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必登高。文人登高，难免要寄托秋天的情思。“自古逢秋悲寂寥”，悲秋好像成了一种传统。苏轼针对这种情绪，词一开始就说：“不用悲秋，今年身健还高宴。”这一惊人之语，是针对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中“老去悲秋强自宽”和“明年此会知谁健”而发的。杜甫诗的意思是：人已老大，在秋天更容易产生悲哀的情绪，今天我们在一起聚会，只是勉强宽慰自己而已，明年重九再举行宴会，还不知谁健在呢？杜甫作此诗时仅49岁，还不到叹老悲衰的年龄，但他处在安史之乱的动荡年代里，又因上疏救房瑁，被目为房瑁死党，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因此对前途悲观，情绪低沉。苏轼同情杜甫的处境，但不同意他悲观失望的情绪。苏轼一生也不得志，在党争激烈的宋代，因政见与旧党和新党均不合，既得罪了新党，又得罪了旧党。先被新党捏造罪名，抓进监狱，长达半年之久，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现又被旧党排斥在外，在杭州做个太守。对这一切，他都以“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态度对待之。
下片“尚想横汾，村菊纷相半”。“横汾”、“村菊”，事出汉武帝《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村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秋风辞》是汉武帝“行幸河东，祠后土，顾视帝京欣然中流，与群臣饮宴，上欢甚，乃自作《秋风辞》。”（《乐府诗集》卷八十四引《汉武帝故事》）此诗笔力雄健，表现了一代英主在秋高气爽的季节里，泛舟中流，与群臣饮宴的欢乐景象。“尚想”二字，透露出苏轼对汉武帝那种具有冲破秋天的肃杀氛围而俯仰天地的气概，抱有向往之情。但汉武帝毕竟随着历史的长河而去了，留给后人的只有“白云飞乱。空有年年雁”。这两句用汉武帝《秋风辞》首二句：“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及唐李峤《汾阴行》：“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而略有变化，流露出对汉武帝高吟《秋风辞》之事沦为历史陈迹的叹惋。
这首词表现了作者对“悲秋”与众不同的看法，一反文人悲秋的传统，唱出了高昂的调子，实在可贵。他用自己潜心佛老所获得的不随物悲喜的思想和超脱的人生态度对待生活，在遭受挫折时，不悲观失望；在境遇顺达时，也不沾沾自喜，从而永远保持自己内心的平衡，走过人生中的坑坑坎坎。这在恶浊的封建秩序下，具有相对的进步意义。在表现方法上，或翻用古诗，或引用古事，并用“尚想”、“空有”等字，化实为虚，还能融佛理于浅显明白的语言之中，都是值得称道的。
这首颂诗先写西周为天命所归及古公亶父（太王）经营岐山、打退昆夷的情况，再写王季的继续发展和他的德行，最后重点描述了文王伐密、灭崇的事迹和武功。这些事件，是周部族得以发展、得以灭商建国的重大事件，太王、王季、文王，都是周王朝的“开国元勋”，对周部族的发展和周王朝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作者极力地赞美他们，歌颂他们，字里行间充溢着深厚的爱部族、爱祖先的思想感情。全诗八章，有四章叙写了文王，说明是以文王的功业为重点的。
全诗八章，章十二句。内容丰富，气魄宏大。前四章重点写太王，后四章写文王，俨然是一部周部族的周原创业史。
首章先从周太王得天眷顾、迁岐立国写起。周人原先是一个游牧民族，居于今陕西、甘肃接境一带。传说从后稷开始，做了帝尧的农师，始以农桑为业，并初步建国，以邰（今陕西武功一带）为都（见《大雅·生民》）。到了第四代公刘之时，又举族迁往豳（邠）地（今陕西旬邑一带），行地宜，务耕种。开荒定居，部族更加兴旺和发展（见《大雅·公刘》）。第十三代（依《史记·周本纪》）为古公亶父（即周太王），因受戎狄之侵、昆夷之扰，又迁居于岐山下之周原（今陕西岐山一带），开荒垦田，营建宫室，修造城郭，革除戎俗，发展农业，使周部族日益强大（见《大雅·緜》）。此章说是天命所使，当然是夸张的说法。但尊天和尊祖的契合，正是周人“君权神授”思想的表现。
