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灿若繁星的诗人中，李贺流星般短暂的传奇式的不幸命运，他绚丽奇崛的才华，随着时光的流逝愈加光灿夺目。他是那个时代的另类天才，他没有王维、孟浩然的淳淡深远、恬静优美；没有高适、岑参的深广悲壮、淋漓豪迈；也没有李白的洒脱旷达。王维失意时可以隐居辋川庄，可以“行到水深处，坐看云起时”，李白失意时可以“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但李贺不行，他是悲歌的骏马，他的诗是他灵魂的狂放、孤独、失意与绝望的写照，他甚至只有死亡才能终止他的绝望。
李贺离开家乡昌谷的最后一次，是到泽潞二州去作张彻的幕僚。遭谤而不得中进士，又在京城从九品的奉礼郎的寒职上无谓地消耗了三年光阴，这都已是过去的事了。在诗人心中，泽潞之行，已谈不上什么争求仕进，只是为了谋求生路而已。在昌谷到潞州途中经过泽州长平的时候，李贺写了这首《长平箭头歌》。这是一首怀古诗，诗歌的这种发生机缘在唐代诗人中很是常见，怀古诗早已是具备自身创作规则的诗歌类型。大概地说，诗人写凭吊古迹时的内心感触，先交待景物与时令，然后用一两个典故，以示对当年情形的追忆，最后归结到自己的身世之感，并借以抒发渴望用世的情怀。然而，《长平箭头歌》鲜明地表示：李贺的性格和想象方式与正统文人是多么地不同。在应该写怀古体的场合，李贺选择的却是“国殇”。
诗由诗人在秦白起曾坑卒四十万人的长平驿所捡到的一个铜箭头引发，这是一个浸沾人血、入土年深、漆灰等物犹然未泯、斑斓如花的铜箭头。箭头仅仅是一个符号，在刚拾到之际，我感到，诗人似乎尚未清晰地意识到它的含意。诗歌所描述的事情发生在傍晚时分的一个空旷的古战场上。诗歌在进行中陈述了这一来自另一时代、另一世界的符号，如何在诗人的注视下逐层透露出它的内涵。到了第七、八句“风长日短星萧萧，黑旗云湿悬空夜”时，我就分明地感受到的这里显然不仅仅是白昼到黑夜的转变，而是诗人自身两种迥别的心灵状态之间的分野。在接下来的诗句中，我比在《长吉歌诗集》中其它任何地方更清楚地看到了鬼神世界中的李贺：云彩变成了近千年前的战旗，风的呼啸声是阵亡的鬼魂的哀嚎。这绝不仅仅是一种“泪沾襟”式的感伤，而是最原始意义上的宗教体验。但是，这种体验是不可能持久的。“访古丸澜收断镞，折锋赤璺曾刲肉”。一切过去之后，剩下的又只是这块浸沾人血、斑斓如花的短箭头，这块被人世遗忘的小铜片。然而由于这一历史的碎片在诗人想象中曾起到过的效用，在诗人心中，它现在也成了一种神符，是诗人的珍宝。
即使是珍宝又能被谁珍惜呢？拿到城中之后，只有骑在马上的一个小男孩子觉得好玩，愿意拿一些编篮子的竹簝来交换。李贺在与神交往后所遗留下来的唯一信物，在世俗的人世间竟然没有了丝毫的意味。这是一种多么令人窒息的讽刺啊！诗人祭神的仪典，注定只能一个人在无人涉足的荒原上举行，注定无法遮蔽住自然流溢的森森寒意！
诗人曾高唱：“此马非凡马，房星本是星”，而现实中他遭遇的却是“啼鸟被弹归”的宿命。他内心企慕着“灵偃蹇兮姣服”的舞步和“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阔而无天”的神游，而人世所给予他的最高的承认和最大的荣耀，却是在一个元气大伤的王朝的太常寺里做一个小小的奉礼郎，为一些早已没人信奉的鬼神的祭祀捧捧场。这个曾经是“少年心事当拿云”的意气少年，在灵魂旷绝尘嚣的凄伤落寞之逼迫下，不得不发出“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的长叹息！静静地思索这个奉礼郎的心灵及其境遇，不难想象对历史、对人生、对他所生存的这个世界，诗人感受到的是多么旷绝尘嚣的悲哀和绝望。
此文是一篇很“纯”的应景之作，表面上是谈有美堂，重点实在阐明作者自己的人生观，文中宏论非常值得后人思考、借鉴。
