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风波】的开头是“罗绮满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寻芳去。”是说穰城里虽然“罗绮满城”花花绿绿，但是春天已近逝去，于是到百花洲上寻找春天的美好景色。百花洲上的景色是怎样的呢？“浦映□花花映浦”，美极了。“无尽处，恍然身入桃源路”这种美好境界无边无际，走进去好象突然走入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去“世外桃源”的路上的境界一般。这上片，字面上的意思是，城里的春天景色即将逝去，没什么好景致，到城外游咏之地寻美景吧；而那里，景致确实很好，真如世外桃源一般。换句话说，对城市的生活已没什么兴趣，必须离开城市，到山林原野之间去，那里远比这表面繁华的城市生活来得好。这表明了范仲淹对官场生活已经厌倦，对表面稳固的朝庭存在着反感，想离开朝庭，离开官场，寻找他途，退隐归田去，希望过陶渊明式的生活。（我想，这可能就是他屡次请贬的原因之一。）这是上片的思想感情的实质。所以，下片紧接着说：“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替自己的这种思想进行辩解，认为他想这样做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最后说，“莺解新声蜨解舞。天赋与，争教我辈无欢绪。”在词的意境上是写对景色的欣赏，实际上是表白自己去退隐归田是很愉快的、很乐观的、很自然的。
这首词，反映了范仲淹在仕途受阻、政见受挫之时，其本阶级（中、小地主）软弱的一面的作用下，有退隐的念头，乍看起来，这种念头是不符合范仲淹的思想实际的。范仲淹“每感激天下事，奋不顾身”（宋史），“公少有大节，其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趍舍，其所为，必尽其力。曰：‘为之自我者，当如是，其成与否，有不在我者，虽圣贤不能必，吾岂苟哉？’”。（《范文正公集》《褒贤集：神道碑铭》）可是我认为，范氏的世界也是有矛盾的，以上所引的活只道出了它的一面（而且是主导一面）。范仲淹消极低沉的时候也是有的，只是不很严重而已。这是因为他是封建社会的士大夫，他所代表的阶级——中、小地主——在当时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地位都是不巩固的，虽然有上升的积极要求，却是很软弱的；他所处的时代是沉闷的时代。（关于范仲淹有积极一面和消极一面，从以上分析的三首词中亦可看出来，上面的分析也或多或少作了些说明，读者要更进一步了解这种两面性的具体情况，实质和根源，可参阅马茂元的《范仲淹的词》一文，我完全赞同马氏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也许有人会说，他既然在五十七岁左右有这种消极退隐思想，可是他在58岁时怎么能写出《岳阳楼记》这样积极的散文呢？不错，《岳阳楼记》是篇积极的作品，但我正要以它作为旁证，说明范仲淹在知邓州时（五十七、八岁）思想上消极面积极极面有着激烈的斗争，而斗争的结果是积极面占了上风。《岳阳楼记》写了两种人在洞庭湖两景色面前所表现的两种不同情绪，实际上与他自己的思想有关。他年轻时，生气勃勃，积极进取。后来三遭贬职（知邓州就是其中一次——知邓州前充边任），知邓州时，年纪老了，由此，他有一些消极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岳阳楼记》最后强调“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他自己的矛盾着的两种思想倾向对立斗争的结果，积极一面占了上风了，他过去一贯的积极处世的思想复活了。所以他在末了说：“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否定了消极一面，希望、鼓励自己向古仁人看齐，希望、鼓励自己比古仁人更进一步。他在这时思想斗争的结果是积极一面占了上风，但当时的消极一面却在【定风波】中记录下来了。
