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妻子思念丈夫的诗。丈夫久别，凄然独处，对于季节的迁移和气候的变化异常敏感；因而先从季节、气候写起。孟冬，旧历冬季的第一月，即十月。就一年说，主人公已在思念丈夫的愁苦中熬过了春、夏、秋三季。冬天一来，她首先感到的是“寒”。“孟冬寒气至”，一个“至”字，把“寒气”拟人化，它在不受欢迎的情况下来“至”主人公的院中、屋里、乃至内心深处。主人公日思夜盼的是丈夫“至”、不是“寒气至”。“寒气”又“至”而无犹不“至”，怎能不加倍地感到“寒”！第二句以“北风”补充“寒气”；“何惨栗”三字，如闻主人公寒彻心髓的惊叹之声。 时入孟冬，主人公与“寒气”同时感到的是“夜长”。对于无忧无虑的人来说，一觉睡到大天亮，根本不会觉察到夜已变长。“愁多知夜长”一句、看似平淡，实非身试者说不出；最先说出，便觉新警。主人公经年累月思念丈夫，夜不成寐；一到冬季，“寒”与“愁”并，更感到长夜难明。
从“愁多知夜长”跳到“仰观众星列”，中间略去不少东西。“仰观”可见“众星”，暗示主人公由辗转反侧而揽衣起床，此时已徘徊室外。一个“列”字，押韵工稳，含意丰富。主人公大概先看牵牛星和织女星怎样排“列”，然后才扩
大范围，直至天边，反复观看其他星星怎样排列。其观星之久，已见言外。读诗至此，必须联系前两句。主人公出户看星，直至深夜，对“寒气”之“至”自然感受更深，能不发也“北风何惨栗”的惊叹！但她仍然不肯回屋而“仰观众星列”，是否在看哪些星是成双成对的，哪些星是分散的、孤零零的？是否在想她的丈夫如今究竟在哪颗星下？
“三五”两句并非写月，而是展现主人公的内心活动。观星之时自然会看见月，因而又激起愁思：夜夜看星星、看月亮，盼到“三五”（十五）月圆，丈夫没有回来；又挨到“四五”（二十）月缺，丈夫还是没有回来！如此循环往复，
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丈夫始终没有回来啊！
“客从”四句，不是叙述眼前发生的喜事，而是主人公在追想遥远的往事。读后面的“三岁”句，便知她在三年前曾收到丈夫托人从远方捎来的一封信，此后再无消息。而那封信的内容，也不过是“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不难设想：主人公在丈夫远别多年之后才接到他的信，急于人信中知道的，当然是他现在可处、情况如何、何时回家。然而这一切，信中都没有说。就是这么一封简之至的信，她却珍而重之。“置书怀袖中”，一是让它紧贴身心，二是便于随时取出观看。“三岁字不灭”，是说她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它。这一切，都表明了她是多么的温柔敦厚！
结尾两句，明白地说出她的心事：我“一心抱区区（衷爱）”，全心全意地忠于你、爱着你；所担心的是，我们已经分别了这么久，你是否还知道我一如既往地忠于你、爱着你呢？有此一结，前面所写的一切都得到解释，从而升华到新的境界；又馀音袅袅，馀意无穷。
“遗我一书札”的“我”，乃诗中主人公自称，全诗都是以“我”自诉衷曲的形式写出的。诗中处处有“我”，“我”之所在，即情之所在、景之所在、事之所在。景与事，皆化入“我”的心态，融入“我”的情绪。前六句，“我”感到“寒气”已“至”、“北风惨栗”；“我”因“愁多”而“知夜长”；“我”徘徊室外，“仰观众星”之罗列，感叹从“月满”变月缺。而“我”是谁？“愁”什么？观星仰月，用意何在？读者都还不明底蕴，唯觉诗中有人，深宵独立，寒气彻骨，寒星伤目，愁思满怀，无可告语。及至读完全篇，随着“我”的心灵世界的逐渐坦露，才对前六句所写的一切恍然大悟，才越来越理解她的可悲遭遇和美好情操，对她产生无限同情。
其一
梅尧臣、欧阳修对《明妃曲》的和诗皆直斥“汉计拙”，对宋王朝屈辱政策提出批评。王安石则极意刻画明妃的爱国思乡的纯洁、深厚感情，并有意把这种感情与个人恩怨区别开来，尤为卓见。
针对当时的社会背景，王安石歌颂明妃的不以恩怨易心，具有现实意义。当时有些人误解了他的用意，那是由于他用古文笔法写诗，转折很多，跳跃很大，而某些人又以政治偏见来看待王安石，甚至恶意罗织之故。清代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中千方百计地替王安石辩解，但还未说得透彻。
明妃是悲剧人物。这个悲剧可以从“入汉宫”时写起，也可以从“出汉宫”时写起。而从“出汉宫”时写起，更能突出“昭君和番”这个主题。王安石从“明妃初出汉宫时”写起，选材是得当的。
