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曲子描摹一个失恋者给恋人写情书的情景。作者用两三句话就勾勒出失恋者少情没绪的典型神态，手法新颖别致。
曲子首句按照诗曲见景生情、托物寄兴的习惯思路，先形象地勾画出一幅萧瑟凄凉的深秋雁空图，为下文抒写作情感铺垫。领头字“战”，既可解为寒战、抖索，也可解为挣扎、抗争。“战”字总领全篇，营造出一派秋日肃杀之气。西风也好，鸿雁也好，全由这“战”字的点染，涂上灰冷的色调，赋以情感的分量。
次句写萧瑟秋景所激起的悲秋心绪，“感起我南朝千古伤心事”。但作品却故意不直说“伤心事”的具体内涵，而采用了欲擒故纵、跌宕起伏的表达方式。先是“展花笺欲写几句知心事”，打算向知心的人儿写信，这就使人想到主人公之所以见雁伤心，必定与雁能传书的因素有关，其“伤心事”也必然包含在“知心事”中。“欲写”，信纸也已经铺好了，但其结果是来了个“停霜毫”，一字都没写出来。这就产生了全曲的第一层波折。
主人公自言“半晌无才思”，看来此时写信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曲中偏偏又出现第五、六句对“往常得兴时”的补叙。“一扫无瑕疵”，生动地描绘了往常行文作曲文思敏捷的程度，与上句“停霜毫半晌无才思”形成鲜明、强烈的对比。今昔的这种反差，就形成了第二层波折。
末句又从“往常”返回到“今日”，花笺上终于勉强写了，但只有两个字：“相思。”“病厌厌”与“得兴时”，“两个相思字”与“一扫无瑕疵”的鲜明对照，又构成了第三层波折。“今日个病厌厌刚写下两个相思字”，说明前时的“伤心”，正是深深的离恨与苦苦的相思。
全曲处处曲笔，跌宕起伏，一波三折，显示了主人公相思成愁的心境。大量运用的衬字，则应合了她“病恹恹”的相思绵情。
这首诗开篇六句写宛丘先生（即苏轼弟弟苏辙）学舍低陋，生活清苦。接着十句，承接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称赞苏辙。再接十句自嘲，处处与上文被戏者苏辙的情况相对照。最后四句充分发泄对达官贵人的鄙视愤懑之情。全诗运用对比手法，貌似戏谑却深沉，是用喜剧的手法谱写悲愤之曲，显示了苏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色，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
开篇六句写宛丘先生学舍低陋，生活清苦。这里，“宛丘先生”两句于夸张、对比之中突出学官人长屋小，“常时低头”两句以一细节续写屋低，“斜风吹帷”一句形容屋陋。显然，这几句是戏谑之语，诗人以“宛丘先生”戏称子由，以“长如丘”戏指子由身材高大，以“小如舟”与先生低头诵经史，伸腰头顶屋戏言宛丘学舍低小，以“斜风吹帷雨注面”戏说学舍屋陋，生活清苦。
宛丘先生学舍低陋，生活清苦，但他不以为耻。“任从饱死笑方朔”等十句，承接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称赞子由。“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两句运用两个典故称赞子由。前句典出《汉书·东方朔传》：汉代的东方朔曾对武帝说侏儒身长三尺多，自己身高九尺多，可二者所享受的俸禄却相同，所以“朱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后句典出《史记·滑稽列传》：有一次，秦始皇在殿上摆酒宴，适逢天下雨，陛楯郎（殿前执楯的卫士）都被雨淋着。优旃同情他们，便在殿上上寿呼万岁时向他们大呼：“汝虽长，何益！幸雨立。我虽短也，幸休居！”于是秦始皇令陛楯郎一半一半地轮流值勤。这里，诗人以东方朔、陛楯郎比子由，以侏儒、秦优喻当时朝庭的宠臣，于戏谑之语中称赞子由宁可过清苦的生活也不屈己求人的秉性。