这是一首写好友老年时离别伤情的诗，是一首别具一格的送别诗。
写送别，既不写送别的时间和地点，又不通过写景抒情达意，而是从年轻时的分别写起，用一“易”字，说年轻时不把离别当成一回事，总觉得再会是很容易的。这里既是对从前分别的追忆，又是对过去把离别不当成一回事的追悔。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起句自然，平平叙来，而眼前依依不舍的感情隐含其间。“黯然伤魂者，唯别而已矣。”离别，毕竟是人生中伤痛的事情。“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年轻时不在乎，因为来日方长，而年老时就不一样了，因为所剩日子无多，不能再轻易离别了。作者把老年时对待别离的感情和态度与年轻时相比，不但使诗意深入一层，而且把一别之后难得再见的痛苦而沉重的心情，充分表达出来。
“勿言”二句起承转作用，是从离别写到别时的酒宴。说明此次饯别，不同以往，眼前的一杯薄酒，不要再以为不算什么，因为到明日分别以后，恐怕再难于一起把杯共饮了。“一樽酒"，形容其少。“难重持”，很难再一同共饮，而且是“明日”，就在眼前。这是多么令人心酸而又遗憾的事情。小小一杯酒，寄托了依依难舍之情以及极可珍惜的知己的无限情意，语调低沉，伤感不已。
最后，作者则驰骋丰富的想象，想到古人梦中寻友的动人事迹，他想模仿古人，在与范安成分别后，梦里去寻他以慰相思之苦。但是，梦中要迷失道路，好友是寻不见的，因而相思之苦仍消除不了。作者用了“何以慰相思”进行反问，把真挚的友情，“相见时难别亦难’’的酸楚的心理状态，精细地刻划了出来。这两句诗，把深厚的友情表达无余，把不忍离别之情推向高潮，是感情的升华，是痛苦的倾诉，含蓄蕴藉，有画龙点睛之妙。
这首诗在沈约的诗作中很有特色，不但句句言别，句句言友情、别情，气脉贯注，波澜起伏，而且通篇率尔直言，语言通畅流利，说话的语气，情感的表达均突出了老年人分别时的心理状态，依依留恋的深情厚意以及凄怆酸楚的痛苦心情。而感情的抒发，来自内心深处，毫无造作之感。另外，诗的风格朴素，气骨道劲，不事雕凿，不用对仗句子，有平易亲切之感。
上片“莫唱阳关，风流公子方终宴”，先点出了饯别的题旨。而“莫唱阳关”，以“莫唱”词语渲染出与友人分手时的眷眷难舍，显出二人情谊之深厚；词人歌唱着离情别绪的《阳关曲》，更增浓了胶着难分的心绪。接着，“风流公子”是昵称，表明二人的亲密无间，更表现出东坡对友人钱公永的了解和赞美。“风流”二字在此恰切生动，是说钱公永才学超众，英俊杰出，倜傥不羁而不拘礼法，正与自己的个性意趣相投合。下文“秦山禹甸，缥缈真奇观。”用笔愈加奇巧，这两句词显然是意外所见，可能是词人在送友的“终宴”之际，由于分别在即，眼睛已经为之潮润了，他不忍心再去看友人的眼睛和面容，而有意把视线转向了窗外；煞时间，却又在隐隐约约间睹见了杭州会稽山名山大川的秀丽奇观，竟是情寓景中，透露出留友莫去的意愿，可谓意在言外。
下片集中描写景物，在景中深入刻画依依难舍的离别愁绪：“北望平原，落日山衔半，孤帆远。”北面的大平原，也许正是友人离去将要行至的地方。在茫茫的天空中，太阳要落山了，但还迟迟不下，好象被远山衔住一半而行步不前一般。再看那辽阔湖面上，正有一只帆船孤孤单单地驶向远方。一个“远”字，预示出友人启身的茫茫旅程，而且是孤独远去，更加令人难分难舍。“我歌君乱，一送西飞雁。”我默默唱着《阳关三叠》曲，君合着末章乐曲，一句话也没有，只有共同目送着天际的西飞之雁。“君乱”的“乱”宇，原指歌曲之末章，在这里却成了双关语：一是说友人高唱着《阳关曲》的末章，因为宴席已终，人将去；二是说词人唱着《阳关三叠》，已把友人的心绪唱乱了。二人难以道出内心的苦涩，只是凝神地眼望着空中西飞大雁缓缓地消逝在茫茫天际之中。“一送”二字，强调出二人的亲密无间和知己与共，终将难舍难分的送友之情和盘托出。
全词将离情别意赋于自然景物之中，巧妙自然，不着痕迹，又感人至深，耐人寻味。
这篇文章立足汉代，对历史士的人物和事件进行审视，展开纵横捭阖的评说，从中抒发了作者的愤懑之情与落拓之志。 《解嘲》通过抒情言志描写了汉代封建制度的部分弊端和当时社会的某些实情，表达了作者反对压抑人才、主张重用贤能的进步思想。
全文可分三部分，能在纵横叙事中深刻议论，又在叙议结合中委婉抒情。
第一部分是第一至第二段，记载客难写出自己才高位低。
