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联将南迁旅途写成一次美妙的游历。颔联写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深情神往。颈联正面描写壶中九华形象,写山石层叠多姿,玲珑宛转有如窗棂。尾联倾吐欲买壶中九华之意。这首诗有高视人间、洒然超脱的气度,有虚无缥缈、优美神奇的意境,有玲珑宛转、层层显现的结构。
首联诗人从实际生活、从大处远处落墨。清清的溪流,斗折蛇行,迅转如电,舟行疾速,岸上入云的诸峰很快在眼中消失了。而诗人爱山之情,梦寐不忘,在梦中仍时时看见那苍翠横空的山色,为之惊叹。二句想象飞越,感情浓烈。苏轼此次南迁,自陈留以下沿汴河、泗水舟行,过扬州,越长江泊金陵,背离中原,远至南荒,“兄弟俱窜,家属流离”,其心情是凄苦的。诗中通过景物描写,透露了对中原山水的依恋之情。
颔联承接上文借山之意,一气旋转而下:“五岭莫愁千嶂外,丸华今在一壶中。”微露主旨,点醒题目。言“莫愁”,正见五岭千嶂之外之可愁;说“莫愁”,是由于“九华今在一壶中”,足以稍慰迁客寂寞之情。强作欢颜,聊以自慰,露中有含,透中有皱,最是抒情上乘。苏轼以六十高龄,万里投荒,其愁苦是深重的,但他没有把自己的痛苦直白地倾吐出来,他轻轻地提出“莫愁”二字,从反面着笔,而这小小拳石,竟成了诗人此际的唯一安慰,则其心中的空虚、孤苦,不言而喻。诗句表现出一个老年诗人面对着这小小盆景、一往情深的孤苦形象。“一壶中”的“壶”,不过是盛放山石的盆盂之类,但由于“壶中”二字在文学上的传统用法,却给人带来一种灵异之感。《神仙传》说:一个叫壶公的人,“常悬一壶空屋上”,每天“日入之后”,他就“跳入壶中,人莫能见”,只有一个叫费长房的有道术的人能看见他,“知其非凡人也”。赵次公注解说:“壶公之壶也,中别有天地山川,故云耳。”有此二字,便把现实山石仙境化了,并为下文“天池水”、“玉女窗”作好准备,把读者带入一个虚无飘渺的神仙世界。
颈联正面描写壶中九华形象。“层层见”言山石的层叠多姿,随着水落,一层层地显现出来。“处处通”,写山石“玲珑宛转若窗棂然”的特点。“天池”只是泛指天上之池,不必坐实去找它在什么地方,旧注拘泥于出处,或说在青城,或说在庐山,或说在皖山,这是不必要的。“玉女窗”是文学上常用的典故,李商隐诗中“玉女窗虚五夜风”是其例,用“天池水”、“玉女窗”构成一个优美的、惝恍迷离的仙境情调,诗人的想象力是十分活跃的。
尾联说的是诗人欲买之意。这个仇池石是苏轼心爱之物,他称之为“希代之宝”。为了它,曾和王晋卿一起写了好几首诗,讨论以石易画问题,传为艺林佳话。这里“太孤绝”三字,和前面第三句“千嶂外”一层映带生情,使全诗内在的抒情脉络贯串一气,萦拂有致,再一次抒写了诗人的孤愤之情。
此曲寄寓了作者因离人远去而产生的怅惘伤感之情。先实写送别时所见到的情景,以抒发自己因离别而产生的伤感之情;后转向虚写,从眼前联想到往后,表明思念绵长不绝。全曲采用了寓情于景的表现手法,将抽象的愁思寓于具体的景物之中,精心勾画了一幅冷落孤寂的图画,极力渲染凄凉孤独的气氛,充分体现了作者内心的愁情。
此曲开首两句,既是交待时间与事由,同时也暗含着送别时产生的伤感之情。秋气清疏,易生悲凉,偏偏赶上在这时候送行,行人和送行人的惆怅是可想而知的。宋代柳永有句道:“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雨霖铃·寒蝉凄切》)吴文英有句道:“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唐多令·何处合成愁》)都写到了秋令对离人的影响,何况这场分离来临得那么突然。一个“乍”字,给人留下了惊心的感觉。这两句为全曲定下了感伤的基调。
