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曲子只有短短的三句，以直白的口吻指出：有了权，便有了一切。所谓理想、抱负，实际只系在一个“权”字上。推动权势，凭谁才能再大，也摆脱不了坎坷的处境。而那些无能之辈、势利小人却可以凭借权势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
“宁可少活十年，休得一日无权”点出主要观点，作者发出这样的感慨和他的生平经历不无关系，作者的前半生的是辉煌显赫，曾经担任东平路行军万户，为元朝抑制豪绅加大中央集权方面颇有政绩，但引起了当地豪绅的不满，导致豪绅进谗言诋毁他以致罢官。命运之神一下子把他抛入深渊，使他在推动权势的痛苦中倍感世态的炎凉、人生的艰辛。
第“大丈夫时乖命蹇”这种感叹正是作者的这种经历，使他深切地感受到，残酷的现实社会就是如此：有了权，便有了一切。所谓理想、抱负，实际只系在一个“权”字上。推动权势，凭谁才能再大，也摆脱不了坎坷的处境。而那些无能之辈、势利小人却可以凭借权势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
“有朝一日天随人愿，赛田文养客三千”，是说如果有一天天随人愿，自己一定要赛过田文养门客三千人。表露了作者还对权力的迷恋，依然怀抱壮志，希望能东山再起，实现抱负。
该曲平白如话，言简意赅，一针见血地道出权利在某些人心目中的地位。既写出了作者的人生体验，同时也表现了他对强权社会的愤怒谴责，对命运、对现实的不屈服的精神。在艺术上则采用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和反语的修辞手法。
诗首句言牛终生辛劳，硕果累累，不言牛“病”，又字字含“病”意，年复一年，力耕千亩，获实千箱，必然气力衰竭，病由此生。次句言牛虽功绩至伟，却没有人对它同情哀怜，责问语气，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三四句以牛的口气作答，将牛人格化，揭示牛为百姓甘于自我牺牲的可贵品格。
此诗中的牛，亦是诗人自喻。李纲官至宰相，他为官清正，反对媾和，力主抗金，并亲自率兵收复失地，但为投降派奸佞排挤，为相七十天即“谪居武昌”，次年又“移澧浦”，内心极为愤抑不平。因此，作《病牛》诗以自慰、自白。
这首诗运用比喻和拟人手法，形象生动，立意高远，既是成功的咏物诗，更是杰出的言志诗，为后世传诵。
在中国诗歌史上，自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吟咏鸱鸮的诗作之后，吟咏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花鸟鱼虫的咏物诗可谓层出不穷。在浩如烟海的咏物诗中有不少格调颇高、艺术精湛、韵味无穷的佳作。李纲的这首《病牛》便是其中之一。这里，我们不谈此诗所具有的高度概括力，也不说此诗质朴无华的语言美，只是想欣赏一下其“离形得似”、“托物言志”的艺术。司空图《诗品·形容》认为，诗人“形容”（指描摹客观事物）能不拘形似而求得神似，才是精于“形容”者：“离形得似，庶几斯人”。李纲正是精于“形容”者，其《病牛》诗达到了“离形得似”，也即不拘于描写对象的外形外貌相似，而求得描写对象精神相似的境界。作者吟咏病牛，笔墨重点不在绘其形，而在传其神。
