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这是诗人思念妻室之作。
“北雁来时岁欲昏”,是写季候、时节,也是暗点思归之情。“北雁”南来,是写眼前景,但古有鸿雁传书之说,所以下句接以“私书”,表示接到了妻子的信,一语双关。“岁欲昏”即岁月将暮之意。“岁暮”正是在外之人盼与家人团圆的时节,而诗人不但不能与家人团圆欢聚,反而要远行异地,这引起了他的悠悠愁绪。
“私书归梦杳难分”是对思归之情的具体刻画。欧阳修与妻子伉俪情深,他的《踏莎行》,就是写他们夫妻相别情景:“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夫妻难舍难分,离别之后,“私书”不断,梦寐以思。正所谓心有所思,夜有所梦,是真是幻,连诗人都分不清了。“杳难分”三字,逼真地显示了诗人梦归后将醒未醒时的情态和心理。
李商隐《夜雨寄北》诗云:“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西窗”二字即暗用李商隐诗中的情事。言外之意是:何日方能归家,与妻室共剪西窗之烛,共话今日云梦馆夜雨之情?
这首诗,虽然运用了李商隐的诗意,但能运用入妙,不着痕迹,既亲切自然,又增益了诗的内涵。
这首诗的前两句勾勒了一幅阴暗凄惨的画面:白下刮出的恶风卷来泼墨乌云,盖没了所有的生机勃勃的树林,惨淡愁雾遮天蔽日,各种花草尽被摧残。这里通过具体形象,艺术地概括了旧中国山河破碎、民生悲惨、文坛凄凉,革命者被害的社会面貌。诗句写出了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风生白下”,即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一、二句正是对国民政府推行反共政策,实行镇压革命、扼杀文学运动的抨击。鲁迅用“白下”一词寓意深刻,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既指明了地点,又暗示了国民政府政权的统治;同时由于它名字的古老和地理位置的特点,又影射了“风”的阴森和肃杀。
后两句峰回意转,热情地希望和请求画师匠心独运,用新颖的构思、鲜艳的色采去描绘生机勃勃的春天山林。诗句强调“只研朱墨”一种颜料来绘画,就是要求画家画出一片红的“春山”。诗中“愿乞”两字,更突出体现了诗人要求表现共产党根据地的迫切心情;诗中强调描绘根据地要有“新意匠”,又表现了诗人对革命根据地的景仰和热情歌颂。
全诗紧扣一个”画”字,以强烈的对比手法,描绘出黑暗现实与革命理想的两幅画面。从而,表达了作者对黑暗现实的愤懑感情与革命理想的坚定信念。一、二两句,内容上是并列关系,句式上是对偶句。作者以黑暗的“千林”与凋残的“百卉”,逼真地描绘出旧中国的黑暗面。一个“生”字,点风的来源,一个“塞”字,状雾的广布,一个“暗”字,一个“殚”字,状写了阴森恐怖的程度。三、四两句,内容上是起承关系,句式上是非对偶的散句。作者在上两句现实描写的基础上,将笔锋陡转,别开生面,以“新意”引出“春山”,形象地展现出革命理想的崭新画面。一个“新”字,寓意深刻,感情诚挚,一个“只”字,十分肯定,力重千钧。这里,体现了作者“乞”的虔诚,“新”的瞻望,“只”的肯定,“作”的热情。
此诗炼字、炼句卓有功力,首二句“千林暗”、“百卉殚”,画面鲜明,“风”与“雾”,比喻形象; “生”与“塞”,抓住关键,深中肯綮。后二句“愿乞”与“只研”,虽为规谏之语,纡徐婉转,但表现了作者热切的心情与诚挚的愿望。
蓟中指蓟城,在今北京市大兴县西南。高适于公元752年(天宝十一年)春南返封丘,写下了这首诗。
诗一开篇,就以“沙漠”、“塞垣”这样特有的塞外景物,勾勒出一幅浩瀚伟岸的典型图画。接着以“策马”、“长驱”和“登”这三个动作,勾画出一个挥鞭驰骋、飞越大漠、慷慨激昂、勇赴国难的英雄形象。
三、四句,则写诗人登上塞垣的所见:映入眼帘的,是衰草遍地、寒风呼啸的“萧条”荒凉景象;纵目远眺,只见“白日”昏暗,寒云苍茫,天地玄黄。开始四句叙事写景,以白描之法大笔勾勒,境界阔大,人物虽尚未出场,但通过“策马”“长驱”的壮烈之举,落日黄云的苍茫之色,特别是“落日何萧条”句中的“何”字,突出了主人公的感慨之深,忧愁之重。
“一到征战处,每愁胡虏翻”,这两句既是由前面的叙事写景到下文议论抒情的转折,又是具体揭示前文“边城何萧条”的原因:征战不息,原来是“胡虏”的反叛造成的,同时也暗示对安禄山以“边功市宠”,引起战端。据《通鉴·玄宗天宝四载》记载:安禄山欲以边功市宠,数侵掠奚、契丹,逼得“奚契丹各杀公主以叛。”可见天宝时期东北边境的“边患”,主要是安禄山进行不义战争造成的。尽管当时安禄山手握三镇雄兵,是被唐玄宗封为东平郡王的显赫人物,而高适“栖迟一尉”,人微言轻,对此倒行逆施却已难捺愤怒,因此感情的激流勇掀波澜,以一强烈的反诘:“岂无安边书?”对统治者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同时也表现出自己安边定远的高度自信心。
史言高适“喜言王霸大略”,“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旧唐书·高适传》)对给国家、人民带来苦难的不义战争,高适坚决反对。但现实却是贤者沉沦,奸邪得志。“诸将已承恩”一句回答,包含着诗人多少深沉的愤慨!这一起一伏之中,诗人的感情又由激越转向沉痛。这样自然引出末尾两句,“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这两句各用一典,孙、吴指战国时著名的军事家孙膑和吴起,“闭门”指东汉末年大名士陈寔有感于世道黑暗,拒绝入仕,故“闭门悬车,栖迟养老”(见《后汉书·陈寔传》)。此二句含蕴的情感十分深厚强烈,有言少意多之妙。不过,第二句的“闭门”之说,是对现实极为不满的反语,其实高适对现实是十分关注的,对政治是极为热衷的。正如钟惺所评:“ 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见,归咎于君;‘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成恩’,归咎于臣。”“‘已承恩’三字偷惰欺蔽二意俱在其中,可为边事之戒。”(《唐诗归》卷十二)。
艺术上叙事写景,形象逼真,衬托出壮烈的情怀。议论抒情,出言深睿精警,意绪起伏捭阖,透射出诗人强烈的愤懑和不愿同流合污的凛凛风仪。全诗语言看似平淡质朴,但由于“感赏之情,殆出常表”(徐献忠《唐诗品》)同样具有摄人心魄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