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羁旅乡思的经典作品。
在唐代诗人那里，“回家”与“仕进”是一对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对于锐意进取、自视甚高的唐人而言，若是功业无成，宁可“一醉任天涯”，决不轻易还家，必须坚忍地前行。这便有了韦庄将“流离”“别家”当作一种习惯，成为生活常态。与其他诗人相比，韦庄似乎表现得更为洒脱，更加决绝，“等闲挥袂客天涯”，唐人的胸襟、气度与抱负尽出，毫无悲悲切切之感。韦庄的行迹遍及大半个中国，是唐末乱世典型的漂泊者，他的这句诗，最能表现唐代士子气度。
但是乡思功名两不弃，又谁也克服不了谁，自然会让许多诗人不约而同地将这份苦闷转入到梦境，以此寄寓自己现实中的困惑、矛盾和失意之情。韦庄一生又是饱历艰辛，读书时数米而炊，秤薪而爨，加之早尝寇乱，间关顿踬，其漂泊流浪之苦、去乡怀国之痛的体验不可不谓深刻，这些在他的诗作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灯前一觉江南梦，惆怅起来山月斜。”孤灯所具有的悲剧意味，透露出诗人的孤独与无奈，而“斜月”意象的加入，使诗人的感伤表露无疑，那是一种凄然的美，仿佛万籁俱寂之夜，只有一盏孤灯，作者企图在黑夜中寻找寄托，然而醒来时却是斜月相迎，此情此景让人愈加惆怅。
羁旅漂泊本是人生常有的际遇，而在离乱的时代更不足为奇。他善于从内在的角度契入，以其深刻的感悟力和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使这种人之常情显得格外动人。全诗的境界直白而不深隐，其间却处处涌腾着感情的潮流，那淡定，那昂扬，那思念，那怆然，甚至那惆怅迷茫的叹息都发自内心深处，若隐若现，既不激烈，也不哀怨，厚重深挚，令人品味不尽，使人想见风度。夜深人静，好梦搅醒后的诗人，兴尽悲来，他心头袭上的哀感绝不止一己的生命飘泊无着之感，更是人类生命的苍然之悲感。韦庄这种清丽柔婉诗风，属于典型的晚唐格调，于此诗犹见一斑。
本文起始既紧扣作亭之缘起，而后宕开笔墨写孙莘老泽惠百姓的政绩，然后才归入正题，发挥议论，推衍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的道理，并进而言及养生与治国之道。 文章从小题目引出大议论，立意高远，富于哲理。
这篇记文一共分为三段。
第一段点题，记孙莘老建墨妙亭的时间、地点和用意，“取凡境内自汉以来古文遗刻以实之”。也就是诗中所写的“吴兴太守真好古，购买断缺挥缣缯”。孙莘老喜好书画金石，所以不惜花大钱购买古代碑刻，以藏于墨妙亭中。
第二段记述孙莘老搜罗碑刻用力之勤，但不是平铺直叙，而是层层转折，跌宕起伏。第一层写已往的吴兴太守向来政务悠闲。因为其地“山水清远”，其民“寡求而不争”，外地客人“非特有事于其地不至焉”。社会安定，民事不多，宾客少有，清静无为，“故凡守郡者，率以风流啸咏、投壶饮酒为事”。真是悠悠岁月，其乐无穷。如此悠闲之地，孙莘老自然有充余时间去搜罗碑刻了。
第二层，忽然宕开一笔，写孙莘老勤政爱民、抗洪救灾： “自莘老之至，而岁适大水，上田皆不登，湖人大饥，将相率亡去。莘老大振廪劝分，躬自抚循劳来，出于至诚。”奔波以救灾民，无暇而顾碑刻。又加之朝中正推行新法，使者频繁往来“以为莘老当日夜治文书，赴期会，不能复雍容自得如故事”。这一层转折使文章顿起波澜，跌宕多姿。这是以退求进、欲擒故纵的写法，起到了有力的衬托作用。
第三层，又一转折，归到正题：“而莘老益喜宾客，赋诗饮酒作乐，又以其余暇，网罗遗逸，得前人赋咏数百篇，以为《吴兴新集》，其刻画尚存而僵仆断缺于荒陂野草之间者，又皆集于此亭。”莘老在政事之余，尽力搜罗前人诗赋、碑刻。凡是尚存文字的碑刻，即使被抛在荒坡野草之间、僵仆的、断缺的均一概收罗无遗，“皆集于此亭”，照应前文“取凡境内自汉以来故遗刻以实之”的记述中心，写出孙莘老好古之心切，搜罗之勤奋。苏轼至湖州，见到这些碑刻“周览叹息”，坚硬之碑刻尚且断缺，令人叹息。这句承上启下，由断缺的碑刻引出第三段的议论。
“或以谓余，凡有物必归于尽，而恃形以为固者，尤不可长，虽金石之坚，俄而变坏，至于功名文章，其传世垂后，乃为差久，今乃以此托于彼，是久存者反求助于速坏。”“物必归于尽”一句，画龙点睛，是全文的主旨。一切事物都要归于消亡，依靠自己形体坚固的物体，更是不能长久。即使是坚硬的石碑，很快也会毁坏。相比之下，功名文章流传后世，倒是长久的。把文章刻在石碑上，想长久流传，乃适得其反，“是存者反求助于速坏”。这已经是前人的胡涂，孙莘老建亭以藏碑刻，“其无乃几于不知命也夫”。作者认为莘老的作法是“不知命”。孙莘老不知命，指他不知天命，即不知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规律。“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无憾。物之有成必有败，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国之有兴必有亡也。”这几句进一步具体阐明“物必归于尽”的论点，用相反相成的观点论述了成与败、生与死、兴与亡的辩证关系。