离人远去,送行人还留在江岸边不忍走开,凝视着前方出神。“顺长江”一句是景语,又是情语,意味深长。顺流东下的江水与行舟是同一方向,说明送行人一直在眺望那船影消失的远方;水流残月,一派凄清,那月亮也“残”而不能团圆,恰可作为这番别离的象征;江水不停东流,残月却驻留原处,这又衬示出去者远去、留者伫立的离情别意。更主要的是,水、月都曾是送别现场的见证,正是这长江水载走了行舟,而让残破的月影替代了它的位置。作者眼前只见残月,不见人影,离愁别恨便油然而生。
此时只剩下作者自己孤身一人,孑然独立江头,便增添了离情的凄凉与孤独。触景生情,作者眼前自然而然地浮现出当时“悠悠画船东去也”的一幕。将分手情形置于回想中补叙出现,是绝妙的构思,它再度回应了“人乍别”的不堪正视。点明“画船”,上船的当是名女子,按元曲的表现习惯,这场“乍别”发生于男女之间。而“悠悠”二字,又显示了相思的缠绵情味。
前面都是实写,通过所见到的情景来抒发自己因离别而产生的伤感之情,而最后一句,作者将笔锋一转,由实写转向虚写。“这思量起头儿一夜”,这离愁别恨,才只是刚开了个头,想到此,心中的怅惘感伤之情就愈觉不堪忍受。这里不具体描述此时思念的况味,只用“起头儿一夜”五字,既回应了“人乍别”“水流残月”,又包含着对往后日子的联想,以“第一夜”来推想和概括今后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离情别绪,刻骨相思的滋味,不言自明。这最后一句,既是对全曲的一笔总结,又把离愁别恨推向绵绵不绝的将来。故由此结束,简洁有力,意味无穷。元曲善以巧笔呈柔婉的思致,于此可见一斑。
这首词上片既描绘了春景宜人,又于结处点出“可怜人”无聊无绪的情态,春景与她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这就透露了“可怜人”的独自忧伤。下片前两句写闺房中的绮旎缠绵,很象艳词绮语的套话,但接着陡然一转,过去的这些都是为了让我咀嚼今天的孤眠滋味。这首词前景后情,转折生趣,层层入深,很有感发的魅力。
春水泛绿,满山花红,若应景而生,纳兰这首词当是作于初春时节的吧。春天踩着冬天的尾巴悄然而至,风里还裹着几丝料峭寒意。柳梢的绿意没来得及闯入人的视野里,那如丝如雾般的柳絮便肆无忌惮地飞舞起来,裹挟着从泥土里钻出来的春的湿润气息。春河开冻,百花盛开,正是外出踏青赏花的好时节,但她却偏偏掩起屏风,孤眠不起。
“孤枕”两字后面向来都是“难眠”,纵使困意再浓、春觉再暖,她也难以成眠。房前屋后已尽是一派春光,屋内却昏昏暗暗,恰如那女子失落的心情。将灯烛移近,墙上便映出自己的身影,可惜与自己成双成对的只能是这摸不到、触不到的虚影,叫她追忆起往日良宵共度的情景。
昔日甜蜜的话语仿佛还在耳畔,正待细细琢磨,一阵风从窗外吹进来,那甜蜜的回忆便陡然抽离,只留下闲愁与苦涩在空气里弥散开来。这番愁绪难以消遣,索性起身走到窗前,哪知归鸿丝毫不懂得避讳离人的相思,一只只啼叫着从窗外飞过,偏偏又排不成规规矩矩的“人”字,想必这一笔凌乱的书写会令她心中更加烦怨。
这首词从明媚的春光写到人物的烦扰,一派欢喜、浪漫的景象都成了闺中人满腹幽怨的背景色,就像在花团锦簇、百芳争艳的花园内,偏偏有一株枯萎凋零的植物;又像在人群喧闹处,几乎所有人都面带喜色、纵情狂欢,偏偏一人兀立中间,满脸怨恼、双眼噙泪。这首词里的女子就是这样,当所有人尽情享受着怡人的春色时,她却感受不到他们的快乐。