诗的前两句“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写病牛耕耘千亩，换来了劳动成果装满千座粮仓的结果，但它自身却精神极为疲惫，力气全部耗尽，然而，又有谁来怜惜它力耕负重的劳苦呢？这里，作者从揭示病牛“耕犁千亩”与“实千箱”之间的因果关系上落笔，将病牛“力尽筋疲”与“谁复伤”加以对照，集中描写了病牛劳苦功高、筋疲力尽及其不为人所同情的境遇。首句中的两个“千字”，分别修饰“亩”与“箱”（通“厢”，指粮仓），并非实指，而是极言病牛“耕犁”数量之大、劳动收获之多，同时，也暗示这头牛由年少至年老、由体壮及体衰的历程。次句反诘语气强烈，增添了诗情的凝重感。
诗的后两句笔锋陡地一转，转为述其志：“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病牛劳苦功高，筋疲力尽，却无人怜惜，但它没有怨天尤人，更未消极沉沦。因为它具有心甘情愿为众生的温饱而“羸病卧残阳”之志。这两句诗将病牛与“众生”联系起来写，以“但得”与“不辞”对举，强烈地抒发了病牛不辞羸病，一心向着众生的志向。结句中的“残阳”是双关语，既指夕阳，又象征病牛的晚年，它与“卧”等词语相结合，有助于表现老牛身体病弱却力耕负重、死而后已的精神。
这首诗惟妙惟肖地刻画了一个病牛的形象，既绘出其身体病弱之形，更传出了其不辞羸病、志在众生之神。如此咏牛，颇为切合牛任劳任怨、唯有奉献、别无他求的性格特点。不过，此诗并非为咏牛而咏牛，而是“托物言志”，借咏牛来为作者言情述志。我们只要能像前人所说的那样“知人论世”，便不难看出这一点。
赞颂了牛不辞羸病、任劳任怨、志在众生、唯有奉献、别无他求的性格特点。—— “托物言志”，借咏牛来为作者言情述志。
诗人疲惫不堪，却耿耿不忘抗金报国，想着社稷，念着众生，因此其笔下力尽筋疲、无人怜惜而不辞羸病、志在众生的老牛即诗人形象的化身。
作者正是这样怀着强烈的爱国热忱来吟咏病牛，托物言志的。因而，此诗中的病牛，也即作者自身的形象活了，动了，能在读者心中引起共鸣，产生美感。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他过着笨拙、简朴的生活，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要坚定自己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道”。地里的桑与麻都在雨露里安静地生长，燕子和麻雀也渐渐在这里安家了。这是杜甫安静的生活状态，朴实而淡定，淳静而单调。
“村鼓时时急，渔舟个个轻。杖藜从白首，心迹喜双清。”远处不时传来村里社鼓的声音，急促而有力，溪里的渔舟在水面流转飘荡。“心迹双清”现在已经成为成语，最早的出处是南朝·宋·谢灵运的《斋中读书》里有这样的句子：“矧迺归山川，心迹双寂寞。”注意，他是寂寞，到杜甫才有了“双清”这个说法。杖藜，指拄着手杖行走。藜，是野生植物，茎非常坚韧，可以做拐杖。《庄子·让王》里说：“原宪华冠縰履，杖藜而应门。”这时杜甫的头发已经完全白了，可不就是白首。心迹双清，指心地、行为高洁，没有尘俗之气，杜甫觉得自己的生活超脱了尘俗，对于杜甫来说，这是一种无奈的快乐。
“村起家何事，无营地转幽。竹光团野色，舍影漾江流。”因为家里没有任何紧迫的事情可做，于是，不用起来那么早，因为不需要经营，也不参与勾心斗角（其实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或者说，他从来都是无足轻重的人物），所以，他的居处变得格外清幽。竹子衬托着田野的绿色，草舍的倒影在江流里荡漾。
“失学从儿懒，长贫任妇愁。百年浑得醉，一月不梳头。”没有学上，就放纵孩子的懒惰不去管他们，因为太穷，也只能听任妇人的唠唠叨叨个没完，诗人也不想去赚钱（其实他没门路赚钱），任凭家里一直穷着。人生百年不过是浑然一醉罢了，不需要见人，因此长达一个月不用梳头（因为梳头没有用，没必要梳头），后来闻一多引用过这个典故，专心做学问的闻一多，觉得修饰形容不重要，这跟杜甫的“一月不梳头”意思并不完全一样。
