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诗首句是说一只漂亮的画船系在岸边的柳树上，表现的是一个“等”字。“亭亭”多用来形容姑娘之苗条、靓丽，作者却用来描写船，可见作者的构思不同一般。“系”的后面省略了宾语，与刘禹锡的“只有垂杨绾别离”手法相同，且暗切题意，手法不同凡响。“春潭”化用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用笔老道，布局精巧。该句中没有正面写柳，但“系”字和诗题相照应，已暗示了所系之处。古代有折柳赠别的风俗，因为“柳”谐“留”音，寓有惜别之意，因此，首联所展示的系舟杨柳岸的画面，恰是一幅春江送别图。
“直到行人酒半酣”以“直待”接续，回答了等的对象：行人，也就是将要离开家乡的人。在船将发未发之际，送行者和行人依依话别，做最后一刻的流连。珍重彼此的友谊，珍重这别离的时刻，送行的人殷勤劝酒，“直到行人酒半酣”，这里含有“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意思。同时也表明，行人所以喝得半醉，一来是朋友情重，二来是为了排遣离忧。作者在上一句“亭亭画舸”停在水中这一特写背景下，创立了似乎是游春的场面，而下句转入离别，出现心理的反差，离别的黯然销魂的意况隐现在句中。这两句语言很含蓄，意思却很明白。这里不说人有情而怨别，却怪画船无情，无理而妙。
三四句作者直写离别。第三句在首句“点染的画船上做文章，说不管烟波浩渺，不管风风雨雨，行人终将离去，画船带走的只是离愁别恨。包含了送行者相留不住的怨情，也表现了行人欲留不能，不得不走的无奈，像是友人对行者的埋怨，又像是行者的自怨自艾，写得情意盎然。
最后一句“载将离恨过江南”将抽象的离恨，化为有形体、有重量的东西，使人分外感到离恨的深刻沉重，意象非常新奇。作者不写船带走行人，也不写行人的离恨，而是说船带走的是离恨，多了一层转折，加深了意境。同时把离愁悲恨这一抽象的情态想象成实在的物质，可以放在船上运走，就更为奇妙。此诗在新巧上做文章。作者把离愁别恨变成有分量的东西，可用船来载，在“愁”的分量上做文章，更加深切地表现了心中的凄苦，为人所称道。这一手法为后代诗人借鉴。好的比喻，好的意境，是不怕重复的。
《柳枝词》这一题目是后人加的。古代有折柳赠别的风俗，所以写柳也多与叙别相联系。诗第一句中的“系”字，就包涵着杨柳。其实此诗中心不在咏柳，而在咏别。
如何把无形的别情直观可感地写出来，这首诗的构思有三点值得称道的地方：
一是第四句中的“载”字，把抽象的别情化为有形的，可以被运载的东西，同时也显示出别情的沉重。
二是移情于物。清人吴乔说此诗，“人自离别，却怨画舸”，似乎是这无情的画舸，在经过一段沉默难耐的等待之后，只等行人上了船，便毫不迟疑地把人载向江南。人情无奈，迁怨于物，如此言情，深婉蕴藉。
三是“此诗首句一顿，下三句连作一气说，体格独别”。七绝诗通常分为两节，前两句与后两句间有一个转折，而此诗一气而下，使我们直觉得相别之干脆、舟行之飞速，不容人有丝毫的缠绵悱恻，有力地烘托出浓重的怨别之意。
宋朝程颢曾把《论语》的文章比做玉，《孟子》的文章比做水晶，认为前者温润，而后者明锐。一般说来，李白的诗偏于明锐而有锋芒的一路，但这首诗却气息温润，节奏和缓，真正做到了“大雅”的风度。
开首二句“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是全诗的纲领，第一句统摄“王风委蔓草”到“绮丽不足珍”，第二句统摄“圣代复元古”到最后“绝笔于获麟”。这样开门见山，分写两扇，完全是堂堂正正的笔仗。这两句虽则只有十个字，可是感慨无穷。这里的“大雅”并不是指诗经中的《大雅》，而是泛指雅正之声。雅声久矣不起，这是正面的意思，是一层。然则谁能兴起呢？“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落出“吾”字，表出诗人的抱负，这是第二层。可是诗人这时候，已非少壮，而是如孔子自叹一样“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即使能施展抱负，也已来日无多了，这是第三层。何况茫茫天壤，知我者谁？这一腔抱负，究竟向谁展示、呈献呢？这是第四层。这四层转折，一层深一层，一唱三叹，感慨苍凉，而语气却又浑然闲雅，不露郁勃牢骚，确是五言古诗的正统风度。
首两句点明正意以后，第三句起，就抒写“大雅久不作”了。春秋而后，以关雎麟趾王者之风为代表的诗三百篇已委弃于草莽之中，到了战国，蔓草更发展为遍地荆棘。三家分晋，七雄争强，虎斗龙争直到狂秦。四句一路顺叙下来，托出首句的“久”字，但如再顺叙下去，文气就未免平衍了，所以“正声何微茫”一句，用顿宕的问叹，转一口气。“正声”即是“大雅”，“何微茫”即是“久不作”，一面回应上文，一面反跌下句的”哀怨起骚人”。《诗经》本有“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说法，这里把屈原宋玉，归之于哀怨，言外之意，还是留正声于微茫一脉之中。屈宋都是七雄中楚国的诗人，论时代在秦以前，这里逆插一句，作为补叙，文势不平。