心中的欣喜和久恋不去的情态，就更为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
这首写景诗，观察细致，描绘逼真，风格清新隽永，贯注着一种对大自然的欣喜挚爱之情。读来耐人品味，令人反复吟咏。
这篇赋通过想象描写了屈原的经历，刻画了屈原孤愤无奈、悲伤绝望的心情，不仅表达了作者对于屈原这位伟大诗人的景仰之情，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国家命运的忧思，更是表达了他不屈服现实、勇于抗争的决心与勇气。全文熔叙事议论抒情为一炉，语言明畅，感情真挚，充盈着一股奋发向上的豪气，被认为是发屈原之心的作品，其词气与屈原暗合。
此赋开篇交代了出峡适楚的行程以及造访屈原故居的感受。屈原的故居在屈原死后被改建为屈原庙，但时过境迁，此时屈原庙已荒废不堪。苏轼目睹此景，百感交集，心潮澎湃。
接着文章刻画了屈原孤愤、无奈、彷徨以及绝望的心态。屈原虽被放逐，然系心于国事，徘徊江上不忍离去。赋吟《怀沙》诗章自伤怀抱。这些都是屈原内心的挣扎，他作为楚国的大夫，却没有尽到责任。尽管这些都不是他主观上的原因所造成的，但是他没有尽到责任这是一个事实，屈原感到的是懊悔，是自责，是无奈，是悲痛。最终这些情绪彻底压垮了他。对于他而言，唯有一死才是解脱。这并不意味着他在逃避责任，而是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承担责任的可能了，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于国家以及人民的忏悔。
苏轼正是看到了屈原内心最为真实的情感，因此他在赋中为屈原代言：为了忠君报国，为了国家人民，不逃避不苟活，活着要力争强谏，即使死了也希望自己的死能感动君主使其从而改变作风。对于屈原而言，是可以选择逃避和苟活的，是可以把所有的责任完全推卸给那个不负责任，甚至是没有责任的国君身上的，甚至像屈原这样名满天下的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安身立命，甚至享受荣华富贵，但是屈原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是一个至情至性之人，他对于楚国的爱是深入骨髓的爱，是超越生死的爱，是发自灵魂的爱，正是这种爱超越了千古，为一代又一代人所敬仰。屈原不是为了一个不争气的国君自杀的，他是为了楚国而死的，他是一个殉国者，一个殉道者，这是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知识分子与历代腐儒的不同之处。
接着作者写了屈原宁愿为国而死也不随从流俗的决心。对于很多人而言，屈原的确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他完全没有必要为了这样一个国家去死，但是他就是去了，原因何在，因为这个国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形式，而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正如齐奥朗所言：“一个国家的偶像灭亡了，那么这个国家就灭亡了。”偶像就是文化，就是精神。屈原悲伤的不是国破家亡，而是神器被毁，楚国就此不复存在了，这是令他感到绝望的根本之处。作为一个人，一个有良知的人，他是不能够就此苟活于世的，是不能够没有灵魂、行尸走肉一般地活下去的。屈原是一个贵族，他有着无与伦比高贵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不能够受到一丝一毫玷污的，同时越是高贵的灵魂越是脆弱，越是不堪一击。
文章最后表明“君子之道”不必苛责求全，对屈原的精神表示肯定和赞赏。苏轼通过一种跨越时空的、一种精神上的对话，完成了对于屈原精神的一次深刻的分析与理解，最后他终于明白，作为一个君子，所要思考的，所要接受的，不是利害，不是现实，不是生死，而是一种道，这种道类似于儒家所谓的“仁者”之道，类似于孟子所谓的“舍生取义”。有些人总是要为了某些东西做出牺牲，这种牺牲并不是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东西、更好的东西，而是为了捍卫信仰，捍卫真理。屈原的死，是出于对自身的绝望，他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抗争，但是这种绝望不是彻底的绝望，死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为了唤醒更多麻木的灵魂。这就是屈原的希望。
《屈原庙赋》是采取“骚体赋”的形式写成的，同《离骚》一样，大量运用句尾助词“兮”字，使文章唱叹有致，哀婉缠绵而又悲壮遒劲，读来使人有荡气回肠之感。全赋熔叙事议论抒情为一炉，叙写了江峡的崔嵬山峰、峭壁惊湍、江畔荒凉寂寞的屈原故居和屈原徘徊江上、怨慕楚王、思念故园的矛盾心情，抒发了作者追慕屈原高洁的人品，渴望匡时济世的情感。这是作者与屈原灵魂的对话之作，不论在思想内涵或是艺术表现方面，都堪称赋学史上独树一帜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