文章肯定杭州城和南京城均属于“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同时通过比较，指出由于战争的破坏，南京衰落了，杭州城成为东南独秀的一枝。但是，“此幽潜之士、穷愁放逐之臣之所乐也”！奇伟秀绝的山水美景，乃皆在乎宽闲之野、寂寞之乡。这些地方条件恶劣，交通闭塞，士林中人轻易难得到此。能来的，除了不求闻达的幽潜之士，可能就是“穷愁放逐之臣”了。欧阳修本人身在宦海，其重点所指当在 “穷愁放逐之臣”。看来只有在人生不得意时才有机会亲近天下至美之景。然而此时景虽美，人不乐。穷愁放逐，虽有美景在前，又能如何？所谓“乐”是暂时的，穷愁才是长期的。此景正如此人，同是投闲置散，“同是天涯沦落人”，说是乐，那也是自我解嘲。
不过，人生有两面，换个角度看，被放逐到宽闲寂寞之地，成为宽闲寂寞之人，还真是一乐。投置闲散，无案牍之劳形，此宽闲也，若在京城位高权重日理万机，何来此宽闲？寂寞者，少人门前奔竞也。此时虽然寂寞，却也少了交接贵盛、与俗人为伍的烦恼。是以宽闲亦一乐，寂寞亦一乐。
面对山川美景，也未必一定要作天涯沦落之慨。修养深厚者，不妨将山水引为知音。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彼人寂寞，山水亦寂寞。同一寂寞，同一内蕴大美，和闲山剩水惺惺相惜，岂非他乡遇故知？在都市与人不相得，到边地与山川与天地相得，不亦快哉。若别有寂寞宽闲之人，能识得我心，可引为知音，则益不寂寞。又寂寞乃独享，宽闲生智慧。身居都会、官场得意的那些往日同僚，他们宁有机会欣赏眼前造化之胜景？彼天地宽闲，视野开阔，则人之胸襟亦可随之开阔。人生境界有提升，智慧有启发，此又一乐也。
《有美堂记》妙处有三：一是构思巧妙，虚景成文；二是宾主相形，巧作衬垫；三是曲折圆润，议论层折。
一、构思巧妙，虚景成文。
欧阳修在给好友梅尧臣的信中曾叙述过此事：“梅公仪来，要杭州一亭记。述游览景物，非要务，闲辞长说，已是难工，兼以目所不见，勉强而成，幸未寄去，试为看过，有甚俗恶，幸不形迹也。”我们现在于《居士集》《外集》中都看不到所说的这一篇亭记，可见作者已经删去了这篇“甚俗恶”的文章。从书简文字可以看出，欧阳修创作态度的严谨，即使是随俗应酬之作，也反复看过，详加审视。正是这种态度，使他的文章不断推陈出新，翻新出奇。
此文汰去“目所不见”的勉强写景，化实为虚，突破其他楼亭记文的框框，抓住有美堂兼有“山水登临之美，人物邑居之繁”这一特点，巧用衬托，纵笔写来，远及罗浮、衡岳，中涉洞庭、三峡，近至天台、金陵，而紧紧围绕正意，体现了散文“形散神凝”的特点，实在非大手笔难以驾驭。
二、相形之法，曲尽衬垫。
文章层层衬托，段段相形。第一层说山水登临至美与都邑繁盛之乐，多不可得兼，用罗浮诸山、洞庭三峡皆处僻陋之邦衬之；第二层说金陵、钱塘能兼其美，而金陵残破，钱塘富完，以梅挚目下所居的金陵为钱塘自然作陪；第三层说当时士大夫不能兼取其胜，而梅公则尽兼其美，用杭州众多的亭榭为有美堂作衬。孙琮《山晓阁唐宋八大家选·欧阳庐陵》卷三云：“看他一篇文字，欲出一段正意，先作一段相形，相形得起，方出落得透，可谓绝妙章法。”全文巧作衬托，层层脱缷，文笔曲折而又一气呵成，可谓神完气足，真正体现了欧阳修的大家风范。
三、议论层折，自然圆润。
文章用三层对比，但正如唐顺之（荆川）所说，如累九层之台，一层高一层，真是奇绝。文章先述作记之由，次说美乐难兼，三说佳美山水必处僻陋，四说二邦兼山水与繁盛，五说金陵为逆荒废，六说钱塘富完安乐，七说临是邦者多占形胜治亭榭，八说有美堂尽得山水人物、邑居之美胜，九颂梅公其人。层层累叠，段段相衬，纡徐婉转，主意凸出。
再如钱塘兼美一段，先述富完安乐的历史原因，次道工巧华丽的习俗，再陪以湖山之胜，又宕开一笔，以江涛海烟相烘托，极写闽商海贾之盛，层次清晰，既与金陵对比，凸显御赐诗“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的特殊地位，又引出下文众多亭榭来作为有美堂的衬垫物。
从此篇文章看，要做到层次繁复，曲折跌宕，而又流转自然，无层累之迹，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几个虚词的妙用，恐怕是最为得力的。文中“惟”“独”“而”“然”“夫”“盖”等虚词曲折尽意，妙显衬垫，使层次更加清晰，而结构更为有机。