“衰颜甘屏迹，幽事供高卧。鸟下竹根行，龟开萍叶过。”容颜衰朽的我甘愿屏却我的踪迹，有一些清幽的事情供我在高卧赏心：鸟儿落在地上，在竹根旁边行走，乌龟顶开水中的浮萍叶子游过。
“年荒酒价乏，日并园蔬课。犹酌甘泉歌，歌长击樽破。”年景不好，原来的酒钱已经不够用了，我只能并日而食（两天吃一天的饭），省下来经营园蔬得来的收入，用以买酒。“甘泉歌”是一首乐府诗，原歌是：“运石甘泉口。渭水不敢流。千人唱。万人讴。金陵余石大如塸。'诗人一边唱着甘泉歌，一边击打着酒樽，歌太长，酒樽都被敲破了，歌真的长吗，不长，但一直唱，一直敲，酒樽总会破掉的。
这首诗写的是杜甫在草堂的生活状态，这给人的印象是杜甫是懒散的，这像一个混吃等老的闲人，一个失去理想的人，实际情况是这样吗，不是的。杜甫的懒散是因为他想做事而做不成，他苦恼，他没有办法，大环境之下，他只能以自己的“百年浑得醉，一月不梳头”做形式上的抗争，他憋屈，他苦恼，他以懒散的行状示人，而实际上，他的生活是相当积极的，否则就不会有草堂安定的生活了，他砍树除草，他伐竹种药，比如《除草》诗“芟荑不可阙，疾恶信如仇”，比如《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诗“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成竿”。老杜不管在怎样的生活状态之下，他从来都是积极的。
姜夔此词一般理解为是姜夔抒写身世总结自己而作。起笔三句写岁暮光景：“叠鼓夜寒，垂灯春浅，匆匆时事如许。”开端对句点染了过年的气氛，却隐约流露些许清冷的韵味，故紧承以“匆匆时事”之慨。下两句顺势展开，倾诉自我情绪：“倦游欢意少，俯仰悲今古。”由于悲从中来，自然不吐不快，于是写词抒发：“江淹又吟恨赋，记当时，送君南浦。”引用江淹所恨之意，另加上一句江淹的《别赋》中的“送君南浦”句言，恨什么伤什么不用言明，根据江淹的恨和伤就可明了；而且用“又吟”江淹已不在人世多少年，这个“又吟”当是姜夔以江淹自拟，表示自我感伤的情怀至为深重。接着用直白明快的语言说出这种情怀深重的程度：“万里乾坤，百年身世，唯有此情苦。”此情不应限于别情，应该包括作者历年所承受的各种人间遗憾。这几句涵盖力十分广阔。
下片“扬州柳垂官路，有轻盈换马，端正窥户。酒醒明月下，梦逐潮声去。”这五句回味了青年时代畅游名都、出入歌馆的一段浪漫生活，颇有回首当年感慨系之的意味。以下折回现实，发出了怀才不遇、人海沉沦的满腹牢骚：“文章信美如何用，漫赢得，天涯羁旅。”作者多才多艺，屡试不第，一生坎坷，靠朋友周济游食四方，对才士惯常的失意生涯体验尤深，于是发出了这样的深长感叹。至此失意的郁愤喷涌到极境。末以寻花为伴聊以自解：“教说与春来要，寻花伴侣。”作者无奈，在这种“文章信美如何用”的年代，写得好词的词人只论为四海飘零。那也没法，只好去改行养花而不写文章了。也只有在这个时代，这种社会状态下，词人也只有发牢骚的能耐。
此词应该说是有一定豪放词人的气魄，直率爽畅，欢快倾吐，大胆直逼社会，可姜夔用辞就是那么含而不放，放而不俗，婉转深沉，高洁意趣，清雅风骨，含蕴无限，给读者留下无尽的遐想空间，“使人神观飞越”。