“眼前勃谿何足道？处置六凿须天游”两句诗化用《庄子·外物篇》：“心有天游，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之意，从而称赞子由将眼前的困苦、纠纷置之度外的精神。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两句是反语，表面上说读书万卷而不读法律，无治国之术让国君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其实是讽刺当时朝庭重法轻儒。这里须说明的是，苏轼并非没有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只是他认为单凭法律不足以“致君尧舜”罢了。
“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齑盐甘似蜜”两句，前句讥讽朝廷新差提举官到处无事生非，发摘官吏，闹得人心惶惶；后句称赞子由在朝庭重法轻儒，新差提举官到处闹事，学官生活清苦之时，能甘守淡泊，以苦为甜。
“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两句，照应上文的“眼前”句与“学舍小如舟”，“低头诵经史”，称赞子由的为人：大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与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之意。这两句是对称赞子由的上文之集中概括。
以上部分是“戏”子由，“余杭”以下十句则自嘲，处处与上文被戏者子由的情况相对照。“余杭”即杭州，诗人当时任杭州通判，因而自称“余杭别驾”。“余杭别驾无功劳，画堂五丈容旗旄”两句，是诗人自嘲无功劳，而居处却富丽宽敞，仪仗盛陈，与上文“宛丘学舍小如舟”相对照。
“平生所惭今不耻”等六句，主要写诗人“居高志下”，“气节消缩”。前四句具体写，后两句概括写，是自嘲，更是书愤。这两句分别与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和“门前万事不挂眼”相对照。苏轼用“阳虎”（即阳货）借指他所鄙视又不能得罪的达官贵人。
“道逢”两句写诗人路逢所鄙视而又不能得罪的达官贵人与自己打招呼、交谈，明知其言论不对，却只能连道“是、是”。
“居高”两句是诗人自嘲作高官而志气卑下，气节几乎消缩殆尽，与上文“头虽长低气不屈”相对照。其实，苏轼并非阿谀逢迎、卑躬屈膝之人，他耿直敢言，黑白分明，正如他自己在《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司体量不实札子》中所说的“受性刚褊，黑白分明”。这里，苏轼把自己写成“居高志下”、“气节消缩”之人，旨在书愤，抒发他在政治上受排挤（在此之前，苏氏兄弟因反对新法先后被贬为地方官）与对他所鄙视的达官贵人的愤懑之情。这种情感在诗的最后四句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泄。写作此诗时，诗人三十六岁，子由三十三岁，这正是他们才华横溢、建功立业的黄金时期，诗中说“如今衰老俱无用”与“文章小伎安足程”都是反语，是愤慨之辞，颇具艺术感染力。当然，其间也流露了苏轼当时在政治上保守落后的思想情绪，这也是不必“为贤者讳”的。
这首诗题为“戏子由”，通篇是戏谑之语，但其旨不在“戏”而在“赞”子由，赞子由的秉性为人，并自嘲书愤，与子由共勉。可以说，它貌似戏谑却深沉，是用喜剧的手法谱写悲愤之曲。它不似喜剧那样逗人捧腹大笑，而给人以一种“含泪的笑”。这首诗较好地显示了苏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色，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全诗以对比鲜明为突出特征，即以相反的事，突出兄弟二人共同的不得志之情。
王自中，字道甫。因“少负奇气，自立崖岸”，陈亮自青少年时即以气类相近而与之为刘琨、祖逖之交。可惜王自中登第后，长期屈居小官，夙志渐灰，两人的晚节末路遂不免异向。因此，陈亮在这首怀念之作中，便提出了语重心长的责讽。
在这首词中，作者首先回忆昔日从游之乐，再写老友久别，几历春秋，相思相忆，书信罕通，但是友情还是时萦怀抱的。这首词语言虽较其他篇目委婉，但其中一种刚直愤激之气，却已活脱脱地展露在读者面前，仍不失龙的本色。