此诗通过对月的宁静的气氛来塑造和渲染，勾起户们潜意识的惆怅，而又让户们于这种潜意识的掘起中生出一种新的享受。
“清泉映疏松”，此句不唯写泉与松，月光也在其中。有月在天，方可知泉“清”、松“疏”，方有一个“映”字。“不知几千古”，此句不唯写出诗户思绪万千，亦写出诗户独立的身姿。亦可想见诗户之非常户，方有念及“千古”之心。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云：“户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寒月摇轻波，流光入窗户。”目光由远及近，由外及于内，由风景转入心境。薛逢《长安夜雨》云：“压树早鸦飞不散，到窗寒鼓湿无声。”与此类似。钱起《裴迪南门秋夜对月》云：“影闭重门静，寒生独树秋。鹊惊随叶散，萤远入烟流。”则是由近至远了。
“对此空长吟，思君意何深！”情因月起，意由情发。诗意满怀，故为“长吟”。然有佳作岂可无户欣赏、倾听？故思知音之意甚深。《长相思》云：“此曲有意无户传，愿随春风寄燕然，忆君迢迢隔青天。”《送纪秀才游越》云：“绿萝秋月夜，相忆在鸣琴。”对月思户，自然之事。李白行吟天下，知交亦满天下，处处相知却也是处处别离，思念于是则多。
“无因见安道，兴尽愁户心。”怀君而终不得见君，意兴阑珊，愁苦渐来。《月夜江行寄崔员外宗之》云：“怀君不可见，望远增离忧。”马戴《楚江怀古》云：“云中君不见，竟夕自悲秋。”柳永《蝶恋花》云：“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这两句用王子猷雪中访戴安道事，表达对朋友的想念之情。
黄仲则于乾隆34年(1769)冬天到达湖南。他凭吊了汨罗江畔屈原、贾谊的祠堂，登临衡山，观赏了南岳风光。名胜古迹，振奋了诗人雄奇的意气，也引发诗人无限慨叹。虽然谒见了湖南观察使王太岳，但并未找到安身之地。终于在第二年春末夏初，怀着忧伤心情，“浮洞庭，由大江以归”。即将离开湖南时，面对浩浩洞庭，诗人写下了这首词。
洞庭湖烟波浩渺，水天相接。正如诗人在《洞庭行赠别王大归包山》中所云:“洞庭一泻八百里，浮云贴天天浸水。”词限于句式，仅用“湖天阔”三字，概括了这种境界。“清湘望断三更月”，诗人极目回望经过的湘水，依依不舍。“三更月”，言凝望之久，清凉的月光也给人凄凉之感。“猿声是泪，鹃声是血”，形容伤感之极。《水经注·江水》有“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的名句，从此猿鸣与眼泪结下了不解之缘。《华阳国志》谓蜀帝杜宇化为杜鹃，声声哀鸣，乃至流血。白居易《琶琶行》把两者合而为一:“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猿声鹃声，血泪和流，是古代文学表示悲伤的典型事物。上片泛写伤感，下片月明离愁。
“清湘望断”，在久久的凝视中，浮现出湘水女神的形象。屈原《远游》云:“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湘灵鼓瑟成了人们神往的情景。唐代诗人钱起《省试湘灵鼓瑟》，对此作过描摹，其著名的结句为“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这里的“曲终数月烟鬟没”，略作变化，曲终人杳，神女隐于湘水之中。烟鬟，指妇女鬓发，借指神女，喻其风神。“数月”，影影绰绰，不甚分明的样子，托出神妙气氛。湘水女神相传是大舜妻子娥皇、女英两姊妹。舜南巡不返，葬于苍梧之野，娥皇、女英思念不止，泪下沾竹，成为斑竹(见任昉《述异记》)。因此，“此间自古离愁窟”，娥皇姊妹与舜的生离死别成为千古悲剧，现在尚有“几丛斑竹，临江犹活”可证。用一个“活”字说明它曾惹起古今多少黯然销魂之感。
