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散文可分四段。第一段写长江汪洋诞漫,突出其“壮’’,与下文狭小的游鲦亭作一对比;第二段写兄之为人,突出其胸中之“壮”,本该有“壮者之乐”,这与下文的舍弃壮者之乐又成对比。以上两段,均为下文表现兄的品格作了铺垫。第三段写兄于方寸之中“反以为乐”,与王敦慷慨悲歌,渴望建功立业的情感相通;第四段是对前文的归结与收束,用对比、反问、反诘等手法,突出“壮”“勇”“乐”“适”等词语,文气流畅,笔调俊朗,感情充沛,面对困于位卑而怀浩然之心的“吾兄”,赞美是热烈而真诚的。
文章开篇,作者没有直接去记叙游鲦亭的情况,而是先记叙了长江的历史、起源及宏伟的气势。“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导江其一也”,首句先交待了长江的悠久历史及长江的起源,当然作者关于长江起源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显然是错误的,但当时的人就是这样认为的,对此不能苛求于古人。接下来的,“江出荆州,合沅湘,合汉沔,以输之海”几句,一方面交待了长江的流向及所经之地,另一方面也写出了长江包容百川的气概。接着,作者正面描写了万里长江的宏伟景观:“其为汪洋诞漫。蛟龙水物之所凭,风涛晦冥之变怪”。几句话就把长江那种汪洋浩瀚,放纵汗漫之势及其变幻莫测、奇特非凡的气派描写了出来。最后,作者用“壮哉!是为勇者之观也”作结,说明如此壮观的景象,正是勇武之士所喜欢观赏的。文章开篇似乎是文不对题,既然标题是《游鲦亭记》,但作者一笔也没有点到游鲦亭,反而大写与文题毫不相关的长江气势,似乎不可思议。实际上,这正是该文不落俗套的高超之处,读者非读完全文,不能领悟作者的用意。
第二段主要介绍了游鲦亭主人,也即作者的同父异母兄欧阳昺(字晦叔)的抱负及境遇,同时作者也发表了对人生观的看法。首先作者以简炼的语言介绍了欧阳的为人及其抱负,称他“为人慷慨,喜义勇,而有大志、能读前史,识其盛衰之迹,听其言,豁如也”,由此可知游亭主人是一个胸怀大志、慷慨豁达、喜讲义勇、精通历史的有胆有识之士。然而他在仕途上却很不得意,长期在荆州担任地位卑下的小官,没有机会施展其才能,以致老大无所成就。故作者称其“困于位卑,无所用以老”,接下来的一句“然其胸中亦已壮哉”,说明欧阳昺虽身处因境,然而依然豁达、开朗、乐观、自信。这正是作者在全文中要表彰的那种随缘自适、随遇而安的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
接着,作者举出了一个通常的现象“夫壮者之乐,非登崇高之邱,临万里之流,不足以为适”。这里所说的“壮者之乐”,照应了开篇所讲的勇者之观,所谓临万里之流”,就是要观赏开篇所描述的万里长江的宏伟景象。至此可以明白作者在开篇中铺叙长江气势的用意。然而游鲦亭主人的兴趣恰恰与之相反,他家居荆州,临近长江,却“舍汪洋诞漫壮哉勇者之所观,而方规地为池,方不数丈,治亭其上,反以为乐”,守着一汪方圆不过几丈的池塘,自以为乐,而不愿去观赏浩荡长江的宏伟景观。既然作者称他是身处困境“然其胸中亦已壮哉矣”,然而这还看不出来有勇者、壮者的乐趣。针对这些疑问,作者阐发了对什么是“真勇“的看法。作者认为,游鲦亭主人虽“困于位卑”,然每日“击壶而歌”“解衣而饮”,忘却人世间的高贵贫贱、荣辱毁誉,“陶乎不以江洋为大,不以方丈为局”,“视富贵而不动,处卑困而浩然其心”,这种超然物外的态度,才真正称得上心胸开阔,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才算是“真勇者”,显然,欧阳昺的处世态度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庄子就曾主张对富贵,贫贱,得失,毁誉等容易引起人们苦恼的各种社会现象,最好采取忘却的态度,这样就能得到精神解脱。欧阳昺无疑向这个方向做了努力,因此他能不以官小为悲,“困于位卑”而能自得其乐。在作者看来,衡量勇与非勇,不能仅仅依据其是否喜欢“勇者之观”“壮者之乐”,关键在于视其能否“不以物喜,不以已悲”,达到超然物外的境界。