首先，作者同忆昔日从游之乐。当时他们二人虽同处于困厄落魄的境地，但志在恢复，意气豪迈，携手行歌，视人间富贵如无物，这是很值得留恋的往事。然而“头胪如许尚何求”，岁月荏苒，韶华易逝，转眼头发已经变白，现在还要追求什么。这是陈亮对王自中自述衷曲说的，认为二人昔日志同道合，今天仍然应该采取同样态度，不应易志变节，随俗浮沉。
“心肝吐尽无余事，口尚安然岂远谋”，正是说自己多年来屡次上书，披肝沥胆，力陈救国大义，说尽了心中欲吐之言，既不见纳，无以自效，总算尽心了，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事值得挂怀的。至于衣食温饱，那是很容易满足的，何须为此而长计远虑、到处奔竞呢。这确是陈亮的真实思想。这句话明写自己，实为写给王自中，借以反衬汲汲于利禄的行为之可鄙。表面是自述胸臆，实则意在责问对方，冀其有所省悟。
下片仍承上意，却不直接指责对方，而先说老友久别，相思相忆，友情时萦怀抱。近来会时时想念友人，作者道：“大都眼孔新来浅，羡尔微官做计周”——不无讽刺地说：大约近来我目光短浅了，也羡慕起你虽官低位卑，却善为自己谋划了。这既是正话反说，又是假己责人。上片明明说自己主张“口尚安然岂远谋”，认为大丈夫应当尽瘁国事，不为一身温饱萦心，这里却又说自己忽然羡慕起对方“微官做计周”了，这当然不是作者本意，实只在于责讽对方新来“眼孔浅”，为了那“微官”而“做计周”罢了。这里既为王道甫怀才不遇、长期官微职卑的处境抱不平，又对他背弃理想，只顾为生活的温饱处心积虑而深表惋惜。这种对友人交织着爱与恨的感情，正是这个一贯以严肃态度对待人生的政治思想家所特有的、建立在原则基础上的诚挚友谊。
这篇文章分三段。
第一段，交代边境的紧张形势和刘礼、徐厉、周亚夫的三军驻地。
第二段，写汉文帝劳军的经过，重点写了汉文帝在细柳营被挡的一段史实，表现了周亚夫治军之严。
第三段，写劳军后汉文帝的深明大义和对周亚夫的赞叹。全文赞扬了周亚夫忠于职守、治军严明和不卑不亢、刚正不阿的品格，同时也体现出汉文帝的深明大义和知人善任。
汉文帝亲自劳军，到了霸上和棘门军营，可以长驱直入，将军及官兵骑马迎送。而到了细柳军营，军容威严，号令如山，即使皇上驾到，也不准入营。作者以对比、反衬的手法，生动地刻画了一个治军严谨、刚正不阿的将军形象。“细柳”也成了后人诗文中形容军中常备不懈、军纪森严的常用典故。
文章重在刻画周亚夫这个人物形象，但直接描写周亚夫的地方并不多，而是把大量笔墨用在霸上、棘门军与细柳军的对比上，用在描写细柳军的严明军纪上。这些侧面描写有力地烘托了周亚夫这个人物形象，如：细柳军将士言必称“将军令曰”、“将军约”，人物虽未出场，却已令人感受到其“真将军”的威严和风范。两处对周亚夫的正面描写虽着墨不多，却如画龙点睛，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作者并没有过多地正面描写周亚夫的言行，而是通过描写汉文帝慰劳军队将士这一场面，把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合，借助对比衬托的手法，鲜明地展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
文中周亚夫“真将军”的风范是通过多次对比体现的。通过汉文帝慰劳守军的故事，表现了周亚夫的忠于职守和治军严明。先写汉文帝到霸上和棘门军营的情况，与后面写汉文帝在细柳军营遇到的情况作对比，突现细柳军营军纪严明。再一处对比是：天子在霸上和棘门军中策马驱车“直驰入”；而在细柳军营，“壁门士吏谓从属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由此可以看出，周亚夫治军有方，令行禁止，即使天子也不得不遵从。第三处对比是：天子到霸上和棘门军营时，“将以下骑送迎”，众将士受宠若惊，竭尽逢迎之能事以讨好汉文帝；而周亚夫却“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相比之下更显出周亚夫恪尽职守、刚正不阿的性格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