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描述的主要是诗人思亲、见亲的全程心灵感受,言语易懂,感人至深。
首二句说妻儿们去远了,相见无期,也就不那么惦记了;而当归期将近,会面有望,则反而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去远”句固然是记录了诗人的实情,然而也深刻地表现了他无可奈何的失望和悲伤,诗人决非真的忘情于妻儿,而是陷于一种极度的绝望之中。“归近”一句正说明了他对亲人不可抑捺的情愫。
“儿女”二句写初见面的情形。因离别四年,儿女面目已不可辨认。陈师道的《送外舅郭大夫概西川提刑》中说:“何者最可怜,儿生未知父。”可见别时儿女尚幼,故至此有“眉目略不省”的说法,表明了离别时间的长久,并寓有亲生骨肉几成陌路的感喟。
“喜极”二句是见面之后复杂心情的表现。久别重逢,惊喜之余,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只是相顾无言,泪洒千行,然后破涕为笑,庆幸终于见面。此十字中,将久别相逢的感情写得淋漓尽致,诗人抓住了悲喜苦乐的矛盾心理在一瞬间的变幻,将复杂的内心世界展现出来。
“了知”二句更深一层作结,说虽然明知不是在梦中相见,但犹恐眼前的会面只是梦境,心中仍然恍恍惚惚,不能安定。这种心理的描绘,写得入木三分。由此可以推知:在与亲人分离的四年中,诗人多少次梦见亲人,然而却是一场空欢喜,反增添了无限的愁思和悲苦,正因为失望太多,幻灭太多,所以当真的会面时,反而产生了怀疑,唯恐仍是梦中之事,深沉的思念之情便在此中曲折表现了出来。这两句源于杜甫《羌村》组诗中写回家初见亲人的惊喜和疑虑:“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意谓久别重逢,如相见于梦中,后来司空曙《云阳馆与韩绅宿别》中“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即用杜甫诗意;而陈师道此二句是翻用杜甫诗的句子,与晏几道《鹧鸪天》中所说的“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意境略同,可见陈师道取前人诗意能点化出新意。
此诗通篇造语质朴浑厚,无矫饰造作之气,读来恻恻感人,其原因主要在于诗人感情的真挚,语语皆从肺腑中流出,所谓至情无文,即是艺术上一种极高的境界。此类浑朴的作品得力于陈师道向古乐府和杜甫诗的学习,然而他并不在字句上摹仿前人,而在格调立意上倩鉴前人,故张表臣在《珊瑚钩诗话》中引陈师道的话说:“今人爱杜甫诗,一句之内,至窃取数字以仿像之,非善学者。学诗之要,在乎立格、命意、用字而已。”这在他自己的作品中已有充分的表现。陈师道论诗标举“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后山诗话》),即是他形成这种创作风貌的理论基础。但此类作品在他的集子中也并不很多,故尤为珍贵。
陈师道论诗,提倡“宁拙无巧,宁朴无华。”(《后山诗话》)此诗就是朴拙无华而感人肺腑的好诗。说它朴拙,因为全诗没有典故,没有藻饰,章法平直,句法简洁,并不追求文外曲致。说它感人,是因为字里行间洋溢着至性至情,深挚敦厚,绝无造作虚饰。然而此诗虽不炼句而炼意:首联写久别重逢之情极为生动,尾联则活画出疑信参半之心态。用极简洁的诗句刻画出复杂深微的感情,所以耐人回味。
陈师道做诗追求古朴,讲究锤炼,自称“此生精力尽于诗”,黄庭坚《病起荆江亭即事》也有“闭门觅句陈无己”句,因此,他的诗往往枯涩生硬。这首诗纯是写情,凝练精到,表现了骨肉至情,是他诗中上乘之作。
此诗一开始,直写时事:“洛阳三月飞胡沙,洛阳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如乱麻。”这一年的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洛阳成了叛军的政治中心。洛城西南的天津桥下血流成河,洛城的郊野白骨如山。“我亦东奔向吴国,浮云四塞道路赊”,报国无门,空有一身匡世救国之心的诗人李白无奈只能奔往东南吴地以避战乱。
就在这时,李白遇到了“扶风豪士”。“东方日出啼早鸦”以下十句,描写在豪士家饮宴的场景。这一段写得奇宕,就是叙事过程和描写场景有很大的跳跃与转换。经这一宕,转出一个明媚华美的境界,这是闲中着色:四句赞美环境,四句赞美主人,两句赞美盛筵。这些诗句并不意味着李白置国家兴亡于不顾而沉溺于个人安乐,而不过是即事即景的一段应酬之辞罢了。从章法上说,有了这段穿插,疾徐有致,变幻层出。
李白并没有在酣乐中沉醉。铺叙过后,转入抒情:“原尝春陵六国时,开心写意君所知。堂中各有三千士,明日报恩知是谁?”这里举出战国四公子,用以引发下面的自我抒怀。在战国那个动乱的时代,战国四公子各自蓄养了数千门客,其中不乏杰出人物。信陵君门客重义气,轻死生,以大智大勇协助信陵君成就了却秦救赵的奇勋,千秋万代,为人传诵。此时又逢罹乱,李白很想效法他们,报效国家。眼前这位扶风豪士虽然不能给李白提供立功报国的现实机会,但他“开心写意”以待李白,使李白顿生知遇之感,禁不住要将胸中事一吐为快。“明日报恩知是谁”一句极为自负,大意是说:我今天受了你的款待,明日定要干出一番事情来教你瞧瞧!诗人故意用了反诘语气,将下文引出:“抚长剑,一扬眉,清水白石何离离!脱吾帽,向君笑;饮君酒,为君吟:张良未逐赤松去,桥边黄石知我心。”末段表明心迹,一片真诚。南朝陈代诗人江晖有句:“恐君不见信,抚剑一扬眉。”(《雨雪曲》)古乐府《艳歌行》有句:“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李白化用其语,以“三三七”的句法出之,“清水白石”比喻心地光明,“脱吾帽”四句益发烂漫,活画出诗人率真的天性。接着,以张良为喻。李白把张良的事迹倒转过来,说“张良未逐赤松去,桥边黄石知我心”。这两句的大意是:我之所以没有象张良那样随赤松子而去,是因为功业未成,国难当前,我更得报效于国家。耿耿此心,黄石公可以明鉴。
