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全诗十六句，按诗意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十二句为第一部分，后四句为第二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每两句又为一个层次，逐层推进，较为详尽地描写了女主人公真珠一夜间的活动及其复杂微妙的心情。

　　“真珠小娘下青廓，洛苑香风飞绰绰。”这两句开门见山，写真珠身带袅袅飘动的香风来到洛苑，有如仙姬神女自天而降。着一“下”字，又着一“飞”字，真珠飘然而至之状宛如亲睹，用字极为传神。

　　“寒鬓斜钗玉燕光，高飞唱月敲悬珰。”用《述异记》所载神女遗汉武帝玉钗，传至昭帝时宫人共谋欲碎之，玉钗化为白燕升天事。这两句写真珠鬓间斜簪一支晶莹闪光的玉钗，登上高飞，击悬珰以为节，对月歌唱。

　　“兰风桂露洒幽翠，红弦袅云咽深思。”“红弦”代指筝声，盖唐时筝弦为红色。这两句写夜渐深沉，露冷风清，真珠犹自抚筝而弹，筝声掩抑低徊，有如哽咽之声，寄托着她幽怨的情思。

　　对真珠的筝声何以如此哀怨的问题，第七句作了解答：“花袍白马不归来。”原来是她心上的人儿迟迟未归，故将满怀愁绪寄托在怨声之中。“花袍白马”，寥寥四字，活画出一个纨绔子弟的形象。第八句“浓蛾迭柳香唇醉”，言其蛾眉紧锁，有如柳叶之迭而不舒；香唇紧闭，有如醉酒之缄默不语。这句刻画了真珠若有所思的忧郁神态。

　　“金鹅屏风蜀山梦，鸾裾凤带行烟重。”“蜀山梦”，用宋玉《神女赋》楚襄王梦巫山神女事。“鸾裾凤带”，极言真珠妆饰之华丽。这两句，上句意谓：“花袍白马”终于不归，真珠不得已倚屏风假寐，期望能如巫山神女一般，与自己的心上人在梦中相会。下句意谓：由于真珠身着鸾裾凤带，梦魂殢重难行，不能如巫山神女一般行云行雨，故终未如愿。不过这句乃是形象化的说法，其实是真珠由于忧心忡忡，终夜不能成眠，因而她所期待的梦境根本无从出现。

　　“八骢笼晃脸差移，日丝繁散曛罗洞。”“八骢”，王琦以为当作“八窗”，且举鲍照诗“四户八绮窗”为证（见《李长吉歌诗汇解》卷一），其说近是。这两句大意为：真珠于朦胧之中，恍惚觉得有亮光在眼前晃动，转过脸一看，只见日光透过窗纱，丝丝缕缕射进屋中，原来天已大亮了。

　　以上为第一部分。这十二句以真珠为主人公，以时间的推移为线索，场景则似在洛苑的一座高飞之上。这十二句留下了诸多悬念：如此一位多才多艺的美人，何以遭到她心上人的冷遇？她的那位“花袍白马”彻夜不归，又究竟去了何处呢？这些问题在第二部分的四句中作了解答。

　　“市南曲陌无秋凉，楚腰卫鬓四时芳。”“楚腰”用楚灵王好细腰美人事，“卫鬓”用卫子夫因发多而美深得汉武帝宠幸被立为皇后事，比处皆借指“曲陌”中妓女的妖容冶态。这两句意为：洛阳城南曲折的巷陌是妓女的聚居之地，那里一年到头热闹非常，浓妆艳抹的妓女多得如同四季盛开的鲜花。

　　“玉喉窱窱排空光，牵云曳雪留陆郎。”“陆郎”语出乐府《明下童曲》“陆郎乘班骓”，原指陈后主的狎客陆瑜，在此处可以理解为泛指那些时常光顾“曲陌”的纨绔子弟，或者理解为特指真珠的那位“花袍白马”亦无不可。这两句说：妓女们轻舒歌喉，歌声美妙，嘹亮入云，她们娇态毕露，拉扯着那班荡子的衣衫，殷勤地挽留他们。