接着,作者点明了“游鲦亭”命名的原因。由于欧阳昺已经达到了“真勇者”的境界,因此在他看来:“方丈”水池虽小,然而水波粼粼,游鱼自由自在游动于其中,坐在亭中观赏,也很悠然自得。不必非要去观赏蛟龙出没、变化莫测的长江景象。身处其境,欧阳昺自然而然联想到《庄子·秋水篇》中的一段记载:“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同时也联想到自己的境遇:久为荆州小吏,犹如池中之鱼,虽不能施展抱负,但却可以自得其乐,因此命名其亭为“游鲦亭”,作者借此叙述,一方面阐发了凉亭主人命名其亭的用意,另一方面对欧阳昺这种“知足常乐的人生观表示了充分的肯定。最后一句交待了这篇“记”体文章的写作时间及地点,为一般“记”体文的常则。
这篇小记,通过记叙游鲦亭主人的抱负、境遇及个人的兴趣,展现了主人“视富贵而不动,处卑因而浩然其心”的思想情怀,赞扬了那种不计荣辱、超然物外的旷达的人生态度。
这篇文章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前后照应,开篇别具匠心。《游鲦亭记》名为记亭,但通篇很少具体去描写游鲦亭本身及周围的景观,笔墨重点放在展现游鲦亭主人的思想情怀及阐发作者的见解上,这是其艺术特点之一,其次,作者还普于运用烘托对比的手法,开篇即竭力渲染长江的宏伟气势,其目的是为了衬托欧阳昺园池之局促,借以表达其不以汪洋为大,不以方丈为局豁达的人生态度。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夏禹治水,疏导了黄河、汉水、渭水等七条大川,岷山的导江是其中的一条。导江流出荆州地界,汇合了沅江、湘江,又汇合了汉水、沔水,最后流入大海。它浩渺无际,是蚊龙水怪的托身之所,江上波涛昏暗,变幻无端,是多么雄壮啊!这是勇敢者的景观。
我哥哥晦叔为人刚直不阿,好讲义气,勇敢而有大的志向。能够读懂以前的史书,知道时代兴衰变化的脉流。听他说话,就会感觉茅塞顿开。他困于地位卑下,终身未找到用武之地,但心胸也够雄壮的了。雄壮者不登上峻伟的山峰,不面临万里长河,便不能心情舒畅。
现在,我哥哥住在荆州,靠近长江,但他舍弃浩渺无际、放纵不羁、勇敢者乐意的雄壮景观,而正在划地造池,方圆不到几丈大,并在池上建造亭楼,反而以此为乐,这是为什么呢?这大概是因为他击壶吟唱,袒胸饮酒,陶然自乐,感觉不出浩渺无际的江河伟大,方圆几丈的亭楼局促,他的胸襟难道还不伟大吗?
目睹富贵荣华而不动摇,身处下位窘境而心胸博大的人,是真正的勇敢者。既然这样,那么水波轻轻荡漾,游鱼上下畅游,其舒适,与庄周所说的惠施在濠梁游赏时感受到的快乐,又怎样来区别呢?难道只有鲦鱼变幻无穷才算雄壮吗?我因此把他的亭子命名为“游鲦亭”。景佑五年四月二日,记于船上。
注释
游鲦(tiáo):指悠然自得的游鱼。鲦,鱼名,指一种生于淡水的小白鱼。
禹之所治大水七:夏禹治水,疏导了黄河、汉水、渭水等七条大川。
岷山导江:相传大禹治水,凿山疏流遍九州,“岷山导江”为其功劳之一。见《尚书·禹贡》。岷山在四川省北部,绵延四川、甘肃两省边境。
汪洋:形容水势很大的样子。
诞漫:广阔无边的样子。
凭:依托,依仗。
晦冥:阴沉,昏暗。
晦叔:作者同父异母兄欧阳昺,字晦叔。
豁如:明白,晓悟。
无所用以老:一直到老都得不到重用。
祟高:高大。
适:恰当,适当。
荆州:州名,州治在江陵(今湖北江陵)。
规地为池:意为在地上挖池。
击壶而歌:形容抒发壮怀或不平之情。典出《晋书·王敦传》,王敦每酒后辄咏魏武帝《乐府歌》。
解衣而饮:脱衣饮酒。喻不拘行迹。
陶乎:沉醉的样子。
方丈:一丈见方。形容狭窄。局局促,狭小。
浩然:宽广,豪迈。
涟漪:水面的波纹。
适:安闲。
濠梁之乐:指别有会心的自得境界。典出《庄子·秋水》,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乌:何。
舟中:作者于赴乾德途中。由夷陵赴乾德应溯汉水而舟行。