第二章具体描述了太王在周原开辟与经营的情景。连用四组排比语句，选用八个动词，罗列了八种植物，极其生动形象地表现太王创业的艰辛和气魄的豪迈。最后还点明：太王赶走了昆夷，娶了佳偶（指太姜），使国家更加强大。
第三章又写太王立业，王季继承，既合天命，又扩大了周部族的福祉，并进一步奄有四方。其中，特别强调“帝作封作对，自大伯王季”。太王有三子：太伯、虞仲和季历（即王季）。太王爱季历，太伯、虞仲相让，因此王季的继立，是应天命、顺父心、友兄弟的表现。写太伯是虚，写王季是实。但“夹写太伯，从王季一面写友爱，而太伯之德自见”（方玉润《诗经原始》），既是夹叙法，亦是推原法，作者的艺术用心，是值得深入体味的。
第四章集中描述了王季的德音。说他“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比大邦，克顺克比”，充分表现了他的圣明睿智，为王至宜。其中，用“帝度其心，貊其德音”，以突出其尊贵的地位和煊赫的名声；而“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说明了王季的德泽流长，又为以下各章写文王而做了自然的过渡。
《皇矣》在《大雅·文王之什》，当然重点是在歌颂和赞美文王。因而此诗从第五章起，就集中描述文王的功业了。
第五章先写上天对文王的教导：“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即要文王勇往直前，面对现实，先占据有利的形势。虽不言密人侵入和文王怎么去做，但其紧张的气氛已充分显示了出来。接着作者指出“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一场激烈的战争势在难免了。密人“侵阮阻共”，意欲侵略周国，文王当机立断，“爰整其旅，以按徂旅”，并强调，这是“笃于周祜”、“对于天下”的正义行动。
第六章写双方的战斗形势进一步发展。密人“侵自阮疆，陟我高冈”，已经进入境内了。文王对密人发出了严重的警告，并在“岐之阳”、“渭之将”安扎营寨，严正对敌。写出情况十分严峻，使读者如临其境。
第七章写战前的情景，主要是上天对文王的教导，要他“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就是不要疾言厉色，而要从容镇定；不要光凭武器硬拼，而要注意策略。要“顺帝之则”、“询尔仇方，同尔兄弟”，即按照上天意志，联合起同盟和兄弟之国，然后再“以尔钩援，与尔临冲”，去进攻崇国的城池。崇国当时也是周国的强敌，上言密，此言崇，实兼而有之，互文见义。
最后一章是写伐密灭崇战争具体情景。周国用它“闲闲”、“茀茀”的临车、冲车，攻破了崇国“言言”、“仡仡”的城墙，“是伐是肆”，“执讯”、“攸馘”，“是致是附”、“是绝是忽”，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从而“四方无以拂”，四方邦国再没有敢抗拒周国的了。这些内容表现了周从一个小部族逐渐发展壮大，依靠的绝对不是后世所歌颂的单纯的所谓礼乐教化，而主要是通过不断的武力征伐，扩张疆域，从而获得了灭商的实力。
由此可见，《皇矣》在叙述这段历史过程时是有顺序、有重点地描述的。全诗中，既有历史过程的叙述，又有历史人物的塑造，还有战争场面的描绘，内容繁富，规模宏阔，笔力遒劲，条理分明。所叙述的内容，虽然时间的跨度很大，但由于作者精心的结构和安排，却又显得非常紧密和完整。特别是夸张词语、重叠词语、人物语言和排比句式的交错使用，章次、语气的自然舒缓，更增强此诗的生动性、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
这是写男子思慕女子之作。上片写男子见到女子倩影时的惆怅；下片写他的幻想，结尾一句无限感伤。全词表现了男女间无比缠绵的思慕之情。
