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上半片着重于写实，其中首句“愁展翠罗衾”是小词中常用的词语，比较直白。但接下来的“半是馀温半泪”写得就比较巧妙了。一方面写了女子自己留在罗衾上的馀温和泪痕，说明她整夜都在枕上流泪。另一方面描述的馀温也可以是回忆丈夫在家的温馨，更突出了下面的“半泪”，从以往的余温到现在的寂寞眼泪。于是这里有了一种时空的交混，而引出了下一句的“不辨坠欢新恨”，指新近离别的憾恨，往日欢乐的记忆增强了新近离别的憾恨，而新近离别的憾恨又格外令人怀念往日团聚的欢乐。苦与东互为因果，令人说不清到底是“欢”还是“恨”。妙就妙在“是人间滋味”一句，作者本来是在写思妇的哀怨，但无意之中就流露出自己的口吻，俨然一幅“偶开天眼觑红尘”的姿态。如果说前三句有“花间词”风味的话，那么这最后一句回归到作者《人间词》的本身上来了。
词的下半片，更多的是在描述精神层次。“几年辨守郁金堂，草草浑闲事”点明了过去几年作者与爱人厮守在家中，自认为夫妻生活本来就是如此的，所以并没有特别的珍惜，但没想到这种生活结束了。现在你离开我在外，我才体会到当年那些团聚的日子是多么珍贵难得。人，总是在思念过去和向往未来中，惟独不知道珍惜现在。“独向西风林下，望红尘一骑”两句结尾特妙：前达都是写女子的情，惟独这两句在写情的同时还描绘出一幅“景”的画面。画中思妇遥望着远方征尘中的一人一骑。因为有了“红尘”与“林下”的对比，列多的引申为忧愁烦恼的人世。“林下”可以是幽静的林下，也可能是古人说的“归隐林下”。作者写思妇站在林下，征人没入红尘，突出了作品的主题和作者的本意。
《晋书·乐志》载汉乐府有《出塞》《入塞》曲，李延年作，是一种以边塞战斗生活为题材的军歌。杜甫作《出塞》曲有多首，先写的九首称为《前出塞》，后写的五首称为《后出塞》。杜甫的前后《出塞》曲，并非军歌，而是借古题写时事，意在讽刺当时进行的不义战争。
杜甫这九首诗通过描写一个士兵从军西北边疆的艰难历程和复杂感情，尖锐地讽刺了统治者穷兵黩武的不义战争，真实地反映了战争给兵士和百姓带来的苦难。
第一首叙述自己初别父母被迫远戍的情景。第二首叙说上路之后的情景。离家已远，死生难料，只好索性豁出性命练习武艺。第三首，诉说自己一路上心情的烦乱，故作自励之语以求自解。第四首，描写自己在路上被军吏欺压和驱逼的情景。第五首，自叙初到军中时的感慨：官兵对立，苦乐不均，身为奴仆，难树功勋。第六首，征夫诉说他对这次战争的看法。实际上是杜甫对待战争的态度，明确地表达了诗人的政治观点。第七首，征夫诉说他大寒天在高山上筑城和戍守的情况。第八首，征人诉说自己初次立功的过程和对待功劳的态度。第九首，征人自叙他自己从军作战十余年的经历。前四首写出征，重在刻划离别之情；后五首写赴军，重在刻划以身许国。
这九首连章体的组诗，“借古题写时事，深悉人情，兼明大义”，主题鲜明，内容集中，而且在艺术表现上也有许多独特之处。
首先，这组诗“九首承接只如一首”，前后连贯，结构紧凑，浑然成为一个整体。杜甫的《前出塞》组诗第一首是起，写出门应征，点题“出塞”，引出组诗主旨：“君已家土境，开边一何多”，以之为纲，统摄全篇。以后各首便围绕这一主题展开，顺次写去，循序渐进，层次井然。第九首论功抒志；带有总结的性质，可为结。中间各首在围绕主题展开的同时，每首又各有重点。前四首写出征，重在写征人的留恋之情；后五首写赴军，重在写征人的以身许国。条理清晰，又波澜起伏，曲折有致。诗人在情节的安排上亦前后照应，过渡自然。如第二首“骨肉恩岂断”承第一首“弃绝父母恩”；第八首“虏其名王归；系颈授辕门”呼应第六首“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就使九首如线贯珠，各首之间联系更为紧密，不致分散。浦起龙说：“汉魏以来诗，一题数首，无甚铨次，少陵出而章法一线。如此九首，可作一大篇转韵诗读。”足见这种连章体组诗也是杜甫的一大创造。
第二，以点来反映面。整组诗只集中描写了一个征夫的从军过程，但却反映了整个玄宗天宝末年的社会现实：“开边一何多”，这里有连续不断的黩武战争；“单于寇我垒”，也有敌人对唐王朝边境的侵扰。两种战争交替进行，性质是复杂的。诗中有战争给人民造成的流离失所的沉重灾难，也有封建军队中官兵不公的现实；既有军士对奴役压迫的不满和反抗，也有征人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既有征人戍边筑城的艰难困苦，也有士兵们的英勇作战。可谓这一时期的全景纪录。
第三，整组诗都以第一人称的手法来写，由征夫直接向读者诉说。这样寓主位于客位，可以畅所欲言地指斥时政。这正是用第一人称的自由方便处。此外，诗人以第一人称的手法叙事，仿佛亲身经历一般，这就增加了真实感和亲切感，更具有感染力和说服力。
第四，诗人善于抓住人物特征，着重人物的心理刻划，精心塑造了一个来自老百姓的淳厚朴实、勇敢善战的士兵的生动形象。诗人在刻划人物的心理活动时，或通过人物行动的细节描写以突出他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如第二首写这个征人冒险轻生、拚命练武的行动，就反衬出这个征人内心的苦闷和忧怨；第三首用磨刀伤手而自己不觉来刻划他“心绪乱已久”，内心烦乱不安的矛盾痛苦。这种用人物行动细节的描写来刻划人物复杂的内心变化，就使人物的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避免了枯燥乏味的直接说教。或通过比兴手法来刻划人物的内心活动的变化，如第七首“已去汉月远，何时筑城还。浮云暮南征，可望不可攀”就将自己思念故乡、想念亲人的迫切心情托之“汉月”，寄之“浮云”，这就使人物复杂抽象的心理变化和感情特征具有可感性、形象性，使读者易于了解和接受。此外第八首描写这个征人对敌作战的英勇顽强，第九首写他对功赏的正确态度，虽着墨不多，但都形象逼真，跃然纸上。
此词写夏日傍晚，阵雨已过、月亮升起后楼外楼内的景象，几乎句句写景，而情尽寓其中。
柳在何处，词人不曾“交待”，然而无论远近，雷则来自柳的那一边，雷为柳隔，音量减小，故曰“轻雷”，隐隐隆隆之致，反异于当头霹雳。雷在柳外，而雨到池中，池水雨水难分彼此。雨来池上，雷已先止，唯闻沙沙飒飒，原来是“雨声滴碎荷声”。奇不在两个“声”字叠用。奇在雨声之外，又有荷声。荷声乃其叶盖之声。又着“碎”字，盖为轻雷疏雨，雨本一阵，而因荷承，声声清晰。
雨本不猛，旋即放晴故曰“小楼西角断虹明”。断虹一弯，忽现云际，则晚晴之美，无以复加处又加一重至美。又只下一“明”字，而断虹之美，斜阳之美，雨后晚晴的碧空如洗之美，被此一“明”字写尽，因为它表现了极其丰富的光线、色彩、时间，境界深远。