王安石之子王雾曾做过一首《倦寻芳慢》,其中有这样两句:“倦游燕,风光满目,好景良辰,谁共携手?”“谁共”二字反诘,意即无人与共。即便是“风光满目”的良辰好景,无人携手同游览,于游燕之事就意懒情倦了。纳兰笔下这名女子也是这样吧,等不到离去的良人,便索性沉睡好了,“可怜人”无聊无绪的情态跃然纸上。即使这女子走出绣楼,也只能在一群人的狂欢中品尝一个人的孤单而已。
“归去后,忆前欢。”世人大抵如此,相伴之时往往只沉浸于甜蜜喜乐之中,竟不知再大的欢喜也有尽头。斯人若去,无论是闺中思妇还是独活的檀郎,剩下的唯有空忆而已。昔日“密语”只是前欢的象征,如今只剩了“孤眠”的滋味。最易逝去是韶华,人间的春色之美好正如青春,不论是在大自然中最美好的时节,还是在一个女人最璀璨的年华,不能与爱人长相厮守便都是莫大的遗憾。最可怕的未必是衰老本身,而是不能与相爱之人从年少轻狂携手到鬓染霜花的空恨。
在纳兰的诗词中,就有这样一群惆怅伤怀的女子,她们或者独立樱桃树下,或者站在清冷的荷塘月色中,或者倚靠在窗台前,追忆温存的往事,怀念逝去的时光,那些离去的爱人、不归的浪子,在如柳絮般郁郁的思念中渐行渐远,唯有一斛清冷的月光,将她们的思念拉扯得那么漫长,长到像岁月一样悠远。
祭文起笔,展现的是一个凄清的虚境:深秋的夜晚,萧瑟的寒风刮得正紧;草木相约着一起枯黄萎去;夜色里还传来几声鸿雁南飞的哀唳。诗人终于感觉到生命的大限已到,该是辞别人世、永归“本宅”的时候了。恍惚间“嘉蔬”、“清酌”已供满祭案,“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挽歌辞》)的景象,依稀都飘浮眼前。诗人却将停卧棺中,再听不到那幽幽悲泣之音,看不见那吊衣如雪之景。这是一种心酸的情境:秋气的萧瑟与将死的哀情相融相映。一句“呜呼哀哉”之叹,更使开篇蒙上了苍凉气息。
在辞世的弥留之间,追索飘逝而去的一生,当诗人抚视那“逢运之贫”的清素出身,“箪瓢屡罄,絺绤冬陈”的窘困生涯时,也曾为之黯然,不过令诗人宽慰的是,清素养育了他的淳真之心,窘困也未移易他对人生的热爱。虽然不免要宵晨“谷汲”,荷锄“负薪”,朝夕出入的也只是“翳翳柴门”。然而他有欢乐,有歌声,有“载耘载耔”的怡然和“欣以素牍,和以七弦”的自得。文中所展示的诗人的平生,很琐碎,很平淡,没有官场中人车骑雍容的气象、笙歌院落的富丽。但这恰恰是诗人引为自豪的人生。从“含欢”、“行歌”的轻笔点染中描写了一位遗世独立、超逸不群的高蹈之士的身影。他“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在“冬曝其日,夏濯其泉”的简朴生活中,在“乐天委分”的淡然一笑中,领略到了“我心常闲”的劳作之乐趣,体会到了自由不羁的人生之价值。这样度过的一生看似平淡,但较之于巧取豪夺,较之于“为五斗米折腰”而丧失独立之人格,更充实、更富足。这一节的行文,正如诗人平日的田园诗,疏淡、平远,字里行间淌满了深情。浓浓的人生意趣,融入悠悠的哲理思索,久久回味而不尽。
“嗟我独迈,曾是异兹”一节,表明了诗人回顾平生后无悔无怨的态度:营营惜生、追名逐利的生涯毫不可慕;在那污浊的世界里,适足以秽污了人的美好本性而已。诗人洁身自好,不以尊宠为荣,肮脏的东西又岂能沾染诗人的身心。置身于陇亩之中,独立于天地之间,“捽兀穷庐,酣饮赋诗”,才是值得追求的傲岸率真之人生。诗人正是这样做了,这一生已无所遗恨。所以对于即将到来的死生之变,诗人显得格外平静。诗人知道帝乡之“不可期”,他知道死去之“何所道”,自己既然已“寿涉百龄”,“从老得终”,那就任它“托体同山阿”好了,又有什么可眷恋的。在“外姻晨来,良友宵奔”的凄清氛围中,就要离去——他似乎不喜不惧,显得异样地安详。