这篇散文可分四段。第一段写长江汪洋诞漫,突出其“壮’’,与下文狭小的游鲦亭作一对比;第二段写兄之为人,突出其胸中之“壮”,本该有“壮者之乐”,这与下文的舍弃壮者之乐又成对比。以上两段,均为下文表现兄的品格作了铺垫。第三段写兄于方寸之中“反以为乐”,与王敦慷慨悲歌,渴望建功立业的情感相通;第四段是对前文的归结与收束,用对比、反问、反诘等手法,突出“壮”“勇”“乐”“适”等词语,文气流畅,笔调俊朗,感情充沛,面对困于位卑而怀浩然之心的“吾兄”,赞美是热烈而真诚的。
文章开篇,作者没有直接去记叙游鲦亭的情况,而是先记叙了长江的历史、起源及宏伟的气势。“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导江其一也”,首句先交待了长江的悠久历史及长江的起源,当然作者关于长江起源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显然是错误的,但当时的人就是这样认为的,对此不能苛求于古人。接下来的,“江出荆州,合沅湘,合汉沔,以输之海”几句,一方面交待了长江的流向及所经之地,另一方面也写出了长江包容百川的气概。接着,作者正面描写了万里长江的宏伟景观:“其为汪洋诞漫。蛟龙水物之所凭,风涛晦冥之变怪”。几句话就把长江那种汪洋浩瀚,放纵汗漫之势及其变幻莫测、奇特非凡的气派描写了出来。最后,作者用“壮哉!是为勇者之观也”作结,说明如此壮观的景象,正是勇武之士所喜欢观赏的。文章开篇似乎是文不对题,既然标题是《游鲦亭记》,但作者一笔也没有点到游鲦亭,反而大写与文题毫不相关的长江气势,似乎不可思议。实际上,这正是该文不落俗套的高超之处,读者非读完全文,不能领悟作者的用意。
第二段主要介绍了游鲦亭主人,也即作者的同父异母兄欧阳昺(字晦叔)的抱负及境遇,同时作者也发表了对人生观的看法。首先作者以简炼的语言介绍了欧阳的为人及其抱负,称他“为人慷慨,喜义勇,而有大志、能读前史,识其盛衰之迹,听其言,豁如也”,由此可知游亭主人是一个胸怀大志、慷慨豁达、喜讲义勇、精通历史的有胆有识之士。然而他在仕途上却很不得意,长期在荆州担任地位卑下的小官,没有机会施展其才能,以致老大无所成就。故作者称其“困于位卑,无所用以老”,接下来的一句“然其胸中亦已壮哉”,说明欧阳昺虽身处因境,然而依然豁达、开朗、乐观、自信。这正是作者在全文中要表彰的那种随缘自适、随遇而安的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
接着,作者举出了一个通常的现象“夫壮者之乐,非登崇高之邱,临万里之流,不足以为适”。这里所说的“壮者之乐”,照应了开篇所讲的勇者之观,所谓临万里之流”,就是要观赏开篇所描述的万里长江的宏伟景象。至此可以明白作者在开篇中铺叙长江气势的用意。然而游鲦亭主人的兴趣恰恰与之相反,他家居荆州,临近长江,却“舍汪洋诞漫壮哉勇者之所观,而方规地为池,方不数丈,治亭其上,反以为乐”,守着一汪方圆不过几丈的池塘,自以为乐,而不愿去观赏浩荡长江的宏伟景观。既然作者称他是身处困境“然其胸中亦已壮哉矣”,然而这还看不出来有勇者、壮者的乐趣。针对这些疑问,作者阐发了对什么是“真勇“的看法。作者认为,游鲦亭主人虽“困于位卑”,然每日“击壶而歌”“解衣而饮”,忘却人世间的高贵贫贱、荣辱毁誉,“陶乎不以江洋为大,不以方丈为局”,“视富贵而不动,处卑困而浩然其心”,这种超然物外的态度,才真正称得上心胸开阔,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才算是“真勇者”,显然,欧阳昺的处世态度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庄子就曾主张对富贵,贫贱,得失,毁誉等容易引起人们苦恼的各种社会现象,最好采取忘却的态度,这样就能得到精神解脱。欧阳昺无疑向这个方向做了努力,因此他能不以官小为悲,“困于位卑”而能自得其乐。在作者看来,衡量勇与非勇,不能仅仅依据其是否喜欢“勇者之观”“壮者之乐”,关键在于视其能否“不以物喜,不以已悲”,达到超然物外的境界。