　　以上四句，场景转换到了“市南曲陌”，主人公也换成了“楚腰卫鬓”。这四句暗示出那位“花袍白马”的行踪，而真珠失宠的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

　　这首诗文字较为艰涩，寓意也较深曲，其主旨何在，颇费索解。当然，此诗有可能是一首纪实之作，诗人据所见或所闻，直书其事，以表达对真珠不幸遭遇之同情。如果联系李贺坎坷蹇塞的身世及其创作继承了《楚辞·离骚》“美人香草”的比兴传统等因素来考虑，则更有可能是一首寄托了个人身世之感的作品。诗人通过娼妓妖媚惑人、名姝反遭冷落这一鲜明的对比，揭露了兰蕙摧折、萧艾方滋的社会现实，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有志难酬的牢骚愤懑之情。姚文燮注《昌谷集》，以史证诗，虽多穿凿附会，但他指出此诗“托言以明所遇之不偶”，可谓先得我心，故其言对理解此诗的主旨颇有启示。

　　这首诗的艺术特色，有两点较为显著：

　　第一，结构奇突，通过反跌的手法，有力的强化了主题。

　　这首诗的结构很不匀称，前一部分为十二句，后一部分只有四句。前十二句诗人用浓墨重笔，从才艺出众、气质雍容、姿色美艳、妆饰华贵、感情深沉专一等各个侧面，精心地刻画出一个动人的美女形象。但后四句陡然逆转，却又把这一形象的价值轻轻地一笔勾销了。而且前十二句越是把真珠描绘得可爱可贵，其结果却是她越被反跌得可叹可悲。这种奇突的结构形式，更加深刻地突出了真珠这一人物的悲剧命运，有力地强化了全诗的主题。

　　第二，大量使用华丽的词藻，构成斑烂多采的艺术境界。

　　李贺遣词，力求华贵艳丽。在此诗中，风是“香风”，弦是“红弦”，唇是“香唇”，喉是“玉喉”，洞是“罗洞”。诗中又点缀了许多富于美感的事物，号“兰风桂露”、“花袍白马”、“浓蛾迭柳”、“金鹅屏风”、“鸾裾凤带”、“楚腰卫鬓”等等。故而诗中镂金错玉，一片珠光宝气，构成了一种斑烂多采的艺术境界。这种境界与女主人公真珠的身份十分相称，为更好地烘托气氛、刻画人物，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纵观山市出现的全过程，可分四个阶段。

　　初生阶段

　　这是目击者眼中的画面。文章还描写了目击者的心理变化：见孤塔时，彼此“相顾惊疑”，表明它是突然出现的，而且跟实读者带到目击者所在的地方了。

　　以下所写仍是目击者所见画面，但读者在感觉上发生了变化：一切都如同亲见。

　　发展阶段

　　先总写一笔：“高垣睥睨，连亘六七里。”颇有恢宏的气象。然后分写：“中有楼若者，堂若者，坊若者，历历在目，以亿万计。”虽然寥寥数语，却可以诱发读者想像出一幅跟《清明上河图》相似的画卷来。这幅画卷最后在风中消失，又不禁使人感到怅然。

　　高潮阶段

　　因“风定天清，一切乌有”，只剩下一座高接霄汉的危楼，所以楼的形状看得格外清楚，连楼外天空也显现了出来，给人的感觉是距离比先前的城郭缩短了一些。更为特殊的是，楼上还有来来往往的人，或凭或立，与人有照应开头的作用，说明奂山这个地方确实能看到这种奇异的现象。

　　时间的变化：忽——无何——未几——忽——既而——逾时——倏忽

　　景致的变化：孤塔——宫殿——城郭——危楼——消失

　　消退阶段

　　景象全部消失，山市景象结束。作者的最后一句话和第一句话相呼应，给山市增加了神秘感。

　　主题思想

　　《聊斋志异》以谈狐说鬼的形式.揭露当时现实的黑暗和官吏的罪恶，对科举制度和礼教也有所批判，并以同情的笔调描绘了青年男女相爱的故事。但书中也存在着一些宣传“忠，孝，节，义”的封建伦理观念和迷信色彩。