然而,诗人对自己的一生,也并非真的一无憾意。在诗人的内心深处,仍蕴蓄着几分悲怆和苦涩。此文写到结尾,诗人的辞世之梦也已编织到了最幽暗的一幕:当诗人看见自己在昏昧中告别“逆旅之馆”、踽踽飘临“萧萧墓门”之际,虽然表现了“不封不树,日月遂过”的淡泊,“匪贵前誉,孰重后歌”的超旷,但还是发出了“廓兮已灭,慨焉已遐”的苍凉慨叹。此刻,诗人似乎对过去的一生,又投去了最后的一瞥,诗人忽然见到了另一个自己:从“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少年意气,到“大济于苍生”(《感士不遇赋》)壮年怀抱,从对“荆轲”抗暴精神的讴歌,到对“桃花源”无压迫社会的向往。在诗人的一生中,除了“性本爱丘山”的率真外,原也有造福世界的雄怀。然而,诗人所置身的时代,却是一个“网密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的专制时代。理想被幻灭,壮志被摧折,诗人纵然“怀琼握兰”,又能有何作为,最终只能如一只铩羽之鸟、一朵离岫之云,在归隐林下的孤寂中了其一生。这深藏在内心的悲怆,在诗人离世的最后一瞥中,终于如潮而涌,化作了结语的嗟叹:“人生实难,死如之何?”
这嗟叹之音,震散了诗人的自悼之梦,也使貌似平静的祭文霎时改观。南宋真德秀在《跋黄瀛拟陶诗》中论及陶渊明时说:“虽其遗荣辱、一得丧,真有旷达之风,细玩其词,时亦悲凉感慨,非无意世事者。”《自祭文》亦正如此:在它那“身慕肥遁”、自甘淡泊的回顾中,虽然有“我心常闲”的安舒,但也有“嗟我独迈”的咨叹;那“翳翳柴门”,固然掩映着他“捽兀穷庐”的旷傲,但也不免有“闲居寡欢”的落寞(《饮酒》);“识运知命,乐天委分”是通达的,但又何尝不含有“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的辛酸和无奈,诗人也平静,但那是饱经风霜后苦衷难言的平静;诗人也“含欢”,但那也大抵是暂时忘却苦恼的欢欣。旷达中含几多悲凉,飘逸中带几多沉重,这就是诗人陶渊明辞世前夕,所编织的最后梦境的真实色彩。
这是一首歌颂周太王古公亶父开创岐山基业以及周文王业绩的短乐章。“天作高山”,强调上天赐予岐山这块圣地。周人重视天赐,视为吉祥,连婚娶亦是如此:“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大雅·大明》)天赐岐山之后,在这根据地上积蓄力量尚须人为,诗中便主要写这一过程。之所以仅取大王、文王二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确实是岐山九世周主最杰出的代表。灭商虽然完成于周武王,但周文王之时已显示出周将代商的必然趋势,商纣王囚周文王于羑里,只能延缓而无法阻遏这一历史发展。岐山圣地经营到周文王之世,已为周武王积蓄了足以灭商的雄厚实力,包括姜尚这样足以辅成伟业的贤臣。“有夷之行”,分明是先王开创的一条通向胜利之路。
这首短诗,多人对其中个别字眼有不同的解读。如“彼作矣”的“彼”,有人解为百姓,那么“彼作矣”就是百姓们造起房屋;有人解为先祖大王,“彼作矣”就是先祖大王开创伟业。如“康”,一解为安定,安康;一解为赓,继承,继往开来之意。此所谓诗无达诂,见仁见智也。
《周颂·天作》一诗将对圣地、圣人的歌颂融为一体,着力描写积蓄力量的进程,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文笔犹如大河滔滔,飞流直泻,既显庄严,又富气势。短短七句,有如此艺术效果,可见诗歌作者的大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