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早秋》第一首的前六句,都是写早秋的景物。起句先从秋夜写起,在漫长的秋夜中,漂浮着一种清冷的气息。西风已经从翠绿的草地上兴起。
这两句诗,由感觉到视觉,由静而动,非常自然,而且寓情于景。表面看似乎诗人只是客观地描述了自己的感受,但如果我们联系宋玉《楚辞·九辩》中的“靓青秋之遥夜兮,心缭惋而有哀”句意,便不难理解诗人主观意识的作用。
这正如克罗齐在《美学)中所说:“艺术把一种情趣寄托在一个意象里,情趣离意象,或是意象离情趣,都不能独立。”三、四句,作者选取残萤栖身于晶莹的露珠上,早飞的大雁拂过银河,这两个典型景象一动一静,一俯一仰,一远一近,互相对照,相映成趣,很自然地将时间由夜晚推到了黎明。而随着时间的进一步推移,拂晓来到,所看到的景物也更加清晰。五、六句写了高大的树木,显得更加茂密,远处的山岭,由于秋高气爽,天气晴好,看得更真切,显得也像更多了。以上六句诗,不仅时间顺序安排得井然有序,而且所选的景物,也都具有早秋特定时间里的典型物色,使我们有如看到一幅幅早秋的联环画。而诗中凄清,萧瑟的景物,又隐隐透露出诗人无奈的孤寂之情。
结尾二句是诗的点睛之笔。从淮南一片树叶的落下,而引发作者的身世之感,为自己要终老于雾霭苍茫的江边而哀伤。人们常说“一叶知秋”一片落叶不仅可以预示秋天的到来,同时也引发了作者的身世飘零,身不由己及仕途无路的感慨。作者从落叶联想到自己的终身将终老江边,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哀痛之情不言而喻。至此我们不难看出,前面凄清景物的描写,实际上都是为最后的感情抒发作铺垫。此外,本诗的最后一句,还为第二首诗预留了表现空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其二
第二首,起句直抒胸臆,由台阶前的落叶引发出作者之悲,一个“悲”字为全诗奠定了感情基调。然而悲又从何而来呢?
三、四两句作了解说:随着时光的流逝,仕途渺茫,高官显爵已经没有希望了,而要想归隐成仙又可望而不可及。可见,一种对未来前途的失望甚至绝望的心情,始终困扰着作者。而这种感慨在封建文人的笔下出现,应该说是比较普遍的。魏晋时期的王粲在《登楼赋》中就曾发出“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的感慨;唐代的李白在《行路难>一诗中甚至要大声呐喊:“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在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常常会受到意想不到的挫折和打击,从而使他们感到前途未卜,世路艰难,对未来产生悲观失望情绪。
这种情绪自然在诗歌中反映出来,五、六句,引古人以自况,到了老年才理解汉代的大辞赋家司马相如贫病交加的艰难,穷困时更加体会到东方朔的苦辛。作者从自己的际遇,联想到古代著名人物司马相如和东方朔的坎坷遭遇,相比之下自己的不幸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知识分子遭受排挤和打击的现实。诗的最后从古人想到自己的未来,以反诘的语气作结。生公虽能令顽石点头,庄周虽能抛却尘世追求逍遥游,但哪一个才是自己的师法榜样呢?
