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太宗十一年(1239),元好问回到阔别二十余年的故乡秀容(今山西沂县)。其时金朝已亡,生母张氏已久故,“外家”人物零落殆尽。《人月圆》小令即作于此时。
同题的第一首:“重冈已隔红尘断,村落更年丰。移居要就,窗中远岫,舍后长松。十年种木,一年种谷,都付儿童。老夫惟有,醒来明月,醉后清风。”表达了“卜居”东园后屏隔红尘、醉度余生的感受。诗人显然还有许许多多的话要说,又像是什么都说不出来。于是一连串寓意深沉的典故,便替代了作者的自白,成为这第二首曲子的特殊的景观。
先看一、二句。“玄都观里桃千树”,注释中已说过,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成句。刘禹锡于元和十年(815)春,由朗州贬所召回京城,见京城人争相去玄都观赏花,所谓“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于是写了《戏赠看花诸君子》诗。“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正是他离京十年、旧地重回的感受。十四年后刘禹锡再度回到京城重游玄都观,此时已是“百亩中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再游玄都观》)了。元好问将自己二十余年才得重返的家乡秀容,比作刘禹锡所契阔的玄都观,借用的虽是刘诗的原句,“花落水空流”的景象却是惨痛百倍了。
“清泾浊渭,去马来牛”用杜诗,杜诗原意是写大雨滂沱中河水的印象,“去马来牛”化用《庄子·秋水》“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之意。作者将其从杜诗中游离出来,便与原解无关,而纯粹带上了世事纷纭、是非扰杂的象征意义。江山易主,故里非昔,对于“红尘”中的时世,“莫问”二字含有多少隐痛啊!
六、七二句的“谢公”、“羊昙”,是联为一义的典故。史载谢安晚年受到司马道子的排挤,离开京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出镇广陵。太元十年(385),谢安扶病还京,经过西州门,对左右说:“吾病殆不起乎!”不久果然病逝。他的外甥羊昙素受谢安恩重,从此悲戚辍乐,不忍心再行经西州门。后来因为喝醉了酒,误入这一禁区,发现时已经过晚。他日诵曹植《箜篌引》的诗句,恸哭而去。元好问既以谢安的“扶病”借喻自己重回故园的衰残,又以羊昙的“挥涕”来代表自己对外家人物殁亡的哀悼,所谓“一醉都休”,不过是强行自我麻醉而已。
至于末二句的“生存华屋,零落山丘”,则正是羊昙所诵曹植诗句的内容。这是对“一醉都休”的事实上的否定。“生存”与“卜居”又建立了想象间的联系,也就是所谓“扣题”。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见到这首不长的小令,全篇蕴涵着作者极为丰富的述意:刘郎去后重来,犹见“玄都观里桃千树”,而如今连片花也没有,说明诗人所重见的故乡,面目全非;“清泾浊渭,去马来牛”,非不可辨,作者却“凭君莫问”,不愿意再细详世事,显示了国变之后的万念俱灰;羊昙恸哭谢安的存殁深情,作者宁可付之醉忘,反映了“旧家人物今谁在”(作者《东园晚眺》句)的严酷事实;而“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引曹植诗句,作为古今至理,则是对人生有限、世事无常的深沉慨叹。全曲通过一系列典故和前人成句的化用,表现了国破家亡的沧桑巨痛,及“卜居外家东园”而苟延残生的沉重心情。
这首小令典重蕴深,带有较重的词味。这一来是因为“人月圆”本属词牌,后因合于北曲宫调的缘故才转为小曲;二来是由于散曲初创时期,词、曲界限并无明显分野。日后的散曲也用典故或引前人诗句,但援例和用意都要显豁得多。
戴名世是位史学家,他很得了司马迁《史记》笔法中那种神气逸韵的影响,他的文章结构既严谨,而行文又富于变化,莫窥行止,意蕴深远,即使在书信中也一样。
这篇散文开篇先交代作书目的,是要余生约僧人犁支来核实桂王政权的一些史料,却以自己无缘相见说起。犁支原是永历帝时的宦官,曾与人言及在桂王身边时的一些见闻,作者立即载笔以往,却未得见面,只好请余生记录下这些回忆并寄给自己,以之与多方访求才购得的《滇黔纪闻》一书对照比较,发现有不少出入,于是才写了这封信。文字虽不多,却将有关过程写得层次迭转而又清晰如画。
文章的第二段,阐叙编写南明史的意义。戴名世所处的年代,是清王朝已经大致稳固了它的统治,而同时又依旧严酷镇压汉族人民反清活动的时期,是否承认南明历史,实质上是否承认清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问题。作者认为南明政权的历史意义并不低于蜀汉和崖州的南宋政权。但由于严酷的文字禁锢,除山野遗民中可能会留下一些极简略的记载外,载于文字的史料实在太少,且又散于遗民隐士中极难寻得,何况这有限的载记还未能刊刻成书,乏于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随着坚持抗清的遗民旧臣相继而亡,南明政权的史实也必将很快湮没无闻,“岂不可叹也哉!”