绝代佳人，离乡去国，描写她的容貌愈美，愈能引起人们的同情。《后汉书·南匈奴传》的记载是：“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官，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江淹《恨赋》上也着重写了她“仰天大息”这一细节。王安石以这些为根据，一面写她的“泪湿春风”，“徘徊顾影”，着重刻画她的神态；一面从“君王”眼中，写出“入眼平生未曾有”，并因此而“不自持”，烘托出明妃容貌动人。所以“意态由来画不成”一句是对她更进一层的烘托。“意态”不仅是指容貌，还反映了她的心灵。明妃“徘徊顾影无颜色”正是其眷恋故国无限柔情的表现。至于“杀画师”这件事，出自《西京杂记》。《西京杂记》是小说，事之有无不可知，王安石也不是在考证历史、评论史实，他只是借此事来加重描绘明妃的“意态”而已。而且，这些描绘，又都是为明妃的“失意”这一悲剧结局作铺垫，以加重气氛。
上面写“去时”，下面写“去后”。对于去后，作者没有写“紫台朔漠”的某年某事；而是把数十年间之事，概括为“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这两句间，省略了“然而犹且”，意思是说：“明妃心里明知绝无回到汉宫之望，然而，她仍眷眷于汉，不改汉服。”
近代学者陈寅恪曾经指出，中国古代所言胡汉之分，实质不在血统而在文化。孔子修《春秋》就是“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而在历史上尤其是文学上，用为文化的标志常常是所谓“衣冠文物”。《左传》上讲“南冠”，《论语》中讲“左衽”，后来一直用为文学典故。杜甫写明妃也是着重写“环佩空归月夜魂”，这与王安石写的“着尽汉宫衣”，实际是同一手法。杜甫、王安石皆设想通过“不改汉服”来表现明妃爱乡爱国的真挚深厚感情，这种感情既不因在汉“失意”而减弱，更不是出于对皇帝有什么希冀（已经“心知更不归”了），不是“争宠取怜”。因此，感情更为纯洁，形象更为高大。接着又补上“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把明妃一心向汉、历久不渝的心声，写到镂心刻骨。梅尧臣也说“鸿雁为之悲，肝肠为之摧”。王安石写得比梅尧臣更为生动形象。
最后，又用“家人万里传”来说，以无可奈何之语强为宽解，愈解而愈悲，把悲剧气氛写得更加浓厚。更妙的是：笔锋一带，又点出了悲剧根源，扩大了悲剧范围。明妃这一悲剧的起点可叙从“入汉宫”时写起。汉宫，或者说“长门”，就是《红楼梦》中贾元春所说的“见不得人的地方”，从陈阿娇到贾元春，千千万万“如花女”，深锁长闭于其中。以千万人（有时三千，有时三万）之青春，供一人之淫欲。宫女之凄凉寂寞，可想而知，而况宫女的失宠与志士的怀才不遇，又有某种情况的类似，所以从司马相如《长门赋》到刘禹锡的《阿娇怨》，还有《西宫怨》之类，大都旨写这一题材，表现出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广大宫女的同情，或者抒发出“士不遇”的愤慨。唐人“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早在王安石之前就描写过了，只是说得“怨而不怒”；王安石却多少有点怒了。李壁说：王安石“求出前人所未道”，是符合实际的；至于“不知其言之失”，则是受了王回、范冲等人的影响。王回引孔子说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却忘了孔子也说过“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论语》）；特别是误解了“人生失意无南北”一句。王回本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他以政治偏见来论诗，难以做到公允。
其二
首两句写明妃（王昭君）嫁胡，胡人以毡车百辆相迎。《诗经》上有“之子于归，百两（同‘辆’）御（迎接）之”的诗句，可见胡人是以迎接王姬之礼来迎明妃。在通常情况下，礼仪之隆重，反映恩义之深厚，为下文“胡（恩）自深”作了伏笔。其中“皆胡姬”三字，又为下文“含情欲说独无处”作伏笔。
关于明妃对此的反应，诗中写她“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梅尧臣《依韵和原甫昭君辞》中也说：“情语既不通，岂止肠九回？”他们意思是说明妃与胡人言语也不通，谈不上“知心”，所以哀而不乐。
王安石通过在诗中突出一个细节描绘来表现明妃的“哀”情：明妃一面手弹琵琶以“劝胡”饮酒，一面眼“看飞鸿”，心向“塞南”。通过这一细节，巧妙地刻画了明妃内心的矛盾与痛苦。接着，他又用明妃所弹的琵琶音调，感动得“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听者被感动到这个地步，则弹者之内心痛苦自不待言。“哀弦”之哀，是从听者的反应中写出的。
