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三句从时间的推移下笔，起句写斗转星移、玉漏频催，已由“月上门”到“三更天”了，女主人把视线由室内的云母屏风移到室外栖息的黄莺身上，不仅表示时间的推移，而且是感情的升华。她等待的情人，未到约定的兰更而不来，她虽然急不可待，但还能自解。这一句用“转“、“移”、“频”连续三个动词表达少女对时光流逝的焦虑，以异于常人的感觉来表现她的炽热感情，给读者留下强烈而深刻的印象。独坐三更，面对栖莺，女主人公的情思是可以推知的。她会由夜莺都已栖息联想到自己还不能与所期待的潘郎相会，而有感于人不如鸟，由愁而怒。女主人公的遐想幽思可以是无边无际的，她的忧愁怒情也看似无穷无尽。
但下两句却一下子打破了静夜的沉闷空气，扫去了她心头的重重愁云和脸上的怒容，成为全词的起伏、转折之点。“已三更”时她仍然还在倾听着马嘶声。不过，此刻从花间小路上传来的不是老远就可听到的马嘶声，而是近处才可听到的马蹄声。这分明是她一直盼望听到的声音。末尾三句则急转直下：盼望已久的潘郎终于骑马疾驰归来，女主人公欣地的整理好衣服头饰，打开门户，轻快地走出房门，走下台阶到庭院相迎，从而结束了大半夜的期望与等待。
这首词与前一首都采用了直陈其事的手法，通过自然景物和人物一系列动作的描绘，展示了青年男女密约幽会的动人意境。在细节和心理描写上，细腻、生动、逼真，因而人物形象非常鲜明，真有呼之欲出之感。
“天边老人归未得，日暮东临大江哭” ，这两句是抒情式描写，漂泊天涯、饱受艰辛的诗人，面对浩荡的大江，想起过去的种种，那种突然涌上心头的辛酸、悲苦一下子爆发了出来，声泪俱下。天边老人，杜甫自谓。大江，指嘉陵江。
“陇右河源不种田，胡骑羌兵入巴蜀”，这两句说的是引发诗人临江哭泣的原因，一是有家不能归，一是国家正在遭受外族的入侵，山河破碎。陇右，指陇右道，属于唐代十道之一。包括今天甘肃陇山以西，新疆乌鲁木齐以东及青海东北部的地区。河源，在今天青海省境。763年七月，吐蕃攻占河西、陇右这些地方，十二月陷落松、维、保三州，以及云山、新筑二城。这就是这两句所咏的史事。
“洪涛滔天风拔木，前飞秃鹙后鸿鹄。”这两句写临江所见到的景物，波浪滔天，狂风撼动巨树，鸿鹊飞在了秃鹜的后面。这两句是即景寓情。上句写到了世乱的景象，下旬就感慨自己不能够奋翅急飞，因为前面有“秃鹜”。秃鹜，水鸟，一种比较凶猛的动物。后鸿鹄，指后飞的鸿鹄，“飞”字从上文而省，句法与“东飞驾鹅后鹜鸽”（《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同。
“九度附书向洛阳，十年骨肉无消息”，最后这两句也是说哭泣的原因，多次给在洛阳的家人写信，却没有收到回信，没有亲人的消息，分外的担忧。骨肉，这里指兄弟。九度，指九次。这里极力说其多，不一定是确数。
开始六句，以景托情，情景交隔，渲染出笼罩天地的巨大悲愁。“十月河洲”，景物萧条，托出诗人心境的悲凉、前途的黯淡，因此有“归欤”之思。三、四句进一步渲染这种“惨”景：狂风的呼啸使气氛更添严酷凄惨，暴雨大雪使天地黯然，故“归思”虽切，却不知“胡为”。“迷所至”，表现进退维谷之状。“浩哉”的强烈感叹，不仅是严酷景象的浑浩无边，也是指悲愁之情的混茫无尽。
紧接着十二句，以“缅怀”二字将人们引向京城，把自己西游长安所见的“当途者”们花天酒地的生活一一展示出来，进一步反衬“我辈”的仓惶失路：权贵们人数众多，名声显赫，如在“云霄”，是不肯变“更”困顿之士的悲惨处境的。他们以“燕乐”高奏，“车骑”如云，交游何其贵盛；“美人”如荷，幽房飘香，生活何其淫逸，兽形火炭陈于“金炉”，眉飞色舞“谈笑”得意，姿态何其骄矜。这一幅幅生活图景的生动刻画，使对权贵们的腐败生活揭露程度更为深广，愈益猛烈。笔势至此突转，以“岂论草泽中，有此枯槁士”的鲜明对比，以义愤之情揭露社会的黑暗污浊。
最后八句，回应“赠崔二”的题意，倾诉胸中的不平。前四句中，先说我惭愧的是无经世济民之策，故早就自甘沉沦，接着以一个有力的反诘，写崔二有“纵横”之才，却还是与自己一样同处“憔悴”境地的事实，进而揭露当时社会对有识之士的普遍压抑。至此可知，前面的自惭自弃，乃是正言反说，以退为进，恰恰说明自己“永愿拯刍荛”的理想无法实现，内心悲愤无法排遣。接着思绪再一转折：企图“长歌”一曲，以抒其愤，谁料反增郁闷；再以酒解愁吧，却不能一醉，反而倍添忧愁。故最后两句，只好以“穷达自有时，夫子莫下泪”的劝慰，流露出自己安于时命，无可奈何的复杂心情。这八句抒情，几经转折回旋，情愈遣愈烈，把主人公愁思百结，痛苦万状的悲慨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该诗以景托情起，渲染出深广浓烈的悲凉之气。再以铺陈之法揭露“当途者”的骄奢淫逸，真切生动，如在目前。最后以回旋婉转的笔法，波澜层生，峰峦迭起，将自己深沉的悲愤推向高潮。其中还多用尖锐的对比，不着议论，让读者通过铁的事实，看到当时社会的不平，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而且对比之处，多用反诘的语气推出，就使感情的力度更强，增加了激昂顿挫之势。这种抒情的悲叹和对当时社会关系的愤怒抗议，使他的创作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除了雄壮豪放的风格外，还有“沉郁悲凉”的一面，而且“其沉雄直不减杜甫”（叶燮《原诗》卷四）。这种特点，也使他的边塞诗，表现出对将帅无能的尖锐揭露和对士卒的深刻同情，在边塞诗人中独树一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