　　1、悬是作者笔锋一转“然数年恒不一见”，又给山市增添了一些神秘的气氛，读者的好奇心被强烈的激发了。

　　融情入景

　　以情衬景。作者在描写时，是通过孙禹年及其朋友的眼睛来描写山市奇景的。孙禹年在与朋友饮酒时，忽然看见远处奂山山峰上出现了隐隐约约的高耸的“孤塔”，他们不禁“相顾而疑”，因为此处根本就没有寺院，哪来的孤塔呢？这种强烈的惊奇、迷惑的情绪，既是对离奇的山市景色一种烘托，又是感染读者的一种媒介。作者在描述的过程中融入了这种情绪，一步步吸引读者，去揭开山市的秘密。文中伴随着惊异的情绪波动，层层展开描写，使山市的每一景物，每一次变幻都给人以新奇的感觉。接着，“孤塔”旁又出现了数十所华丽的宫殿，直到此时，作者才点明了“始悟为山市”。孙某及其朋友由“惊疑”而“悟”。伴随着“悟”而来的应该是轻松、释然的心情，集中精神观赏难得一见的山市奇观。

　　楼上各色人的活动，细腻地点染了楼中人物的姿态和神韵。如果说，前面是以粗、虚、略的笔法勾勒了城市的概貌，写起来气势飞动的话，那么后面则是以细、实、详的笔墨，具体描绘了山市中的一楼一景，一人一态，写得极有情味，这样的描写，我们不只是看到了“山市”里的高楼、城郭，而且似乎触摸到了“山市”里人情风俗的气息。同时，也使得本是无中生有的山市蜃景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富有实感。同时，作者在描绘景物时点到为止，给读者留下了无限想像与玩味的空间。

　　动静互变

　　山市景象变幻不定，作者着力捕捉山市的每一次变化，在短短的一百字中，将其描写的生动、形象、令人拍案叫绝。

　　绝大多数人只能望而兴叹。这篇文章是根据目击者的叙述写的，它历历如画地再现了山市由生成到消失的过程，无论是大笔勾勒或工笔描摹，都能曲尽其妙。

　　诗的前四句着力描绘岳阳楼周围景色；后四句承接前四句抒发身世之感，家国之恨的感慨。纵观全诗，诗人俯仰今古，伤时感世，含蓄深远，气象浑厚，格调沉郁。

　　诗的前四句，诗人着力描写岳阳楼周围的景观特征。在初登岳阳楼之时，诗人注意到了楼之地理方位：“洞庭之东江水西驴（《登岳阳楼》）；再次登临，诗人选择最佳观察角度，站在楼之西北角。从这一角度望出去，北面是浩浩长江，江风阵阵，浊浪腾涌，一往无前；江边长堤，曲折蜿蜒，连绵不断。西南面则是碧波千顷的洞庭湖，波光潋滟，湖岸草木葱茏，相连不绝，一直延伸到穷荒僻远的南方天边。江水浊黄，湖水清碧，对比强烈，异态纷呈。

　　面对此景，诗人凭栏良久，自身迁谪之恨、国家兴衰之感，不觉一齐涌上心头。万千感慨、诸种情怀，凝成掷地有声的一联诗句：“乾坤万事集双鬓，臣子一谪今五年。”作者从谪监陈留酒税以来，迄今已有五年了。五年之中，发生太多的变化。国无宁日，人无宁日。靖康之难，宋室南迁，诗人颠沛流离，到处流浪。是年，诗人仅三十九岁，但头发却已愁白了，真是天下之事、迁臣之恨都反映在双鬓之上。作者壮年头白，确是实写，非是夸张，同年所作诗曾多处提到。如《登岳阳楼》云：“白头吊古风霜里，老木苍波无限悲。”《巴丘书事》云：“腐儒空白九分头。”《晚步湖边》云：“终然动怀抱，白发风中搔。”可见诗人此时的景况确同杜甫一样：“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陈衍《宋诗精华录》盛称“乾坤”一联为“学杜而得其骨”者，为家国之忧而心碎，而头白，正是杜诗与陈诗共具的思想特色。