接着,作者点明了“游鲦亭”命名的原因。由于欧阳昺已经达到了“真勇者”的境界,因此在他看来:“方丈”水池虽小,然而水波粼粼,游鱼自由自在游动于其中,坐在亭中观赏,也很悠然自得。不必非要去观赏蛟龙出没、变化莫测的长江景象。身处其境,欧阳昺自然而然联想到《庄子·秋水篇》中的一段记载:“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同时也联想到自己的境遇:久为荆州小吏,犹如池中之鱼,虽不能施展抱负,但却可以自得其乐,因此命名其亭为“游鲦亭”,作者借此叙述,一方面阐发了凉亭主人命名其亭的用意,另一方面对欧阳昺这种“知足常乐的人生观表示了充分的肯定。最后一句交待了这篇“记”体文章的写作时间及地点,为一般“记”体文的常则。
这篇小记,通过记叙游鲦亭主人的抱负、境遇及个人的兴趣,展现了主人“视富贵而不动,处卑因而浩然其心”的思想情怀,赞扬了那种不计荣辱、超然物外的旷达的人生态度。
这篇文章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前后照应,开篇别具匠心。《游鲦亭记》名为记亭,但通篇很少具体去描写游鲦亭本身及周围的景观,笔墨重点放在展现游鲦亭主人的思想情怀及阐发作者的见解上,这是其艺术特点之一,其次,作者还普于运用烘托对比的手法,开篇即竭力渲染长江的宏伟气势,其目的是为了衬托欧阳昺园池之局促,借以表达其不以汪洋为大,不以方丈为局豁达的人生态度。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全诗画面艳丽清雅,风格秀逸清俊,音律回风舞雪,意蕴醇厚深远。虽然满眼都是花、桃、酒、醉等香艳字眼,却毫无低俗之气,反而笔力直透纸背,让人猛然一醒。唐寅诗画得力处正在于此,这首诗也正是唐寅的代表作。
诗歌前四句是叙事,说自己是隐居于苏州桃花坞地区桃花庵中的桃花仙人,种桃树、卖桃花沽酒是其生活的写照,这四句通过顶真的手法,有意突出“桃花”意象,借桃花隐喻隐士,鲜明地刻画了一位优游林下、洒脱风流、热爱人生、快活似神仙的隐者形象。
次四句描述了诗人与花为邻、以酒为友的生活,无论酒醒酒醉,始终不离开桃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任时光流转、花开花落而初衷不改,这种对花与酒的执著正是对生命极度珍视的表现。
下面四句直接点出自己的生活愿望:不愿低三下四追随富贵之门、宁愿老死花间,尽管富者有车尘马足的乐趣,贫者自可与酒盏和花枝结缘。通过对比,写出了贫者与富者两种不同的人生乐趣。
接下去四句是议论,通过比较富贵和贫穷优缺点,深刻地揭示贫与富的辩证关系:表面上看富贵和贫穷比,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但实际上富者车马劳顿,不如贫者悠闲自得,如果以车马劳顿的富贵来换取贫者的闲适自在,作者认为是不可取的,这种蔑视功名富贵的价值观在人人追求富贵的年代无异于石破天惊,体现了作者对人生的深刻洞察和超脱豁达的人生境界,是对人生的睿智选择,与富贵相连的必然是劳顿,钱可以买来享受却买不来闲适、诗意的人生,尽管贫穷却不失人生的乐趣、精神上的富足正是古代失意文人的人生写照。
通观全诗,层次清晰,语言浅近,回旋委婉,近乎民谣式的自言自语,然而就是这样的自言自语,却蕴涵的无限的艺术张力,给人以绵延的审美享受和强烈的认同感,不愧是唐寅诗中之最上乘者。这也正合了韩愈“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音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荆潭唱和诗序》)的著名论断。
这首诗中最突出,给人印象最深的两个意象是“花”和“酒”。桃花,最早见诸文学作品,当于《诗经·周南》之《桃夭》篇,本意表达一种自由奔放的情感。而至晋陶渊明《桃花源记》一出,桃花便更多地被用来表达隐逸情怀了。古代,桃还有驱鬼辟邪的意思,而“桃”与“逃” 谐音,因有避世之意。在唐寅的诗中,“桃花”这一意象频频出现。试举几例:
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 (《把酒对月歌》)