这是作者在屡遭挫折,仕途无望的情况卜,表现出对目己禾采雨途的迷惘与困惑,想要归隐,而又不甘心终老江边,这种客观现实与主观愿望的矛盾,正是作者“悲”的缘由。
其三
第三首,开头两句,又以“悲”字领起。虽然蓟北南归的大雁离这里还很远,但身在淮南的作者,却已经感到悲伤。这里景情之间似乎出现了某种矛盾和不协调,使人感到作者的“悲”好像是毫无来由。但接读下文我们就会明白,尽管雁犹远,但秋天的脚步却还是毫不客气地临近了。
三、四句景物描写,剩余的桃子间或掉到井里,秋天新开的菊花已渐渐地接近了篱笆。这里作者通过静中有动,以动衬静的表现方法,把环境写得非常空灵,寂静,正好衬托出作者孤寂无奈的心情。
秋天的来临,标志一年又将结束,而自己却仍然是仕途无望,是什么原因使自己落得如此下场呢?难道是读书习剑两相耽误,如孟浩然《自洛之越》诗中所说:“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吗?思来想去,也难有一个完满的答案。最后只好暂且以琴和酒,聊以消遣自持,并且在西书房中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写下了咏贫的诗作。表现出一种类乎于“君子安贫,达人知命”(王勃《滕王阁序》)的旷达态度,从而结束了全篇。
这是杜甫赴好友严武家宴饮时同题之作。严武素与杜甫友善,字季鹰,华州华阴人,虽武夫,亦能诗,全唐诗中录存六首。他性豪爽,读书不甚究其义。八岁时,因其父挺之不答其母,乃手刃父妾英。其父屡禁其习武。后以荫调太原府参军,累迁殿中侍御史。玄宗入蜀,(公元七五六年)擢谏议大夫。至德后,历剑南节度使,再为成都尹。以破吐蕃功,进检校吏部尚书,封郑国公。与杜甫最友善,镇剑南时,甫因避乱往依之。
全诗清新雅致,风格与作者一贯诗风有异。
“绿竹半含箨,新梢才出墙”描写了新发之竹,“半含”“才出”抓住了春笋蓬勃生长的典型过程。竹生长是看不见的,作者化静为动,用“含”,“出”把竹的生长过程写活了。
“色侵书帙晚”,竹的颜色绿得逼你的眼,绿色映照在书卷上,似乎是天色暗了下来,“阴过酒樽凉”,竹影摇曳,竹色青葱,晃动的竹影移过酒器,显得更加清凉了。颔联选取竹“色”给人的感受,让我们仿佛置身于竹荫中,品着清凉的美酒。
“雨洗侵侵净,风吹细细香。”细细的春雨把竹洗得一尘不染,微微的春风送来缕缕竹的清香。颈联继续从视觉和嗅觉来感触竹。
“但令无剪伐,会见拂云长。”尾联作者展开想像,仿佛看到了高高的竹已经伸入云端,轻轻的拂动着。
本诗是一首应答之作,自然少不了对主人的一番赞颂,以竹盛赞了严郑公高洁的情操,杜甫虽然长严武十四岁,严武也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但作者后半生长期依赖严武接济,出语自然更加谦恭。不过本诗也值得称道,特别是“绿竹半含箨,新梢才出墙。”与“雨洗侵侵净,风吹细细香”四句,后人单独辑录在一起,成了一首咏竹的绝佳之句。
此词副题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范仲淹为什么要向欧阳修倾吐衷肠呢?原来欧阳修早就是范仲淹政治上的知音。仁宗时“景祐党争”,欧阳修就坚定的站在范仲淹一边。时以吏部员外郎任开封府的范仲淹耿介正直,容不得权相吕夷简擅权市恩,便向仁宗上《百官图》,又上《帝王好尚论》等四论,批评朝政。切中要害的疏论激怒了吕夷简。他反诉仲淹“越权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宠信吕相的仁宗将仲淹贬黜出京,当时余靖等正直朝臣上疏替范仲淹申辩,而谏官高若讷却讨好吕夷简,说范应当贬官。欧阳修痛恨谏官高若讷为了自己的高官厚禄,竟不分是非,行为卑鄙,于是写了《与高司谏书》,斥其一味迎合权相是落井下石,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欧阳修也因此被贬夷陵。政治上的风雨磨难,高尚人格的互相吸引,革新朝政的共同追求,使范欧二人最终成为相濡以沫的盟友。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反对者攻击改革派引用朋党。此时已奉调回京的欧阳修任谏官,为了回击反对派的无端指责,支持庆历新政,又写下了著名的《朋党论》。可见范仲淹和欧阳修志同道合、同仇敌忾。
此词大约写于这几年二人在朝共事同受打击之时。新政失败,共同的遭遇,共同的感情,使他们自然产生相似的感受。弄清了这一点,再来读这首词,读者就恍然大悟了:原来,它是词人因毕生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破灭之后极度失望、苦闷乃至沮丧的反映。在心头郁积已久的愤懑总得找个宣泄的出口吧?于是,愤激之时,酒酣耳热,对着同遭厄运的老朋友发发牢骚,说说醉话,有何不可?