　　此时，诗人思绪缥缈。登高怀古，乃题中应有之义。诗人联想到古往今来，与自己遭际略同的不止一人。昔时，汉代的贾谊被贬长沙，途经湘水，曾作赋以吊屈原。尾联所谓“欲题文字吊古昔”，即指此事。然而，作者此时的处境却比贾谊更坏，心境也比贾谊更劣。所以，即使像贾谊一样抒发吊古之情，也感到力不从心，难于下笔。于是只得面对风壮浪涌的长江、洞庭而茫然无语了。

　　为了表达欲语又止、抑塞难堪、郁戾不平的思想感情，此诗采用了拗体格律，音节拗怒，陡折峭拔，与老杜《白帝城最高楼》等拗体律诗格调相同。王嗣爽曾评杜甫拗体诗说：“愁起于心，真有一段郁戾不平之气，而因以拗语发之。公之拗体，大都如是。”（《杜臆》卷七）此说简斋亦足以当之，不愧“学杜而得其骨者”也。

　　《公输》（《公输》为后人添加的，取的是文章的前两个字）通过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生动地叙述了墨子为实现自己的“非攻”主张，所表现出的艰苦实践和顽强斗争的精神，同时也暴露了公输盘和楚王的阴险狡诈，从而说明只有把道义和实力结合起来，才能迫使侵略者收敛其野心。

　　在这篇文章里，墨子对战争的性质看得是比较清楚的。他能明确指出楚攻宋之不义，因而他不辞辛劳，长途跋涉赶到楚国都城，以实际行动去制止战争的发生。正因为墨子站在正义一边，所以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向公输盘及其主子楚王进行了无可调和的斗争，而且理直气壮，义正辞严。要想制止这场战争的发生，是一件极为不易的事。然而墨子终于制止了这场战争。这固然同墨子的机智善辩颇有关系，但更重要的却在于他能够针对敌方的要害展开攻势。首先，他从道义上击败敌人。墨子至楚后，公输盘问他为何而来，他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先是使得公输盘“不说（悦）”，继而逼出“吾义固不杀人。”但公输盘只知道杀一人谓之不义，却不知兴师攻宋杀更多的人，是更大的不义。所以墨子接着指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把公输盘说得哑口无言。在十分狼狈的情况下，公输盘不得不把责任转嫁到楚王身上。墨子见楚王，同样采取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从道义上谴责楚攻宋之不义。他以富人盗窃穷人为喻，问楚王“此为何若人”，使楚王承认此人“必为有窃疾矣”。因此楚以富有之国而攻伐贫穷之宋，正“为与此同类”。在墨子强有力的论据面前，楚王也不得不诺诺称是。公输盘的“义不杀少而杀众”和楚王以富窃贫，在道义上都是站不住的，因而他们理屈词穷，弄得尴尬不堪。从而说明对于强大而又顽固之敌，只是在道义上攻破它还远远不够，与此同时，还必须在实力上同敌人较量，并压倒它，才有可能迫使侵略者放弃勃勃野心。墨子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他“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这虽然只停留于近乎纸上谈兵，却是一次战术上的较量，大大灭了公输盘仗恃云梯之械攻宋的嚣张气焰。公输盘虽被挫败，但侵宋之心仍然不死。直到墨子说出即使杀掉他，“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之时，在实力的对抗之下，才使公输盘和楚王死了攻宋之心。

　　阻止这场战争的不是道义，而是墨子的智慧，在绝对失败的情况下，楚王放弃攻打宋国。

　　这表明，面对大国的不义之战，要敢于斗争。一方面要从道义上揭露其不义，使他们在舆论上威风扫地；另一方面，要从实力上作好充分准备，使他们的侵略野心无法得逞。这个道理，不仅在历史上是行之有效的，而且在今天也不无借鉴意义。