起两句十二个字，连用四叠字：云淡淡，知是疏云；雨潇潇，应是小雨，如李清照《蝶恋花》词：“潇潇微雨闻孤馆”，而非“风雨潇潇”（《诗·郑风·风雨》的“暴疾”（朱熹《诗集传》）的急风骤雨。淡云无语，细雨有声，这淅淅沥沥的声音，暮暮朝朝一直传入人的耳畔，怎能不使人生愁，故开篇的一个字即云“愁”。叠字的连用，又加强了烘托气氛，渲染环境，状物抒情的作用，“别来应是”，语气十分肯定。由于是知己，心心相印，我既为你生愁，你对我必然如此。“眉峰”，源于“（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西京杂记》）。后言女子眉之美好。康伯可《满庭芳》“梳妆懒，脂轻粉薄，约略淡眉峰。”又，眉峰犹眉山。韩偓《生查子》词：“绣被拥娇寒，眉山正愁绝”。“翠减”，是因为古代女子用黛画眉，黛色青黑。欧阳修《踏莎行》：“蓦然旧事心上来，无言敛皱眉山翠”。“腕玉”即玉腕的倒置。秦观《满庭芳》：“玉腕不胜金斗”。三四两句总写人的无心打扮，懒于梳理。古云：“女为悦己者容”。《诗·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西厢记》里的崔莺莺说得最明白：“有甚么心情将花儿、靥儿打扮的娇娇滴滴的媚。”这是男方设想对方“别来应是”如此，由于“心已驰神到彼”，故“诗从对面来”。柳永的“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八声甘州》）便是。
下片专从自己方面来叙相思。轩“小”而“独”，即使欲排遣愁也不可能，卧不安席，食不甘味，直逼出一句“情绪好无聊”。这句浅白直率，却是一句大老实话。同是周邦彦的“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风流子》）；“拚今生，对花对酒为伊泪落”（《解连环》）；这些写刻骨相思的率直语言，张炎认为“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者”，“所谓成浇风也”（《词源·杂论》）。况周颐持截然相反的态度，他说：“此等语愈朴愈厚，愈厚愈雅，至真之情，由性灵肺腑中流出，不妨说尽而愈无尽”（《蕙风词话》卷二）。后说为是。对“情绪好无聊”亦应作如是观，因为它表现了“至真之情”，虽“说尽而愈无尽”。结三句用笔潇洒，语淡味浓。萱草别名很多，通常又称鹿葱、忘忧、宜男、川草花、金针花等等。嵇康写进他的《养生论》：“合欢蠲愤，萱草忘忧，愚智所共知也。”《诗经》叫它谖草。《卫风·伯兮》：“焉得谖草？言树之背。”《传》：“谖草令人忘忧。”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除重复上面的话，并引李九华《延寿考》云：“嫩苗为蔬，食之动风，令人昏然如醉，因名忘忧。”然唐宋诗人孟郊、梅尧臣等对“忘忧”都提过质疑。“一丛萱草”的本意是说：相思情切，即得萱草，也不能忘忧，暗含有刘敞（原父）诗意：“种萱不种兰，自谓可忘忧；绿叶何萋萋，春愁更茫茫”。“几竿修竹”，取意杜甫《佳人》诗：“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诗中的“佳人”有高节的情操，故与“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刘禹锡《酬元九侍御赠壁州鞭长句》）的竹并列。这句赞对方的品德。最后以缠绵不尽的相思作结：“数叶芭蕉。”芭蕉在诗词中一向是愁的象征。唐人张说《戏草树》诗：“戏问芭蕉叶，何愁心不开。”李商隐《代赠二首》其一：“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李煜《长相思》词：“帘外芭蕉三两窠，夜长人奈何。”萱草，修竹，芭蕉，或许“小轩独坐”目之所见，但均有蕴意。三句皆缀以数目字，联系开头的四叠字，尤觉意韵悠远，辞情并茂。顾景芳谓小令应“风情神韵正自悠长，作者须有一唱三叹之致。淡而艳，浅而深，近而远，方是胜场”（田同之《西圃词说》）。求之于此词，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