断虹现于小楼西角。由此引出上片闻雷听雨之人。其人独倚画阑，领此极美的境界，久久不曾离去，一直到天边又见了一钩新月，宛宛而现。“月华生”三字，继“断虹明”三字，美上增美，其笔致温丽明妙，匪夷所思。
下阕继月华生而再进一层，写到阑干罢倚，人归帘下，夜深了。凉波比簟纹，已妙极，又下“不动”字，下“平”字，写透静处生凉之境。水晶枕，加倍渲染画栋玉钩，是以精美华丽之物写理想的人间境界。而结以钗横，则写出夏夜人不寐的情状。
词的上阕写室外景色，轻雷疏雨，小楼彩虹，雨后晚晴，新月婉婉，尤其是“断虹明”三字和“月华生”三字的妙用，把夏日的景象推到了极美的境界。下阕写室内景象，以精美华丽之物又营造出一个理想的人间境界，连燕子也飞来窥视而不忍打扰。结尾两句是人物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引人遐想，艳而不俗。
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不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是他不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不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不肯讲了。接着，作者以“不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不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不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不信，不信故不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不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境，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境”，“圣境”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境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不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心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不但明言此中人心口不一，而且将其一旦以不仁不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心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不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不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心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心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不免“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不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上段已说“名山人而心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心口不一、名实不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心，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不同，他们“不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不履”，凭三寸不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心”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心”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心。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不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
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不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
春天到了，燕子归来，它一向习惯于在人家筑巢而居，不料这时却找不到筑巢的地方。它无可奈何地站立在沙滩之上，面对斜阳，呢喃自语：古人曾为春燕归于林木而嗟叹，以为这是乱世之象，如今乱世又来了。过去王、谢两家衰败了，他们堂前的燕子仍可前去筑巢，虽然他们的乌衣旧宅已变成普通百姓的家；而在现实中，别说那些世家古族都丧失了家宅，连普通的百姓也家毁宅焚，华屋、蓬户，皆归于一尽，燕子不往林中筑巢，又该去何处呢？
“春归林木古兴嗟，燕语斜阳立浅沙。”这两句写燕子归来而无宅可巢。上句的“春归林木”，表明燕子无处安身，只好栖息于林木，而古人为此而兴叹，他们兴叹的原因是感慨世道的衰微，连燕子都无处安身，更不要说人了。下句写无家可归的燕子的可怜，它们立于浅沙之上，面对斜阳，抒发感慨。燕子立斜阳而语，显然是对现实的不满，对现实的哀怨。这时代真是衰微啊，连筑巢之宅都找不到了。
“休说旧时王与谢，寻常百姓亦无家。”这两句反用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诗意，当年刘禹锡所感叹的是，那些显赫一时的王公贵族不知何处去，他们的雕梁画栋成了废墟，代之而起的是寻常百姓，平民小屋。而如今呢？其情形比那时更加凄惨，那寻常百姓的家业并非世外桃源，在战火纷飞中，旧时王谢固然是灰飞烟灭，而寻常百姓亦遭到侵略者的灭顶之灾，他们无家可归，流离失所，更不要说归来的燕子无宅可巢了。“无家”二字，点名了燕子们“春归林木”的原因，也是当时赤地千里，人民流离失所惨象的高度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