桑出罗兮柘出绫,绫罗妆束出娉婷。娉婷红粉歌金缕,歌与桃花柳絮听。 (《桑图》)
野店桃花万树低,春光多在画桥西。幽人自得寻芳兴,马背诗成路欲迷。 (《题画四首其一》)
花开烂漫满村坞,风烟酷似桃源古。千林映日莺乱啼,万树围春燕双舞。 (《桃花坞》)
草屋柴门无点尘,门前溪水绿粼粼。中间有甚堪图画,满坞桃花一醉人。 (《题画廿四首其十五》)
不难看出,例中桃花意象都是用来表达闲居和隐逸生活的。
“酒”,在中国古代文化和古代士人中也有着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可以用来表达悲壮慷慨情怀,更与世事苍凉、傲岸不羁、独行特立结缘。晋有刘伶、嵇康,唐有“饮中八仙”,宋有东坡“把酒问青天”,而到了明代,又有了唐寅醉酒花下眠。
西施是春秋时代越国人,家住浙江诸暨县南的苎罗山。苎罗山下临浣江,江中有浣纱石,传说西施常在此浣纱,西施滩因而得名。这首是不同于一般的吊古伤今的登临之作,而是针对“女人祸水”这一传统的历史观念,为西施翻案。
“宰嚭亡吴国,西施陷恶名。”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奸臣伯嚭使吴国灭亡,恶名却推在西施身上。
上联平平道来,旨在澄清历史事实。据《史记》载,越王勾践为吴王夫差战败后困于会稽,派大夫文种将宝器美女(西施在其中)贿通吴太宰伯嚭,准许越国求和。越王勾践因此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后来终于灭掉吴国。这就是历史的真相。所以诗一开头就道破问题的实质。这个“陷”字用得十分精当,推翻了“女人祸水”论,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浣纱春水急,似有不平声。”小诗的后两句是说,想当年浣纱春水滚滚,声声好似为美女不平。
议论入诗一般容易流于枯涩,而这首诗却把议论和抒情有机的结合起来。诗人在为西施辩诬的同时,很自然地把笔锋转到了西施滩,用抒情的笔触,描写了西施滩春日的情景。春天到了,江河水涨,西施当年浣纱的滩头那哗哗的江水急促的奔流,好像在为她所蒙上的一层历史的污垢发出如泣如诉的声音,诉说着世事的不平。但是春水毕竟不具有人的思想感情,这一切只是诗人的想象,所以第四句很快补上:“似有不平声”。这“似有”二字,选用得非常得体,真切自然,寄寓着作者深沉的感叹。这一联完全是在抒情中进行议论,在议论中渗透感情。这首诗立意新颖,议论形象而富有感情。将理智和感情自然的糅合在一起,是这首诗的成功之处。
“人言百果中,唯枣凡且鄙,皮皴似龟手,叶小如鼠耳。”一开始,诗人似乎只是客观地陈述了当时人们对枣树的普遍看法:“在各种果树中,唯有枣树平凡而又低贱,原因是它树皮裂,像冻裂的手,树叶细小,像老鼠的耳朵。”诗人以“龟手”的丑陋,鼠耳的猥琐来刻画枣树,描绘得很真实,也很形象,仿佛意在突出它的“凡”和“鄙”,引起读者对它的厌恶。前面冠以“人言”,就显得既不足信更值得怀疑。
诗人巧妙地利用了读者的这种模糊的感觉,为最后的急转直下,凭空出奇作好了铺垫。
“胡为不自知,生花此园里,岂宜遇攀玩,幸免遭伤毁。”这四句是前一部分的递进和展开。诗人先以一种指斥和嘲讽的口吻批评枣树“怎么这样没有自知之明,在这杏园中开花呢?”唐代科举习俗,新中的进士都要到杏园设宴游玩。园内佳木云集,景色秀丽。因此诗人嘲弄它不该到此争芳斗艳,以贻笑大方。诗人在这里抒发了自己心中愤激的感情。那些气焰炙人的达官显要,专横跋扈,目中无人,外表雍容华贵,内心却空虚肮脏。诗人踯躅其中,不免有力单势孤之感,同时更有对这些人的深深的蔑视。这里的嘲讽是一种清晰的反嘲。接着,诗人笔锋一转,又对枣树进行安慰:“哪里适宜人们攀折赏玩,不过也幸而免遭伤害毁坏。”诗人对枣树孤独寂寞不受赏识的际遇表达了自己的同情,愤激之余,借道家“无所可用,安所困苦”的消极思想以自慰。
诗人在《云居寺孤桐》中表达了类似的思想:“直从萌芽拔,高自毫末始,四面无附枝,中心有通理。言寄立身者,孤直当如此。”诗人后期避祸全身,大约和这种思想是有一定关系的。