文章第三段接上写搜集南明史料的种种艰难及自己的抱负。他公然称明祚为三百年,感叹“终明之末三百年无史”,已有的一些记载明史的书又“缺略不详,毁誉失实”。有感于世无司马迁、班固那样的史学家,于是慨然以修明史为己任。但自己一生又穷困潦倒,根本无力来搜集史料。再者,明亡之前的史书都未修成,就更不用说记载南明历史的史书了。翰林院虽曾广购旧书,但虑及自身安危,不但地方长官汰去涉及明清之际史实的著作,老百姓也不敢交出。这种情况下,要修一部完整的明史,实在是难乎其难了。文章至此,自然地便折回到作书的主旨上来,所以第四部分重申自己志愿与决心,强调自己游历少、闻见寡、交游不广,于修史极为不利,因而希望余生能召犁支来“面议其事”,情辞恳切,委婉动人。又回护照应了前文,包裹得十分严密。
文章层层推进,环环相扣,愈入愈深。而又首尾圆合,显得极有法度。这些特点也影响及于语言表达,如第一段叙两份史料的异同,笫二段叙修明史的意义,第三段叙面临的种种困难,都层次迭转、条理清晰又简洁明了、气韵生动,极富节奏感。更加善用曲笔,如“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如“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等等,都用貌似乎和之语,极深刻地揭露了清王朝文字狱的酷烈。
柳子厚与刘梦得在公元793年(贞元九年)同为赐进士及第,踏上仕途,二十多年来,肝胆相照,取长补短,是中唐文坛上的“双星”。孙昌武先生在《柳宗元评传》中 写道:“刘禹锡是柳宗元一生中最为亲密的友人,是一代差可与柳宗元比肩的卓越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二人交谊终身不渝,在政治斗争中同进退,相支持,在思想理论上互有影响,在文学上也共同切磋,相互学习。”从步入仕途到“永贞革新”,从革新失败到被贬谪,从奉旨返京到再度远谪,他们始终患难与共。永州十年,二人交谊最密切,通讯最频繁。公元815年(元和十年)旧历二月,二人作为“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柳宗元《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上亭》)分别从永州、朗州回到长安,满以为劫难已过,对前途充满希望和幻想,谁知不到一个月,却被外放至更为荒僻的远州任职。是年三月,二人打点行装,携家带口,又一次踏上南下之路。就心态而言,彼此都凄然伤感,二人都幻想着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造福桑梓;但朝廷一再疏远,新贵们造谣中伤,其理想已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纵有雄才大略仍无用武之地,因而更加愤懑。柳宗元便有“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重别梦得》)的打算,刘禹锡则更低调:“耦耕若便遗身 世,黄发相看万事休”(《答重别》),他们已把功名看淡,悟出东山再起遥不可及的道理。到衡阳后,一人往西南去了柳州,一人向南直奔连州,歧路分手,万语千言,甚为感人。刘梦得形容惜别时的情景为“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分手之后,相互写诗酬答,共六首,其中七律二首,七绝二首,五绝二首,均字字含情,句句有泪,深沉而郁抑,哀伤而悲凄。《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为第一首。
