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句是起。诗人写道:“东风袅袅泛崇光。” “东风”即春风。“袅袅”形容烟气缭绕升腾。“东风袅袅”这里形容春风的吹拂之态。化用了《楚辞·九歌·湘夫人》中的“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秋风吹来啊阵阵清凉,洞庭起浪啊落叶飘扬).之句,属于用典中的“语典”。“泛”即弥漫。“崇光”是指正在增长的春光。“崇”推崇,引申为“增长”。其中,诗人在此用一“泛”字,活化出了春意浓浓的景象,也为海棠的盛开营造氛围。
次句是承句。诗人写道:“香雾空蒙月转廊。”这一句侧写海棠。“香雾”指的是氤氲的雾气中的海棠花香。“空蒙”即细雨(烟雾)迷茫的样子。南朝齐谢眺《观朝雨》中写道:“空蒙如薄雾,散漫似轻埃。”唐代杜甫的《渼陂西南台》中写道:“仿像识鲛人,空蒙辨鱼艇。”宋代苏轼 《饮湖上初晴后雨》中:“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这里,“香雾空蒙”描写了海棠阵阵幽香,在氤氲的雾气中弥漫开来的景象。诗人从嗅觉的角度来写,香飘四溢,不但扩大了诗歌的空间,也提高诗歌的审美境界。“月转廊”即月亮已转过回廊那边去了,照不到这海棠花。其中的“转”字,不但表明了月光动态性,给诗歌增添空间感,也暗示夜已深而人难以入眠的寂寞之感。
后两句写爱花心事。第三句转句。诗人首先写道:“只恐夜深花睡去。”这一句紧承第二句而转,担心“夜深花睡去”。这一句是全诗的关键句,是从上面描写环境进入到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中,表现了赏花者的心态。上面写 “月转廊”,月光再也照不到海棠了。其中,一个“只”,可以说虚词表意,深化了爱花人的痴情。一个“恐”字,不但强调了诗人对海棠的痴情,更暗示了自己的孤寂、冷清。最后是合句。
诗人接着写道:“故烧高烛照红妆。”这一句将爱花的感情提升到一个极点。“故”即所以之意,含有“特意而为”之意。同时,这一句运用了唐玄宗以杨贵妃醉貌为“海棠睡未足”的典故。据宋释惠洪在《冷斋夜话》中记载,唐明皇登沉香亭,召太真妃,于时卯醉未醒,命高力士使侍儿扶掖而至。妃子醉颜残妆,鬓乱钗横,不能再拜。明皇笑日:“岂妃子醉,直海棠睡未足耳!”这里,“红妆”表面指海棠,实则诗人在此运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表明了自己对心上人的思念。可以说,诗人以花喻人,不但含蓄,而且给人以审美想象。
“烧高烛”遥承上文的“月转廊”,这是一处精彩的对比,月光似乎也太嫉妒于这怒放的海棠的明艳了,那般刻薄寡恩,竟然不肯给她一方展现姿色的舞台。于是作者用高烧的红烛,为她驱除这长夜的黑暗。此处隐约可见诗人的侠义与厚道。“照红妆”呼应前句的“花睡去”三字,极写海棠的娇艳妩媚。“烧”“照”两字表面上都写作者对花的喜爱与呵护,其实也不禁流露出些许贬居生活的郁郁寡欢。他想在“玩物”(赏花)中获得对痛苦的超脱,哪怕这只是片刻的超脱也好。虽然花儿盛开了,就向衰败迈进了一步,尽管高蹈的精神之花毕竟远离了现实的土壤,但他想过这种我行我素、自得其乐的生活的积极心态,没有谁可以阻挠。
全诗语言浅近而情意深永。写此诗时,诗人虽已过不惑之年,但此诗却没有给人以颓唐、萎靡之气,从“东风”“崇光”“香雾”“高烛”“红妆”这些明丽的意象中分明可以感触到诗人的达观、潇洒的胸襟。
这是作者运用“借树开花法”的又一杰作,借人所熟知的《西厢记》题材进行发挥。作品缠绵悱恻,情韵悠长,写景、言情、描摹人物形象,俱能入木三分。从形式上看,本曲别具特色。