王逸说：“《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汉代既已不能明，则后世更是聚讼纷纷。洪兴祖认为“《大招》恐非屈原作”，朱熹则斩钉截铁地说：“《大招》决为（景）差作无疑也。”黄文焕、林云铭、蒋骥、牟廷相等皆主屈原作。梁启超以其中有“小腰秀颈，若鲜卑只”一语，定为汉人作，刘永济、游国恩从之，朱季海则更具体地说是淮南王或其门客所作。我们认为，《大招》是屈原所作是可信的，但它不应当是王逸所说屈原放逐九年，精神烦乱，恐命将终，故自招其魂；也不是林云铭、蒋骥所肯定的“原招怀王之词”。这篇作品语言古奥，形式上不及《招魂》有创造性，应当是反映了较早的楚宫招魂词形式。所以，不当产生在《招魂》之后，而只能在它之前。公元前329年，楚威王卒，《大招》应是招威王之魂而作。其时屈25岁（胡念贻）班究认为屈原生于前353年，在诸家推算屈原生年中最为可信）。以“大招”名篇是相对于《招魂》而言，《招魂》是屈原招怀王之魂所作，《大招》是招怀王之父威王之魂所作，故按君王之辈份，名曰“大招”。
本篇开始按招魂词的固定格式陈述四方险恶，呼唤魂不要向东、向南、向西、向北，然后即写楚国宫廷的美味佳肴，音乐舞蹈美女之盛，宫室之富丽堂皇，苑圃禽鸟之珍异，最后夸饰楚国之地域辽阔、人民富庶、政治清明。其中对楚国遵法守道、举贤授能、步武三王一段的描写，实际上是屈原理想化了的美政。《离骚》中回顾年青时的政治理想，正由此而来，且一脉相承。全篇末尾云：“魂乎来归，尚三王只。”这同《离骚》中称述“三后之纯粹”，《抽思》中“望三王（原误作“五”）以为像”的情形一样，都反映出屈原作为楚三王的后代，追念楚国最强盛的时代，既要尊称国君先祖，又要光耀自己始祖的心情。因此，《大招》已不是单一的招魂祝辞，而是于其中蕴含了一定的思想。一方面，通过极言东南西北四方环境的险恶，极力铺陈楚国饮食、乐舞、宫室的丰富多彩、壮伟华丽，来招唤楚威王的亡魂，表达了对楚君的无限忠心和眷恋之情；“自曼泽怡面以下，皆帝王致治之事。永宜厥身，则本身之治也。室家盈庭（廷），则劝亲之经也。正始必自孤寡，文王治岐之所先也。阜民必本田邑，周公《七月》之所咏也。发政而禁苛暴，省刑薄敛之功。举杰而诛讥罢（疲），举直错枉之效也。直赢者使近禹麾，所以承弼厥辟。豪杰者使流泽施，所以阜成兆民也。末章归之射礼，则深厌兵争之祸，而武王散军郊射之遗意也。于此可以见原志意之远，学术之醇，迥非管韩孙吴及苏张庄惠游谈杂霸之士之所能及。”（蒋骥《楚辞余论》）这样，作品的现实意义和战斗性便大大加强了。
本篇在结构上也具有特点。采用开门见山的手法，直接点题，一气而下。环环相扣，所以诸家分章颇分歧。由“青春受献”而时光飞逝，春色盎然而万物竞相展现自己的生命力，点出招魂的具体时节。下文“魂乎归来，无东无西，无南无北”的呼唤，入题自然，干净利索。在对四方险恶环境的夸张描述之后，以“魂魄归徕，闲以静只。自恣荆楚，安以定只”转入到对楚国故地的环境描写，阐联顺当，一点也不显得突兀。并以“闲以静只”、“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年寿延只”作为主题，给下文的大肆铺叙作纲领。在对楚国饮食、乐舞、美人、宫室等的铺排和炫耀中，以“定空桑只”、“安以舒只”、“静以安只”、“恣所便只”等与它们相呼应，前后照应，相互关联。下一层紧承“居室定只”，由室内而扩展到室外的“接径千里”，由此联想到“出若云只”的楚国人民，以此为出发点，很自然地引出作者对治理国家、造福人民的清明政治的向往，使文章在结构上浑然一体。
《大招》在语言描写上虽然比不上《招魂》的浪漫奇诡，但仍以其华丽多采的语言，给我们展现出一幅幅奇谲诡异、绚丽多姿的画面。尤其是描写美人的一段，不仅描绘她们的容貌、姿态、装饰，而且深入展现其心灵性情，不同气质、不同状貌的美人纷纷登场亮相，具有浓郁的楚民族风范。全诗几乎都用四言句，显得简洁整齐、古朴典雅，反映了屈原早年的创作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