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首联点明了诗人此时的身份、心境以及神态行为；颔联写景，景象壮阔，气势雄浑；颈联既是眼前实景，也是诗人对局势的企望；尾联用典，写观雨感受，表现对抗金胜利的渴望。该诗虽然写的是雨景，但却包含着诗人对时局的极大关注。
“山客龙钟不解耕，开轩危坐看阴晴”，点明了诗人此时的身份、心境以及神态行为。“山客”是诗人自谓，“客”点明处境，“龙钟”写诗人精神状态；“不解耕”表明诗人不会（懂）农桑。这里，与其说作者在介绍自己，不如说他在述说那个不幸的时代。寓居异乡，是因为国破家亡；精神疲惫，是因为颠沛流离；不事农桑，是由于在这战乱扰攘的年代无法进行和平生产。首联的出句，写出了诗人对这个特定时代的鲜明态度，是因，是“客”；对句才是果，是“主”，“危坐”表现了诗人郑重的神态及沉重的心情。“阴晴”是运用双关，既是天气的变化，也是当时抗金时局的动态。这又与前面的“不解耕”自然衔接，“观雨”与“时局”二者圆和无迹。
“前江后岭通云气，万壑千林送雨声。”写景，景象壮阔，气势雄浑。江壑林岭，风起云涌，雨声阵阵。诗人既写出了夏季云雨的固有特征，也表现了他此刻浩茫深沉的思绪：广大地域的风云翻涌、大雨滂沱，就是整个国家颠覆播迁的写照。这里不单写雨景，也是在写时局，最高统治者不作有力的抵抗，致使金兵势如破竹，这里的“云”“雨”又是两层含义巧妙的融会在一起。
尽管云雨的猛烈遮蔽万物，雨中的万物并没有全然屈服，时局也并非黑暗一片。乌云密雨中也有不屈不挠的抵抗，摇摇欲坠的危局中也有一丝生机（这里主要是指当时的长沙守帅向子湮的积极抗金举动）。颈联既是眼前实景，也是诗人对局势的企望。竹枝顽强地挺立着，高高的山角上、大风吹掀处露出了光明。这里诗人对雨势变化观察的细致入微，表明他对现实的高度关注。
尾联用典，出句化用了杜甫的“床头屋漏无干处”的诗句，对句也是老杜的“净洗甲兵长不用”诗句的化用，在此均为反其意而用之。作者由雨又想到了一个典故：武王伐殷时，天降大雨，姜太公说：“这是上天在为我们洗刷兵甲，助我伐纣！”我大宋王朝如果兴兵伐金，也可以借助这大雨洗刷兵器。果真如此，我个人的屋子漏雨又何妨！“当然这里的“雨”所指是有助于抗金的好的事物。比如积极的抵抗政策、行之有效的作战措施、戮力同心的上下配合、催人奋进的舆论氛围等等，与上面所指的晦暗的压迫势力、飘摇欲坠的危势等等是不同的（这也是广义的“双关”）。这是作为意象的多义性决定的，更是诗人关心时局、希望政局好转的本意决定的。
当然，全诗还运用了拟人、对仗等辞格，使得气韵雄沉；但关键还是双关的应用，把眼前的自然现象、把诗人对自然现象的观感与对现实的焦灼而深刻的思虑天衣无缝般地有机融为一炉，拓宽了诗歌的意境，深化了诗歌的内涵，气足神完，极具审美意义，是陈与义现存诗中的精品。
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
这是一篇有名的不怕鬼的故事，显系民间传说，选自《列异传》。
《搜神记》卷十六也收有此篇，题目略有改动，“宋定伯”作“宗定伯”。《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类书中有所征引。
作品的主题是宣扬不怕鬼更要敢捉鬼制服鬼。
它通过逢鬼、骗鬼和捉鬼的描写，赞扬了少年宋定伯的机智和勇敢，说明鬼并没有什么可怕，人完全可以制服它，特别是在人们相信“人鬼乃皆实有”，“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的魏晋南北朝，更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中心人物是宋定伯，他年少气盛，夜行遇鬼，他不仅不怕，还主动与鬼打招呼。当鬼问“汝复谁?”定伯答：“我亦鬼。”妙!佯装是鬼的同类，才能与鬼同行。这表现了宋定伯的沉着和机智。
鬼背负宋定伯时说：“卿太重，将非鬼也!”他一点不惊慌，反而自称是“新鬼，故身重耳”。又一次巧妙地解除了鬼的怀疑，取得了鬼的信任，并进而掌握了捉鬼的奥秘“惟不喜人唾”。
当宋定伯涉水有声时，鬼又问：“何以有声?”定伯又以“新死，不习渡水故尔”作答，使鬼信以为真，完全把鬼迷住。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当行至宛市，定伯紧紧抓住鬼不放，不管鬼怎样惨叫，他也不心软。鬼变成一只羊，便将它卖掉，并“唾之”以防鬼再变。这些层层深入的描绘，活生生地再现了一个有胆有识、善于谋略、勇于捉鬼的少年英雄宋定伯的形象。