“二月曲江头,杂英红旖旎;枣亦在其间,如嫫对西子。”曲江即曲江池,在长安城东南,是唐代著名的风景游览区,与杏园相距不远。诗人将读者引出杏园,拓宽视野,在更大的范围上进行比较,以加深主题。“早春二月,曲江池畔,百树生花,风光旖旎,枣树孤立其间,犹如嫫母和西施相对而立。”古人常以嫫母和西施作为丑、美两极的象征。诗人把枣树置于婀娜多姿、争芳斗艳的二月春树的环绕中,更加衬托出了它的丑陋、卑琐,以及它立身尴尬的情形。这是继开头的贬抑后的进一步的渲染,通过鲜明的对比形成强烈的艺术效果。同时,它也引起读者的翩翩联想,在阳光明媚、春意盎然的曲江池畔,一个衣衫褴褛,形容猥琐的士子走在一群衣着华丽、神采飞扬、笑语喧腾的才子仕女中间,那是很奇特的一种场面。以上是这首诗的第一部分,它通过议论、反问、对比等手法,突出枣树的平凡、低贱、丑陋。
“东风不择木,吹煦长未巳。眼见欲合抱,得尽生生理。”如果说此前诗人对枣树的同情还隐约闪现在对枣树的贬抑中,那么,从这里一开始,诗人就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对它的喜爱之情:“东风却谁也不嫌弃,不停地吹拂让它生生不息,很快便成了合抱的巨树,它按照自己的天性完成了自己。”诗人的语气尽管十分平淡,感情色彩也很淡薄,但却含着一种傲然自爱之气。无论人们的鄙视,嘲弄,枣树不会枯萎,也不会改变自己的自然之性,它顽强地生长,在沉默和孤寂中壮大,以旺盛的生命力抗击着与它对立的世界。
“寄言游春客,乞君一回视。君爱绕指柔,从君怜柳杞;君求悦目艳,不敢争桃李;君若作大车,轮轴材须此。”这里形容温柔婉顺的媚态。在白居易的诗中,绕指柔多用于贬意,以讽刺那些苟合曲从的小人。如在《李都慰古剑》一诗有:“至宝有本性,精刚无与俦,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诗人说:“游春的人们,请你们回头看一眼:假如你们喜爱柔顺的媚态,请你们去观赏柳树杞树,假如你们追求悦目娇艳,那么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桃树李树,如果你们要制作大车,作轮轴的却必须是枣树的树干。”在这里,诗人使用排比句式,语气促迫,一改前文那种舒缓的节奏。诗人先柳杞后桃李,将人的视线引开,然后陡然一转,如飞瀑直下,惊心动魄,点出全诗的主题。
既出人之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读者惊叹之余,又反思前文,顿悟柔顺的柳杞,娇艳的桃李,实在是徒具外表,不足大用,而外平凡却质地坚密。枣树才是真正能担负重任的伟材。
与白居易的众多咏物诗一样,这首诗也蕴含深刻的寓意,或在感叹身世,或在哀怜同道,或指讽权贵阀阅,或存心帝王回顾,或在演绎诗人对人生的观察,或兼而有之。就诗歌自身的内容来看,它主要抒发一种对人们屈没贤材,争逐虚名的不满与愤慨,并劝谕执政者能明察贤愚,以使有志之士得效轮轴之材,肩负起治国的重任。这是一首哲理诗。枣树平凡鄙陋,其身多刺,其貌不扬。它生在繁花似锦的杏园中,更令游春之客鄙弃。诗人的价值观却与众不同,认为枣树虽然不如柳杞柔可绕指,不如桃李赏心悦目,但“君若作大车,轮轴材须此。”对以貌取人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这首诗在艺术表现上是十分成功的。从总的结构上看,诗歌采用了先抑后扬、欲取先与的写法,即所谓“卒章显志”。这种结构在讽谕诗中多有使用。其次是采用对比手法。全诗不仅有同物的对比,如柳杞桃李与枣树的对比,嫫母与西施的对比,也有物与景的对比,如枣树与杏园的秀丽、与曲江池的旖旎风光的对比,也有自身的对比,如枣树外貌的丑陋与内在秀美的对比。通过对比,枣树的形象变得更加突出鲜明,产生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在语言上,这首诗除了具有平淡浅易的特色外,还具有用字精确、刻画细致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