作者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对老子的辩证法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总是抓住事物对立统一的矛盾双方关系来阐明自己的主张，确实是一个真正的“知命”者。以其知命，故能乐天。以其乐天，故能置生死、穷达、得失、祸福于度外，看穿忧患，顺应自然，超脱利害，旷达乐观。但作者毕竟又是一个通三教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文人，他“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本于儒而不囿于儒，谈佛老也不囿于佛老。所以文章接着又写道：“虽知其然，而君子之养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缓死者无不用；其治国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无可奈何而后已。”以道养身，以儒治国，儒道互补，相互为用。
通观全文，第一、二段记叙，第三段议论。记叙为议论作铺垫，议论是记叙的升华。记叙层层转折，跌宕多姿；议论精辟警策，纵横开阖，汪洋恣肆，一唱三叹，特别是辩证法的运用，熟练而深刻，提高了文章的思想水平，发人深思，耐人寻味。
文章记述了郑国的上卿子皮和继任子产的一段对话，表现了子产的远见卓识和知无不言的坦诚态度，而子皮则虚怀若谷、从善如流，二人互相信任、互相理解，堪称人际关系的楷模。文章围绕用人问题展开对话，人物形象鲜明突出，语言简练畅达，叙述线索清晰，善用比喻，层层论证，令人信服。
文章显示了《左传》善于叙事，叙事线索分明，叙述描写详略得当、结构严谨的特点。全文自始至终紧紧围绕用人问题展开，下笔开门见山，收笔一唱三叹，中心突出，线索明确，结构严谨；重点描写子皮与子产的对话，通过对话展现二人在用人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和个性，表现作者对用人问题的深刻认识，而对子皮如何具体安排使用尹何、子产的想法和做法则一笔带过，可谓详略得当。
在叙事过程中，作者对子皮和子产的言行描述生动逼真，人物性格跃然纸上。子产对身为上级的子皮劝告，先是委婉的反对：“ 少，未知可否。”看到子皮仍坚持己见，并坦诚表明了内心想法，子产则斩钉截铁地进行反对：“ 不可。”然后细致晓畅而动情地分析了子皮思想的错误性，以自己的高瞻远瞩和诚恳态度感动了子皮，让子皮心服口服地接受了他的劝告，并加强了对他的信任和重视，显示了贤能之士的智慧和才能。而子皮在自己的想法遭到下属的反对之后，不是置之不理，而是坦诚表明自己的想法意图；在听了下属更为坚决的反对和详细分析之后，他不但对下属的见解大加赞赏，而且十分真诚地向对方表示了自己由衷的佩服，十分大度地接受子产的建议，并进一步加大了对子产的信任和重用，这正是作者在《左传》中极力推崇强调的明君典型。
文章的语言，特别是子皮、子产二人的对话，简炼而丰润，含蕴而畅达，曲折而尽情，极富表现力，是典型的《左传》语言。
词的上片描写把者所处风景如画的环境；下片描述志向高远的把者形象，体现出词人不为尘俗功利所缚的恬远心性和通脱怀抱。全词写得空灵隽永，飘逸潇洒。
上片写景，笔意精准利落。“烟雨幂横塘”历来观点认为语出唐诗人杜甫《秋日荆南送石首薛明府辞满告别奉寄薛尚书颂》“烟雨封巫峡”之句；接下去的“谁把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江半”化用杜甫《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的句意，心中犹生“他年要补天西北”的快意恩仇。动词“幂”衬托出水色天青，横塘潋滟的吴松江水。雾霭浓厚，气势壮阔，使人心静神远，顿生飘飘欲仙之感。
下片一、二句，描写的是把者的服饰和神态。不论是用词，还是意境，都是从杜诗演化来的．下片三、四句，“避俗翁”，指陶渊明，陶为柴桑人，故云．杜甫就明明说过“陶潜避俗翁”（《遣兴五首》其三）．“孤云”，出自陶诗“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暧暧空中灭，何时见馀晖”（《咏贫士七首》其一）．杜诗亦云：“百鸟各相命，孤云无自心”（《西阁二首》其一）．杜诗《幽人》又云：“孤云亦群游，神物有所归．”孤云，把士之喻也．幽人，亦把士也．陶诗“孤云”喻贫士，贫士亦把者也．常建《宿王昌龄把居》诗说得最清楚：“清溪深不测，把处惟孤云．”“心共孤云远”，“共”字好，“远”字用得更好，物我一体，把把者高洁的情操和高远的志向生动而形象地表现出来了。
全词折射出把士寄居山林的悠闲生活。仙境高士，洒脱俊逸，不同于其一贯写作的闺情小令，风格清新，朗朗上口，标致隽永。这首词以化用前人诗句取胜，体现了典型的江西诗派词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