作品中的鬼是一个呆头呆脑的形象，它是作为宋定伯的陪衬而出现的。它的一切都被神机妙算的宋定伯所控制，这个鬼必然要成为英雄手下的败将。
以对话的方式展开情节，贯穿全篇，简洁而传神，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需要。作者把宋定伯和鬼的对话描写得栩栩如生，如临其境，颇为有趣。
在对话中，宋定伯的灵活、机智、勇敢与鬼的笨拙、窝囊、怯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效果。特别把宋定伯捉鬼的情节写得极为生动：“定伯担鬼著肩上，急执之。鬼大呼，声咋咋然，索下。不复听之，径至宛市中。”鬼的惊呼与凄然求饶的可怜相和定伯坚定果断的神情都跃然纸上，生动逼真。
本文是魏晋志怪小说中精彩的篇章。
在此诗正文中，诗人表达了对友人好意的感谢，并且表明自己不愿意出仕的心愿。全诗十六句，可以分两个层次。第一层是前八句，追忆与庞参军真挚深厚的友情。“相知何必旧，倾盖定前言”两句，说明两人不是旧交，而是新知。这从序文的“自尔邻曲，冬春再交”中可以看出。《史记》卷八十三《鲁仲连邹阳列传》引谚云：“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意思是说，如果人不相知，从初交至白头，还会像刚认识一样，没有友情。如果人各相知，即使是偶然乘车在道上相遇，也会像老朋友那样并车而谈，以至两车的车盖相切、倾斜，久久不忍分手。以下六句，追忆旧游。“有客赏我趣，每每顾林园”，是总述。“赏我趣”当然是谦虚的说法，反过来说，也是陶渊明所处的林园环境的情趣，陶渊明独立的人格力量、高雅的生活方式，吸引、感染了包括庞参军在内的客人，因此使他们经常造访，时时登门，终于成为“相知”。下面四句，从两个方面来谈“趣”，实际是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两人交游的内容和感情的基础。一是谈圣之趣，“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说明谈话内容的格调、境界之高，不是一般碌碌之辈汲汲于名利的庸俗之谈所能企及的。二是饮酒之趣，“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若能以酒助谈，则兴致更高，说明了交遇方式的高雅、闲适，感情交流的自然、融洽。当然，这也是“陶渊明式”的生活情趣和交友方式。
“我实幽居士”以下八句是第二层，抒发依依惜别的情怀。正因为相交深、知遇厚，所以一旦分离，就无法扯断联络感情的纽带。诗人自己是立志归隐之人，没有俗务缠身，不会因公事鞅掌，东西奔走；而朋友却要远离自己而去，从此天各一方，因此希望别后能常通音问，以释遥念。“物新人惟旧”，语见《尚书》：“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意思是：器物求新，而朋友间当以旧谊为重。但即使感情相通，不惧相隔万里，也终究无法改变天各一方、江山阻隔的现实，不复能时时谈笑宴饮。只能希望你在远方自己保重身体，以后相会，还不知在何年何夕呢？这一层诗人抒发的感情十分细腻丰富：分手在即，不免感伤、怅惘；感伤之余，又要嘱咐常通音信，叮咛保重身体，对分手后的“情通万里”，来年的重新相会寄托了希望。显得十分朴实、深沉。
这是一首送别诗，又是一首表达真挚友情的抒情诗，反映了陶渊明田园生活的一个侧面。同陶诗的其他篇什一样，这首诗也以它的真情真意深深地感动着每一个读者。按理说，送别诗完全可以写得愁肠百结，缠绵绯恻，令人不忍卒读，但这首诗却以明白如话的诗句，举重若轻，朴实无华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情，真是“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绝句》），它的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正是这种“天然”、“真淳”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