《西厢记》的得名,取自于《会真记》中崔莺莺的诗句:“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本篇的起首安排崔莺莺“人在西厢”,凭这个处所就使读者产生她等待相会的联想。“叫一声张郎”表现出莺莺的思念,“骂一声张郎”则说明张生根本没在身边。这情景同第一句中的“冷清清”三字相应。寂寞独处,却情不自禁地“叫一声”、“骂一声”,这表现出了莺莺的痴情。东墙是崔、张的界墙。《会真记》:“崔之东墙,有杏花一树,攀援可逾。既望之夕,张因梯其树而逾焉。”如今东墙杳无人影,只见杏花乱纷纷地飘落一地。第四句这写景的一笔,既暗示了莺莺小姐引领盼注的方向和目标,又以“乱纷纷花落”象征了她的心绪。她禁不住召来丫鬟红娘打听动向,这是“骂一会”;又怕红娘看出自己心底的秘密,不得不找出种种话题来同她闲聊敷衍,这是“絮一会”。这两句细腻地反映出这位初堕爱河的闺阁小姐的心态。看得清“花落东墙”,说明天光还亮,以上六句当是白天至黄昏之间的情形。
“骂一会”、“絮一会”的结果,是终于打发了漫长的白日,挨到了夜晚上床的时间。作者的诗笔转入了闺房之内。绣床之上,“余”、“剩”、“温”、“闲”这些形容词和动词,其实都是女主人公的主观感受。尤其是“温一半”、“闲一半”,更是传神地写出了莺莺孤衾冷被的独眠滋味,两个“一半”暗示出她对结对成双的美满姻缘的向往。“月儿斜”说明已过了子夜时分,在这时候还能感受到“风儿细”,表明她一直未能入眠。两扇纱窗,开一扇是为了望月,月儿可以激发她对“待月西厢”美好往事的回想;掩一扇则是用来抵御微风的干扰,所谓“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幛”(李白《春思》)。一开一掩,同句中的“月”“风”都互相照应,且烘染出一种冷寂凄清的气氛。这六句纯粹写景,景中却活动着人物的影子。
下半夜即将过去,女主人公才在悠悠的夜思中沉入了梦境,与心上人张生有了相见的机会。但她自己也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所以连梦也做得不十分顺畅。“绕”字固然说明梦魂不离张生左右,但“荡悠悠”又有一种飘摇无定、可望而不可即或可即而不可留的意味。结果是“萦一寸柔肠,断一寸柔肠”,一边牵挂留恋,一边疑虑伤心。说明崔莺莺平时所遭受断肠的经历与失望的打击,是太多太深了。
《西厢记》中的崔莺莺是颇为矜持的大家闺秀,与本曲中的形象自然不尽相同。可知本篇实是借《西厢记》的题材与人物,来淋漓尽致地进行发挥和代拟。所以曲中的女主角,也可以视作闺中怀春女子的一类典型:她们情窦初开、感情深挚,热切地向往着幸福,可惜却更多地尝受着痛苦的煎熬,免不了在“闲一半绣床”中寸断柔肠。作品缠绵悱恻,情韵悠长,写景、言情、描摹人物形象,俱能入木三分。
从形式上看,本曲也别具特色。全作的一、二、三句与四、五、六句隔句对仗,形成“扇面对”,又与末三句成扇面对,这种首尾的遥对在散曲中称为“鸾凤和鸣对”。七、八、九句与十、十一、十二句也成扇面对,这些对仗无不工整流丽。又本篇在总体上属散曲的巧体之一——“重句体”,即重复运用相同的句式,仅在个别字词上稍作变化。这种重句的巧用以及全篇在对仗上的匠心,造成了作品回环婉转、缠绵悱恻、语俊韵圆、余味不尽的特殊效果。
石苍舒字才美(苏轼诗集作“才翁”),长安人。擅长草书、隶书书法,人称得“草圣三昧”。苏轼由开封至凤翔,往返经过长安,必定到他家。1068年(熙宁元年),苏轼凤翔任满还朝,在石家过年。他藏有褚遂良《圣教序》真迹,堂取名“醉墨”,邀苏轼作诗。苏轼回到汴京,写了这首诗寄给他。
苏轼是大书法家,有多篇诗谈到书法。像《凤翔八观》里的《石鼓文》、《次韵子由论书》、《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和这首《石苍舒醉墨堂》,都是脍炙人口的。那几首诗都涉及论书,而这首诗纯粹从虚处落笔,尤其特殊。
这是苏轼早期的七古名篇。他后来的七古中常见辩口悬河、才华横溢的特色,这首即是这种特色早期成熟的表现。堂名“醉墨”就很出奇,诗也就在这名字上翻腾。
起首明要恭维石苍舒草书出众,却偏说草书无用,根本不该学。这种反说的方式前人称为“骂题格”。