　　从写作特点来看，本文通过曲折生动的故事，围绕矛盾冲突来阐明道理，凸显人物性格。当墨子到楚国见到公输盘，经过道义上的一番谴责之后，公输盘“服”了。它似乎意味着矛盾得以解决。其实不然。当墨子指出：你既然“服”了，何以不停止攻宋呢？这么一问，公输盘却把责任转嫁于楚王。这既说明他口是心非，又引出了与楚王的新矛盾。为解决它，墨子去见楚王，从道义上把楚王驳得体无完肤，致使楚王称“善”。看来矛盾该是解决了。其实不然。楚王同公输盘一样，只不过是耍了个花招罢了。他在称“善”之后用“虽然”二字一转，又把责任推到公输盘身上，说什么“公输盘为我为云梯，必取宋”。这样一来，矛盾就更加复杂化了。又是与楚王的矛盾，又是与公输盘的矛盾，二者错综交织在一起。面对这样顽固而又狡诈的敌人，如果还采取先前那种从道义上揭露的办法对付他们，显然是不能奏效的。那么究竟怎样解决这一矛盾，既是摆在墨子面前的一个十分艰巨的课题，也是读者想要急切知道的。出自墨子的机智多谋，来了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既然楚王和公输盘都仗恃云梯这一攻城之械来攻宋，就需要把云梯这个迷信予以彻底摧毁。于是墨子便在战术上与公输盘来一次较量。较量的结果，公输盘彻底失败，屈服了。然而，矛盾非但没有解决，且向纵深发展。公输盘在黔驴技穷的情况下，竟想下毒手把墨子这个劲敌杀掉，妄图扫清攻宋道路上的障碍。但是这一阴谋不但未能得逞，反被墨子一眼看穿进而一针见血地当面揭露。墨子还严正告诉他们：“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最后在实力的对比和威慑之下，楚王才被迫说出“善哉！吾请无攻宋矣”的话来。矛盾终于得以解决。试看故事是多么曲折生动！矛盾冲突犹如波浪起伏，滚滚向前推进。

　　再者，作者还善于运用类比说理，进行层层推理。墨子见公输盘和楚王，都不是直陈其事，开宗明义，而是先作比喻，然后进行逻辑推理，使之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就大大增强了说服力，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而尤为突出者，是作者运用比喻之妙。诸如墨子见到公输盘后，公输盘问他有何见教，他并不正面直答来意，而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他把问题说得十分严重，意在一下子把对方的注意力引到这件事上，迫使对方对这件事立即表示态度，说出意见，亦即使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可是公输盘偏偏不说，只是表示不高兴。公输盘不说，当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于是只好再来个火上加油，“请献十金”。这意味着要拿金钱贿赂收买他，让他去干杀人的勾当。这下子公输盘可沉不住气了，便脱口说出“吾义固不杀人”。墨子之所以使他不高兴，继而又激怒他，无非是让他说出这句话来，然后再予以批驳。墨子见楚王，则是另一番气象。一开头就作比说：“今有人于此”如此这般。他不用“倘若”“假如”等假设字样，好像是讲一件实实在在的事，使对方不致发生错觉，能够听得进去，然后让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墨子连用了三个比喻，然后问楚王：“此为何若人？”楚王很痛快地回答说：“必为有窃疾矣。”既然回答得痛快，那就毫无必要再用激将的办法进一步逼问了。但读者完全可以想像，假如楚王也像公输盘那样吞吞吐吐的话，墨子将会用别的办法使他说出自己要他说的话的。可见，墨子是根据不同对象的表现，而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总之，要他们说话，要他们说出自己想要他们说的话。不说话，不行；说了话，达不到自己的目的也不作罢。只要他们说了话，事情就好办了，就可以抓其把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墨子就是用这种引鱼上钩、先发制人的办法，进行说理的，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出现，使对方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文章之所以富有逻辑性和说服力，是同这种说理方法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