于是再用顺叙谈到汉朝，“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说明扬雄、司马相如，继楚辞之后，在文风颓靡之中，激起中流，可是流弊所及，正如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所说：“竞为侈靡闳衍之辞，没其风喻之义”，和梁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所说“扬马沿波而得奇”一样，荡而不返，开出无边的末流。诗人写到这里，不能象帐册一般一笔一笔开列下去了。于是概括性地总束一下，“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说明以后的变化虽多，但文章法度，总已沦丧。尤其“自从建安来”，三曹七子之后，更是“绮丽不足珍”，这与《文心雕龙·明诗篇》所说：“晋世群才，稍入轻绮”，“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大意相近。诗人反对绮丽侈靡，崇尚清真自然的文艺主张是显而易见的。诗写到这里，自从春秋战国直到陈隋，去古不可谓不远，写足了“大雅久不作”句中的“久”字，于是掉转笔来，发挥“吾衰竟谁陈”了。
“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这六句铺叙唐代的文运，诗人故弄狡狯，其实半是假话。唐代是近体律绝诗新兴的时代，未尝有所谓“复元古”。唐太宗以马上得天下，高宗、中、睿之间，历经武后、韦后之变，也不尝有所谓垂衣裳无为而治天下。王、杨、卢、骆、沈、宋的诗，虽各有胜处，但用“清真”两字，也只是李白个人的说法，而不足以代表初盛唐的风格。文才处休明之世，乘时运而飞跃，有如鲤鱼踊跃于龙门，繁星罗布于秋天。这里写唐代的进士科，比较真实，但唐代主要以诗赋取士，文胜于质，也未尝有所谓“文质相炳焕”。这些还是枝节的问题，如果唐朝统治者真能如李白这六句诗所写的那样，李白应该早就复兴“大雅”，重振“正声”，也不至于“吾衰竟谁陈”了。这六句与“吾衰竟谁陈”之间的矛盾，说明了诗人这六句是故布疑局，故意地正反相形的。所以下文从“众星”中跃出“吾”来，用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话，申说自己已无创作之意，只有把“废兴万变”之中的那些作品，像孔子删诗一般，把它整理一下，去芜存菁罢了，这样庶几还可以“垂辉映千春”。可是孔子毕竟不是仅仅删述而已，赞周易、删诗书、定礼乐之外，最后还是作了流传千载的《春秋》，直到哀公十四年猎获麒麟时才绝笔。诗人的抱负，亦正是如此。最后两句，从“吾衰竟谁陈”，“我志在删述”的较消沉的想法，又一跃而起，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的斩截之辞，来反振全诗，表示愿意尽有生之年，努力在文学上有所建树。诗人以开创一代诗风为己任，自比孔子，正说明他对自己期许很高。这一“立”字又遥遥与起句的“作”字呼应，气足神完，于是乎“大雅”又“作”了。
由于这首诗的主意在复振大雅之声，所以诗人在写作时，其胸襟风度，也一味的大雅君子之风，不能骏发飘逸，也不能郁勃牢骚，完全用中锋正笔。因此，即使在“吾衰竟谁陈”的慨叹之中，对当代有所不满，而只能以“圣代复元古”等六句正面颂扬之辞，来微露矛盾之意，这并非诗人故作违心之论，而是写这首诗的立场使然。千古以来，对此诗都是顺口随便读过，未尝抉出其矛盾之处的用心所在，未免辜负了诗人当时以此诗冠全集卷首的苦心了。
全诗一韵到底，音节安雅中和。最后两句，由于立意的坚决，音调也不自觉地紧急起来，“立”、“绝”、“笔”三个入声字，凑巧排列在一起，无意中声意相配，构成了斩钉截铁的压轴。
这是一首七言古诗，共八句。前六句专写金陵妓。开头两句，诗用行人“窃听琴声”发端，琴声自“碧窗里”传出，表明弹琴的人是女子，琴声能引来行人窃听，可见琴声悠扬优美，弹琴的人技艺娴熟。这两句描写金陵城东的歌妓善弹古琴。“落花一片天上来，随人直度西江水。”以一片落花喻指金陵子，形容她好像仙女，气韵不凡，自天而降落人间，随人们一起渡过西江水，来到金陵。“楚歌吴语”二句，描写金陵子富有情致：金陵子能唱楚歌，她操一口吴侬软语，娇滴滴未成腔调先有情。李白《出妓金陵子呈卢六四首》：“小妓金陵歌楚声。”李白对这位才艺、容貌双全的歌妓曾倾心过。他写的诗句“我亦为君饮清酒，君心不肯向人倾”（《出妓金陵子呈卢六四首》其四），透露过这个消息。
最后两句，诗人以摅写自己的心迹结束全篇。他借用晋朝谢安的典故，喻写自己的意愿。谢安旧时隐居于会稽东山，后来居住金陵，他便筑土山以比拟东山，常携妓纵情游赏。李白的《东山吟》也写过这则典故，他在题下自注：“去江宁城三十五里，晋谢安携妓之所。”诗云：“携妓东土山，怅然悲谢安。”这首《金陵子》结句与《东山吟》意义类似。“谢公正要东山妓，携手林泉处处行”，诗人正邀约金陵子，携手在林泉佳处游赏。谢安志在东山，李白志在林泉，诗意故作放旷，而不满现实、退隐青山之志，隐然可见。魏颢《李翰林集序》记载李白的事迹：云：“ （太白）间携昭阳、金陵之妓，迹类谢康乐（按，谢灵运封康乐公，魏氏误以谢灵运为谢安），故世号李东山。”
摹写歌妓，如果着意于容貌、服饰和纤秾艳丽的色彩，必流于平庸。李白却用宕逸轻灵之笔，清新洒脱的语言，形容金陵子的才艺、气韵、情致，不落俗套，情意缠绵。结句切金陵城，借用谢安典故，比喻自身意绪，就地起兴，喻意恰当，妥贴自然，更增添了诗篇的超逸神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