客人先提起古代人士能够有所作为，深得君王重用，享有荣华富贵，令人羡慕不已。然后他明言扬雄“遭明盛之世，处不讳之朝，与群贤同行”，可是长期以来未能献出奇计妙策，反而潜心创作《太玄》。他进而指出尽管论著体大思精，见识卓越，文辞繁富，但是扬雄做官失意，“位不过侍郎，擢才给事黄门”。嘲弄之词的意思是扬雄这样的情况违背了做“人纲人纪”的士人的准则。显然，作者借客之口，运用对比手法和意味深长的语言，概述士世之士与如今自己的不同境遇，涉及西汉称盛而人才受压的现象，突出水平高超与官职低微的矛盾，巧妙地把个人处世顺逆的问题放到古今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来考察。这是文章中心的一个引子，也是主体部分的一个铺垫。
第二部分是第三段至第五段，反驳所谓“不能画一奇，出一策”的嘲笑，揭示当时贤才失志的社会原因。
它主要采用对比论证来展开论述，“往昔”与“今大汉”的对比是贯穿其中的轴心。这一对比具体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命运对比。从前周朝衰败，天下分裂，诸侯纷争，各国称雄。“士无常君，国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社会的需求使士人大有用武之地，时代的潮流将人才推士政治舞台。他们自由选择，游说君王，左右世事，有为于世。因此，邹衍名重诸侯，为世所用，孟轲受到各国诸侯的尊敬。汉代统一天下，独尊儒术，施行王道。士人顺服，朝廷人才济济，多少无关紧要。尤其是“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变化莫测，身不由己。这样的对比说明社会状况注定了士人的命运。二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作用对比。以往士人的去留、生死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和事业的成败。如微子、箕子、比干离去而殷室变为废墟，伯夷、姜尚归来而周朝得以昌盛，伍子胥自杀而吴国灭亡，文种、范蠡并用而越国称霸，百里奚入秦而穆公高兴，乐毅出燕而惠王恐惧，它们足以证明那时士人是举足轻重的。汉代天下无事，局面稳定，各得其所，人们安居乐业。士人自然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无法在当代政治舞台士表演威武雄壮的节目。这样的对比说明时代需要决定了士人的作用。三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地位对比。前代士人有的解缚释放而做了相国，有的脱去布衣而担任高官，有的游说君王而封为士卿，还有的枉驾国君而引人注目。他们“颇得信其舌而奋其笔，窒隙蹈瑕而无所诎”。汉代“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辑客，将相不俛眉”。士人不仅为人轻视，毫无地位，而且“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因此，“欲谈者宛舌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只得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假使前代之士处于当代，“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只能士疏。高者不过留下备皇帝咨询，下者有所触犯而不被任用，根本不可能得到高官显爵。这样的对比说明时势变化决定了士人的地位。三方面的对比依次展开，内容逐步深入，增强了说理的说服力。作者在详细论述往昔与今大汉的不同情况后，又谈到《周易》、老庄之理。他指出“炎炎者灭，隆隆者绝”，妄取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爰清爰静，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所言充分阐述盛衰倚伏的意思和清静无为的思想，表明作者的处世之道。他进而讥刺客人不明事理，嘲笑贤者，愚昧至极。这部分驳斥责难，援引史事，不满时政，批评现实，显得对比鲜明，排比纵横，脉络清晰，分析透辟。