全词好似一幅疏帘仕女图，风度婀娜，仪态优雅，犹如出自周昉手笔。晚妆初过，姗姗而行，长裙曳地，步履盈盈，从竹帘稀处现出窈窕身姿。这模样，当是词人亲眼所见，故印象极深。“晚帘疏处见分明”者，是说起先在竹帘掩映下隐约可见。不无遗憾；直到行至竹帘疏处，才见个分明，活脱脱地表现出帘外人神情的专注，内心的向往和勃发的喜悦。虽说是“见分明”，终因这一帘之隔，而产生一种距离感。这美好的形象，却是可望而不可即，终隔一层，所谓“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又正因为终隔一层，愈觉其美好，隔帘花影，愈见其朦胧迷离之致。这便是“隔”在美感上的作用。词人处于此情此景，“此时堪恨昧平生！”在那时候难免有咫尺天涯之恨，不禁从心头中呼出：“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真想去亲近她啊，只恨素昧平生，欲识无缘！”在一、二句历历如绘的形象描写之后，“此时”两字，浓缩了多少一见钟情的复杂感受，真是不如休见，不见也罢，见了又怎样奈何这一腔柔情。从“此时”两字可以看出，一、二句所写的是事后的追忆。这短暂的一幕，已经深深地印在心中，无法忘怀了。
过片仍在玩味着对昔日的回忆。身影摇曳，那是她在闪烁的烛光下深夜独坐，见了已经叫人黯然神伤；乐声铮铮，那是她在拨轴弹弦，漫不经心地品琴，听了更令人无端惆怅。这里写偷窥身影，暗听琴声，可以想见迷恋之情。用“残烛”“品弦”四个字，写坐至夜深，琴声凄楚，细腻地刻画了对方心事重重的苦闷和自己体贴入微的怜惜。“早是……更……”的递进句式，又加重了语气，增加了当时无限倾慕和回忆时百般叹惋的感情浓度。最后一句折回，写眼前的叹恨：“杳无消息若为情。”昔日情事，早已风流云散，别后更踪迹难寻。但往事历历可思，的确难以忍受这萦怀绕梦、欲罢不能的绵绵情思。
《浣溪沙》是小令中比较简单朴素的形式，最宜于以清淡之笔作素描式的抒写。“扫除腻粉呈风骨，褪却红衣学淡妆”，这首抒情小词，正有此淡妆之美。在工笔重彩、姹紫嫣红的花间词中，像一枝香远益清的婷婷玉莲，别具风姿。“三只脚”的《浣溪沙》不易写好。俞平伯在《清真词释》中说：“两脚一组，一脚一组，两脚易稳故易工，一脚难稳故难工，不用气力似收煞不住，用大气力便轶出题外。或通体停匀，或轻重相参，要之欹侧之调以停匀为归耳。”这自是甘苦之言，指迷之论。孙光宪的这一首，上下片都是用前两句描绘当时情景，后一句以唱叹法抒情。正可谓轻重相参、通体匀称，堪为楷模。其写情细腻，造语自然，更值得玩索。
《戏赠杜甫》是李白赠杜甫的诗。李白和杜甫，这两位唐代大诗家，虽然在年龄上李大杜小，相差了十一岁，他们却成了忘年之交。对诗歌艺术的狂热喜好和高深造诣，促使他们成为志同道合的知交，而共同的远大抱负、正义立场以及在政治上的失意境遇，更使他们情同骨肉，终身不逾。这高尚的友情，和他们美妙的诗歌一样，垂诸千古。
在李白和杜甫的诗歌交往中，相互赠和很多。李白的这首《戏赠杜甫》，引起过前人的误解，都出在这个“戏”字上。郭沫者对此有过精辟的辨析。自从唐人孟棨解说为李白讥笑杜甫作诗拘束之后，似乎成了定论。郭沫若不然其说，是高明的见解。郭对诗的末两句解释为李问杜答，信增亲切，不失为一说。其实，“戏”字并不都是讥笑的含义，也可以解作“开玩笑”。古人写诗题为“戏赠”，并不都是嘲弄，有许多都表示善意的玩笑语，而玩笑语之中，往往是些真情实话，倍觉亲切可爱。
此诗前两句运用铺叙的手法来描绘出一幅李白在饭颗山上遇见头戴着竹笠的杜甫的重逢情景；末两句为李问杜答，新颖别致，给人以信增亲切之感，似是玩笑之话而实为肺腑之言。全诗通俗易懂、言简意赅，生动诙谐地塑造了杜甫苦心作诗的形象，亦暗喻自已也“为作诗苦”，情深意浓，体现了李白与杜甫之间的真挚友谊。
此诗幽默诙谐，甚至滑稽梯突，类似于打油诗。其实这并不是李白嘲讽杜甫作诗拘束迟缓，更不能说李白看不起杜甫。《戏赠杜甫》是朋友间的游戏文字，谑而不虐，体现了李白对杜甫的知己和关爱。一方面，杜甫“穷年忧黎元”，写作极认真，“语不惊人死不休”，正如宋人葛立方在《韵语阳秋》里说的那样，“杜诗思苦而语奇”（接下来的一句是“李诗思疾而语豪”）。另一方面，他又仕途坎坷，穷困潦倒，可能营养不良。李白显然了解这些，而自己的处境也不比他好，不过达观些，随便些，又大了十一岁。
因此，李白实际上是以此诗劝慰杜甫，诗歌当不了饭吃，不要为了写诗太苦了自己，太瘦了不好，要注意自己的健康。而李白作诗比较洒脱，信口拈来即是诗，而杜甫作诗向来是苦费心思的，苦用心的结果在李白的眼里便成了身体消瘦的原因，这样不仅作诗苦的“苦”字有了着落，连太瘦生的“瘦”字也有了来历。诗的后两句采用了一问一答的形式，新颖别致，给人以亲切之感。
这末两句，即使解作都是李白的话，也未尝不显痛切关怀之情。要知道，李白也是专心致意于诗创作的，也一样“为作诗苦”。共同的爱好，共同的习性，共同的甘苦，才有这共同理解的似是玩笑之话而实为肺腑之言，多么亲切感人！李白是把人生的诗情揉得最好的人之一，从《戏赠杜甫》这首诗中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