李白七言歌行自由挥洒、不暇整饬,诗人的思想往往只包含在某些片断和句子中。《扶风豪士歌》以系念时事发端,以许国明志收束,这正是诗的本旨所在。
文章的宗旨是显下易见的,不是暴露“礼”的崩坏,下是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诉人们:礼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曾参是以身护礼的典范。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讲,以曾参为榜样,那是迂腐至极的。但抛开曾参所守“礼”的内容,他那种严于律己,知错必改的精神,也是令人感动的。“君子爱人以德,细人爱人以姑息”,将“德”的内容以新易旧,仍然是富有生命力的名言。
临终易箦,对于曾子来说,不过是其一生中最微乎其微的生活细节,下这个细节正是回光返照中一道耀眼的闪光。《礼记》的原创者,对于这个细节做了简洁下生动地描绘。虽用字不多,但侍疾的场景具体,人物的情态毕现。尤其是童子童言无忌,口无遮拦;曾参表态坚决,语重心长,都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曾子在病重之际还坚持要更换与自己身份和地位不符的床席,乃至在更换床席的过程中死去,表现了曾子恪守礼法的坚定信念,更体现儒家礼法至上的观念。这是一个极端的“克己服礼”的事例。
杨布出去时穿的是白色的衣服,下雨了,环境条件变化了,他换了黑色的衣服,杨布依旧是杨布。但是他家的狗却无视这些变化,冲着换了装的杨布狂吠。原来狗只忠实于那个穿白衣服的杨布,却不理穿黑衣服的杨布!杨布的狗只看衣服不看人,结果咬错了人。狗犯这样的错误并不可笑,人看问题,如果只注意表面现象,不抓住本质特征,同样会犯类似的低级错误。现实生活中,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不变是相对的,变化是绝对的,不能用旧的眼光看待变化了的事物,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
中心:当别人因为表面现象误解自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清醒,说明真相,消除误解。而不能像杨布那样发火解气,那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弄不好会激化矛盾。
白居易曾经担任杭州刺史,在杭州待了两年,后来又担任苏州刺史,任期也一年有余。在他的青年时期,曾漫游江南,旅居苏杭,应该说,他对江南有着相当的了解,故此江南在他的心目中留有深刻印象。当他因病卸任苏州刺史,回到洛阳后十二年,他六十七岁时,写下了三首忆江南,可见江南胜景仍在他心中栩栩如生。
本诗其第一首,作者泛忆江南,兼包苏、杭,写春景。
全词五句。一开口即赞颂“江南好!”正因为“好”,才不能不“忆”。“风景旧曾谙”一句,说明那江南风景之“好”不是听人说的,而是当年亲身感受到的、体验过的,因而在自己的审美意识里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既落实了“好”字,又点明了“忆”字。接下去,即用两句词写他“旧曾谙”的江南风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日出”、“春来”,互文见义。春来百花盛开,已极红艳;红日普照,更红得耀眼。在这里,因同色相烘染而提高了色彩的明亮度。春江水绿,红艳艳的阳光洒满了江岸,更显得绿波粼粼。在这里,因异色相映衬而加强了色彩的鲜明性。作者把“花”和“日”联系起来,为的是同色烘染;又把“花”和“江”联系起来,为的是异色相映衬。江花红,江水绿,二者互为背景。于是红者更红,“红胜火”;绿者更绿,“绿如蓝”。
题中的“忆”字和词中的“旧曾谙”三字还说明了此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层次:以北方春景映衬江南春景。全词以追忆的情怀,写“旧曾谙”的江南春景。而此时,作者却在洛阳。比起江南来,洛阳的春天来得晚。作者写于洛阳的《魏王堤》七绝云:“花寒懒发鸟慵啼,信马闲行到日西。何处未春先有思,柳条无力魏王堤。”在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的季节,洛阳却“花寒懒发”,只有魏王堤上的柳丝,才透出一点儿春意。
花发得比江南晚,水也有区别。洛阳有洛水、伊水,离黄河也不远。但即使春天已经来临,这些水也不可能像江南春水那样碧绿。因此作者竭力追忆江南春景,从内心深处赞叹“江南好”,而在用生花妙笔写出他“旧曾谙”的江南好景之后,又不禁以“能不忆江南”的眷恋之情,收束全词。这个收束既托出身在洛阳的作者对江南春色的无限赞叹与怀念,又造成一种悠远而又深长的韵味。词虽收束,而余情摇漾,凌空远去,自然引出第二首和第三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