其实,这首词固然宣泄了词人的愤懑,但也折射出了他内心时不我待的焦灼。这与李白那首著名的《将进酒》非常相似。“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李白被“赐金放还”后八年仍未找到出路,于是在此诗中借题发挥,尽情倾吐郁积在胸的不平之气。李白的恃酒放旷并不说明他就此沉沦,即便是这首诗亦流露了施展抱负的愿望,“天生我材必有用”,何其自信!但人生苦短,“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现实无情徒唤奈何。范仲淹同样如此,“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 ,能够干一番大事的年华太少了,哪里禁得起几番蹉跎?于是,借酒浇愁,抒发其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感情就很自然了。
从思想上来说,范仲淹的这种感情是有其深刻渊源的。儒家的积极用世是其思想主流,不仅如此,他还出入佛老,精研三教经典,力求会通而经世致用。这种海纳百川的学术视野,使其作品博大精深,异彩纷呈,而老庄清净无为、随遇而安的思想也是他迭遭打击时能够舒缓压力的精神避难所。在这点上,李、范二人是相似的。再说,在当时,文人们普遍认为词是娱情遣兴的“小道”、“末技”,范仲淹有时亦未能例外,与老朋友一起喝酒聊天时,就不免戏作小词了。应该说,这几句亦真亦幻的牢骚话倒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平常人的本色,使得他可亲可近。
当然,范仲淹身处逆境,失意惆怅乃至发牢骚,并不意味着他永久的消沉。庆历六年,贬谪到邓州,摆脱了朝党纷争,暂时卸去了烦琐的朝政和边防重任的范仲淹,度过了三年难得的惬意时光,他营造百花洲,重修览秀亭,始终把关怀民生疾苦放在首位,赢得了邓州人民的衷心爱戴。同时,迎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创作高潮,千古杰作《岳阳楼记》及许多著名诗文都写于此时。这表明,范仲淹已经走出了苦闷、沮丧的阴影,已经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始终是他毕生的追求。这才是立体的、全面的范仲淹。
此诗头二句写初到柳州时的感受。“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这两句是总起,“不可亲”三字,深含感叹之情,很自然地开启下文。
中间四句接着写峒氓的生活、习俗。柳州峒氓,多住在山村,日常生活必需品尤其是盐,要到郡城集市去买,所以三、四两句接着描写他们赶集的情景:“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这两句是用倒置法,说峒氓们赶集买盐往返甚是辛苦。第五句“鹅毛御腊缝山罽”,写峒氓御寒之物,说在天气寒冷的腊月里,峒氓们用鹅毛制成的被子来抵御寒冷。下句接着写峒氓的迷信风俗。“鸡骨占年拜水神”。“鸡骨占年”,是峒氓的迷信风俗,以为占卜可以知道年景的好坏。“拜水神”,即向水神礼拜。峒氓们用鸡骨去占卜,问水神祈祷一年的好收成。以上四句描写了柳州峒氓的贫苦生活和迷信风俗,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最后两句抒写心意,表示愿意随俗。“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庄子·逍遥游》里说:宋国人到越国去贩卖章甫这种礼帽,越国人断发文身,用不着这种礼帽。这里化用这个故事,表示愿意随俗。作者不乐意只在公庭上通过译员来和峒氓接触,而宁愿抛掉中原的士大夫服装,随峒氓的习俗,在身上也刺上花纹,学习他们的样子,与他们亲近。
这首诗用朴素的语言,如实地描写出诗人和柳州少数民族人民生活接近的情况。起初虽然感到“异服殊音不可亲”。最后却“欲投章甫作文身。”诗人自己本来不信神,而民间有迷信风俗,但他不肯疏远他们,而愿意和他们在一起,表现出了入乡随俗的思想。对一个封建社会中的地方官来讲,这是难能可贵的。正因为这样,他在柳州刺史任上,施政能够从人民的生活实际出发,为他们兴利除弊,做了不少有利于民的好事,如减轻赋税,引导人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兴办学校,培养人才,特别是想方设法赎回许多被典质的贫苦人民的子女,使他们从奴隶的命运中解放出来,因此作者任柳州刺史虽仅四年便病逝了,却一直深为柳州人民感激和怀念不已。至今柳州还有纪念他的“柳侯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