第一句是充满牢骚的话。这些牢骚是和苏轼那段时期的感受分不开的。在凤翔的前期,知府宋选对他很照顾。后来宋选离任,由陈希亮接任。陈希亮对下属冷冰冰的,又好挑剔,甚至苏轼起草的文字,他总要横加涂抹。苏轼对此很不满,在诗里也有所表现,如《客位假寐》。苏轼到了京城,正值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张变更法度,苏轼也不满意,以致后来因此而遭放逐。这时虽未到和王安石闹翻的地步,但心里有牢骚,所以借这首诗冲口而出。这句话表面上不怎么样,但把“忧患”的根源归于“识字”,是有点惊人的。至于“忧患”到底何在,作者却一点即收,使读者自己领会。古人轻视识字的,要数项羽最有名气。他认为字不过用来记记姓名,不值得学(《史记·项羽本纪》)作者巧妙地用了项羽这个典故而不落用典的痕迹。开头说,识字本是多余的事,更何况认草字;写草字,又写得龙飞凤舞,让人打开卷子一看惊叹不己,那就更不对了。“惝恍”二字形容草书的变化无端。“令人愁”明贬暗褒。这两句紧紧呼应下文“兴来”二句。这四句破空而来,合写两人而侧重对方。
五六二句从诗人到对方,在章法中是转换之处。苏轼是书法家,《次韵子由论书》一开始就说:“我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用“我尝好之”对比“君有此病”,也是明贬暗褒。“病”指其好之成癖,暗伏对方草书功力之深,引出下面六句正面点明“醉墨”的旨趣。七八两句把《庄子》两个篇名用来赞美对方草书功力之深。九、十两句正面点明以“醉墨”来命名的用意,十一、十二两句又用柳宗元的比喻回应“君有此病何能瘳”,看似批评,实是夸奖。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不倦,造诣必深。下面四句即是正面赞美。这四句极有层次,首句总提,次句暗用前人“笔冢”(如王羲之、智永、怀素等)的故事写其用力之勤。接下来写其造诣之深,这是用力之勤的结果。这两句又和篇首“神速”句呼应,一正写,一比喻。条理井然,语言飞动。
“我书”四句回到诗人自己,呼应上文“我尝好之”句。诗人先谦称自己的书法“本无法”,即不合规矩,“点画”句和“惝恍”句相应。接下两句反问石苍舒为何对他的书法如此偏爱,表面上是诗人自我否定,实有自负书法之意。如果正写就显得乏味,而且易流为诗人的自我吹嘘,用反诘语气来表现,供人回味,深得立言之体。怀素说:“王右军云,吾真书过钟而草不减张。仆以为真不如钟,草不及张。”“不减钟张”句即翻用这个典故赞美石苍舒。汉末张芝(伯英)和罗晖(叔景)、赵袭(元嗣)并称,张伯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见《晋书·卫恒传》)“下方罗赵”句即正用此典以收束“我书”。张芝人称“草圣”,《三国志·魏书·韦诞传》注说,张芝家里的衣帛,必定先用来写字,然后才染色做衣服。他临池学书,每天在池里洗笔,池水都成黑色了。结尾两句,诗人又反用此典回应篇首四句,既点到了石苍舒,又点到了自己。这四句都用写字的典故,出神入化而又紧扣主题。
这首七古体现出苏轼的作诗本领。赵克宜评价说:“绝无工句可摘,而气格老健,不余不欠,作家本领在此。”所谓不余不欠,就是既把题意说透,又没有多余的话。这正是苏轼风格的特色。善于在别人难于下笔之处着墨,把叙事议论抒情完全熔为一炉。语言形象生动,结构波澜起伏,正说反说,忽擒忽纵,意之所向,无隐不达。如同天马行空,去来无迹;细加寻绎,却又纲举目张,脉络分明。正如作者所说的画竹之妙:“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王维吴道子画》)至于使用典故,更是信手拈来,头头是道,体现了作者广博的学识。
苏轼对于书法技艺的看法是「由技入道」,追求无意的境界,但此一境界必须由积学勤练而得,诗中有「堆墙败笔如山丘」、「兴来一挥百纸尽」便是积学勤练的过程,「我书意造本无法」则是所达到的境界。《苏轼文集》卷六十九〈评草书〉:「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耳。