第三部分是第六至第七段，写作者对著书成名的看法，表明他不愿同流合污的情操。
面对客人所说不著《太玄》无以成名的问题，作者回顾史实，畅所欲言，展现自己默然著书的内心世界。文章指出历史士士人功成名遂，为数不少。范雎游说秦王，蔡泽夺取相位，娄敬议论定都，叔孙通讲究礼仪，萧何制定律令，曹参遵从制度，张良神机妙算，陈平出奇制胜，他们都适逢其会，符合时宜，如愿以偿，有所成就。文章认为尽管有为之士富有才智，然而他们“会其时之可为”。相反，如果有人不合时宜，在唐、虞之时制定萧何的律令，在夏、殷之世创制叔孙通的礼仪，在成周之际提出娄敬的建议，在金、张、许、史之间谈论范、蔡的主张，那么这种人的所作所为就是错误荒谬的。因此，文章强调“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显然，这既抒发了扬雄生不逢时的苦闷，又表达出当时不少士人怀才不遇的情感。文章最后谈到作者的生活时代和人生态度。它写出蔺相如建功于章台，四皓获荣于南山，公孙弘创业于金马门，霍去病起家于祁连山，司马长卿取财于卓氏，东方朔割肉给妻子，觉得他们处在“可为之时”，所以有所作为，而扬雄“诚不能与此数公者并”。所言暗中责备哀帝无能，信用小人，意谓自己身处“不可为之时”，自然无所作为。作者强调既然现状如此，他就只能靠著书立说来闻名于世，因而“默然独守吾《太玄》”。这部分解释草创《太玄》的原因，点明适逢时宜的重要性，表现出有志难伸、有才难施的郁闷悲愤，同时，论述富有哲理，语句深沉委婉。
作者不是立足于自身经历的正面叙述，而是有意避开自我，从古今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作侧面的提示。作为社会普通一员的士人，其命运是取决于社会，取决于时代的，那么从整个社会的命运来看自我的遭遇，个人身世中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则能得到透彻而深刻的解答。扬雄如此谋篇布局，巧寓讽世疾俗之情于古今对举的叙事之中，抒情委婉含蓄，刺世强烈辛辣，辩解微妙有力。所以他的这篇《解嘲》，前承东方朔的《答客难》而较之深刻，后启韩愈的《进学解》而较之深广。
这篇文章采用赋体的表现手法，展开主客问答，讲究修辞。它句式不一，押韵多变，骈散交替出现，行文富有变化而归于平易自然。比喻、夸张、对偶、排比、用典、反语和借代不一而足，它们各有侧重又巧妙结合，成功地表现出文章的题旨情境。文中叙事、议论、抒情三者融合，相得益彰。议论使叙事包含深刻的道理，叙事使道理呈现生动的画面，而抒情成为谋篇布局的内在脉络。
金陵本是六朝古都，明朝初年和南明福王也曾建都于此。秦淮河畔的金陵旧院，当年曾是歌舞繁华之地，温柔旖旎之乡。多少达官贵人车马喧阗，曾到这里寻欢作乐，纵情声色：白日里沉溺于歌妓舞女的欢歌醉舞中，晚上则倚翠偎红，眠花宿柳。可是当诗人如今来到此地，见到的却是另一番境况：当年衣锦著绣的青楼美女，如今已化为尘土，那通宵达旦的喧闹歌吹，如今已杳无声息，园林中雕梁画栋的楼台，如今已成为废墟，曲折围绕的水池，也已被填塞埋没了。
头两句诗以“残”、“尘”、“尽”、“湮”四字，突现出一幅人去楼毁、荒凉败落的景象。按说怀古诗写到此处，下面该抒发两句感慨了。诗人却出人意料地继续写景，他把笔触转向南京特产的一种蔬菜——瓢儿菜，借此深寓了历史沧桑之慨。当年满园春色、姹紫嫣红的秦淮河畔，如今竟让一种普普通通的青菜“独占秦淮旧日春”，可见往昔的一切都风流云散，这一带只剩下种菜人家了。
抚今追昔，怎不发人深思？秦淮的衰败乃是南明王朝覆灭所致，而南明王朝的覆灭不正是由于当年统治阶级在秦淮一带荒淫奢靡、醉生梦死所致么？诗人将深沉的感慨藏而不露，让历史的教训化作引人遐想的艺术形象，以小见大，富有情韵，从而使全诗更显出蕴藉含蓄之美。本诗实写现状，虚写往昔，但读者透过字里行间还是不难想象当年秦淮河一带清歌阵阵、舞影翩翩的繁华热闹情景，并与荒残冷落的现状形成鲜明对比。故沈德潜评此诗曰：“极浓丽地偏写得荒凉如许，感慨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