首联两句,有回顾,有直面,起伏跌宕,贮泪其中。始“伏”而“起”,旋“起”而又“伏”,短短十四个字,把两位诗人十几年来的坎坷命运集中凝炼地表现了出来,引发读者无穷的联想和遐思:“永贞革新”失败后,“二王八司马”们死的死,病的病。两位诗人总算万幸,只是外放而已。但十年时间过的是囚徒般的生活,身心均受伤害。为官乃徒有虚名,治民又力不从心,持家实艰难异常。作者到永州后,老母爱女相继弃世,自己因水土不服而染病在身,所居处所凡四遭火,差点被烧死。名为六品官员,实则“弼马温”而已。故“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不足为怪。好不容易等到皇恩浩荡,大赦天下,终于得以与友人在长安相见。“到秦京”为一“起”,心境也稍微好一点。谁知好景不长,到长安不到一个月,圣旨下,又把他们明升暗降地外放至更为荒僻的州郡做刺史,“谁料翻为岭外行”乃再一“伏”。此刻,一切希望都化为泡影,海市蜃楼般顷刻之间无影无踪,本是“憔悴”的面容又蒙上厚厚风尘,更显其“憔悴”。这一年柳宗元44岁,刘禹锡45岁,正是为国效力的大好年华,奈何贬谪远州,英雄失路,宁不哀哉。
颔联以伏波将军马援的故事暗点“古道西风瘦马”之意,令人瞻望前途,不寒而栗。作者说:想当年,伏波将军马援率领大军南征到此,叱咤风云,威风八面,战旗猎猎,金鼓声声,似在目入耳,可睹可闻;后人将其铸成石像,立于湘水西岸将军庙前,如巨人翁岭铜像立于咸阳宫门外一般,供人瞻仰,何其光灿。而今他等踏上这条古道,只见将军庙前荒草遍地,断壁残垣,不觉怆然泪下,虽是季春,却有《黍离》之悲。物已如此,人何以堪。想想自己的境遇,看看唐王朝的倾颓,则又平添了几分愁思,多加了一层愤懑。这一联妙在借古讽今,即景抒情。写伏波风采,叹自己身世;描故道荒凉,讽当朝衰微,从而再表“憔悴”之意,可谓一石双鸟,言在此而意在彼也。此联失粘,仓促成章之未暇订正,或竟不以律害辞,不以辞害意。亦见唐人知律而不为律所缚也。
李白诗云:“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对于柳、刘二人来说,头顶上就不只是一片浮云,而简直是满天乌云了,“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事如幽灵般伴其左右。据传刘梦得“十年憔悴到秦京”以后曾写诗两首嘲讽新贵,其中“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两句讽喻十年以来由于投机取巧而在政治上愈来愈得意的新贵们不过是他被排挤出长安后才被提拔起来的罢了,而“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再游玄都观》)二句则暗刺朝廷政治危机,旧宠新贵们一“花”不如一“花”的现实情况。由于两诗“语涉讥刺,执政不悦”,新贵们于是大进谗言,一时间风云突变,厄运又至,两位诗人再度遭贬。作者说:老朋友,我们似失之慵疏呀。“慵疏”者,非懒散粗疏也,意谓迂直,坚持操守,固其本性也,无怪乎新贵与你我冰炭不相容。颈联“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妙在正话反说,寓庄于谐,似调侃,类解嘲。言下之意是:倘若我们能违心地歌功颂德,趋炎附势,少写几句讥讽的诗文,也不至于再度遭贬南荒吧。
尾联两句,表友情之深厚,叹身世之悲凄,将全诗的感情推向高潮。诗人说:你我即将分路,天各一方,想当年,苏武去国离乡,李陵赠别诗有“临河濯长缨,念别怅悠悠” 两句,我们分路,“怅悠悠”则同,但用不着“临河”取水,这流不尽的泪水便足以濯缨洗冠了——“垂泪千行”,看似乖谬,实则在理。这艺术上的夸张同样给读者以丰富的想象和深沉的思考。彼时彼地的两位诗人,命运坎坷,前途渺茫,可垂泪;生离死别,无缘再见,可垂泪;英雄失路,报国无门,可垂泪;新贵弄权,国之日衰,亦可垂泪。即使“垂泪千行”,也不足以表达我们的悲痛、愤懑、伤感、失落、依恋、忧郁互为交织的复杂感情啊!王勃云“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劝慰之中,尚有勉励,读之令人胸襟开阔,格调颇高,堪为千古名句;而此诗结句从苏李赠别诗中翻出无穷之意。尾联乃表两个断肠人相别,将国事家事融为一体,可忧可叹,形象地表达了诗人的真情实感,同样脍炙人口,且有令人潸然泪下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