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语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时亦有意於学。此弊之极,遂至于周越、仲翼,无足怪者。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最足以作为证明。
全诗三十一句,不分章,但有韵,是《周颂》中最长的一篇,也是几篇有韵诗中用韵较密的一篇。
全诗虽未分段,其叙事自成段落,层次清楚,前二十一句可算是第一部分,后十句算第二部分。第一部分依次叙述以下内容:
首四句写开垦。描写了有的割草,有的刨树根,一片片土壤翻掘松散,“千耦其耘”,遍布低洼地、高坡田,呈现热烈的春耕大生产景象。“千耦其耘”的“耘”字,单释为除田间杂草,与“耕”合用则泛指农田作业。开垦时重在耕(翻掘土壤),这里是为了用韵,略为“耘”,实即“千耦其耕”。所谓“耦耕”,是上古一种耕作方式,即二人合作翻掘土壤。如何并力,可有几种形式,如挖掘树根,宜对面合作;开沟挖垅,不妨并肩;盖使用耒耜翻地,必须一推一拉。这里言“千耦”,是言极多,从低洼地到高坡田,遍布田野,开垦面积多,出动的劳动力多,这只可能是有组织、有领导的集体性质的大生产。
第五至第十句写参加春耕的人,男女老少全出动,强弱劳力都上场,漂亮的妇女,健壮的小伙,在田间吃饭狼吞虎咽,展现出一幅生动的画面。据文献所载,周王是全部土地的所有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他只直接拥有一大片土地,以封建形式将土地分封下去,他取贡赋,并有权随时收回土地。所以被分封者只有较长期的、较固定的使用权,各土地领主又以同等形式分给下属,这样可以层层分下去,而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当时的家庭实际是家族,以家长为首,众兄弟、子孙多代同居,这种土地分配和家庭结构形式,在诗中都反映了出来。
第十一至第十四句写播种。锋利的耒耜,从向阳的田地开播,种子覆土成活。“啊!多么锋利的耒耜!”“播下百谷就出芽!”在这赞叹声中饱含着欢欣,反映出金属(青铜)农具的使用和农业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十五至第十八句写禾苗生长和田间管理。“驿驿其达”,“厌厌其苗”,也是赞叹中饱含喜悦;“緜緜其麃”,表示精心管理,努力促进作物生长,表现了生产的热情。
接下去三句写收获。作者用了夸张的手法,以“万亿及秭”形容露天堆积的谷物广大无边,表现丰收的喜悦。“万亿及秭”一句是全诗的转折处。此句以上是写农事,从开垦叙述到收获;此句以下则转人祭祀和祈祷,可以说是诗的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前七句写制酒祭祀,是全诗的思想中心,表明发展生产是为烝祖妣、洽百礼、光邦国、养耆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报答祖先,光大家国,保障和提高人民生活。这也是周代发展生产的根本政策。周代制酒主要用于祭祀和百礼,不提倡平时饮酒。末尾三句是祈祷之辞,向神祈祷年年丰收。《毛诗序》云:“《载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后人多以此篇为不限于籍田祀神之用,与《周颂·丰年》诗大致相同,亦可为秋冬祀神之诗。
全诗叙述有层次、有重点,初言垦,继言人,言种,言苗,言收,层层铺叙,上下衔接;至“万亿及秭”而承上启下,笔锋转势,言祭,言祷。在叙述中多用描写、咏叹,时或运用叠字、排比、对偶,押韵而七转韵,都使全诗的行文显得生动活泼,这在《周颂》中是相当突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