前面是明妃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况与心情的描写；末四句则是进一步加以分析、议论。这四句分为三层：第一层是“汉恩自浅胡自深”——明妃在汉为禁闭于长门中的宫女，又被当作礼物送去“和番”，所以“汉恩”是“浅”的；胡人对她以“百辆”相迎，“恩”礼相对较“深”。这句讲的是事实。第二层讲“人生乐在相知心”，这是讲人之常情。如果按此常情，明妃在胡就应该乐而不哀了。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这就接入第三层：明妃在胡不乐而哀，其“哀弦”尚“留至今”，当时之哀可想而知。明妃之心之所以与常情不同，是因为她深明大义，不以个人恩怨得失改变心意，而况胡人也并非“知心”。四句分三层，中有两个转折，有一个矛盾，只有把其中曲折、跳宕理清，才能看出王安石的“用意深”及其“眼孔心胸大”处（方东树《昭昧詹言》）。南宋初，范冲“对高宗论此诗，直斥为坏人心术，无父无君”（李壁注解中的话，此据《唐宋诗举要》转引），完全是没有懂得此诗。范冲是范祖禹之子，范祖禹是一贯反对新法的人，挟嫌攻击，更不足据。其实王安石这样描写明妃，这样委曲深入地刻画明妃心事，用以突出民族大义，恰恰是可以“正人心，厚风俗”的，在当时是针对施宜生、张元之流而发的，对后人也有教育意义。
《明妃曲二首》体现出王安石注意刻画人物的特点，从描绘人物“意态”，到解剖人物心理，有渲染，有烘托，有细节描写，相当于是把写小说的一些手法用入诗中。而在“用笔布置逆顺”及“章法疏密伸缩裁剪”等方面，则又是把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的技法用来写诗。这样，就使诗歌的艺术手法更加多样化，诗歌的表现能力更强。由于两者结合得较好，故虽以文为诗，而形象性并不因之减弱，此诗末四句以形象来进行议论，即其明证。王安石既以小说手法与古文笔法来写诗，读者也就应以读小说、读古文之法来读它，才能读懂诗。
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年），稼轩以“凭陵上司，缔结同类”的罪名，罢居上饶已经将近三年了。所以词中处处把李之入任，与己之罢闲，双双对照写来，一喜一忧，缠绵悱恻，寄意遥深，感人心肺。
起两句，“蜀道登天，一杯送绣衣行客”。点出李之入蜀与己之送行，双双入题，显得情亲意挚，依依难舍。“登天”虽借用李白诗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其实却暗含此行之艰难；虽是王命，何尝又不是小人的挟嫌排挤，有如远谪？所以他这阕词写的极其沉郁，这开头无异已定下了全词的基调。“一杯”，何其简慢；看似淡语，然而却是至情的无间；流露出君子之交，一杯薄酒足矣。没有华筵歌妓，也没有清客的捧场；只有两个知心的朋友一杯相对，则这“一杯”二字，不仅写出了友情之深，亦且写尽了世态之薄。笔墨之力量如此，则这“一杯”也就不少了。
“绣衣”，是对“提刑”的美称。汉武帝时，派使者衣绣衣巡视天下，操有生杀之大权，称为绣衣直指。李正之提点刑狱公事，也负有司法和监察的任务，所以稼轩也借以称他为“绣衣使者”。
三、四句：“还自叹、中年多病，不堪离别。”点出“中年”，是时稼轩45岁，正是“不惑之年”，大有作为的时候。然而“多病”，这一“病”字，包含就多了，更何况“多病”。稼轩正当中年，而一放就是三年。又正是祖国被侵占的时候，自己又有才能去驱除外侮，却非要闲置如此，内忧外患，不能不“病”。所以他才用“还自叹”三字领起下面两种难堪：已是自己闲置生愁，怎当堪用的同志又遭远调，离开了中央，这一来抗战派淘汰将尽矣。所以这种离别，不止友情，更关系国家的命运，才是最大的痛楚。
五、六两句，按词律要求，是要用律句的对仗格式。他巧妙地安上了诸葛亮的《出师表》和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都是关于蜀的故事。切题已难，而寓意得妙更难。他却举重若轻，正是有一肚子的学问。“还北看惊”者，是还北方的大好河山，沦入异族之手，正应当像诸葛亮请求出师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着一“惊”字，有三层意思：惊山河之破碎；惊投降派的阻挠；以至惭愧得都怕（惊）读诸葛亮的《出师表》了。然而却反其“道”而行之，让李正之去西南的巴蜀“更草相如檄”。据《史记·司马相如传》载：“唐蒙使路通夜郎西僰中，发巴蜀吏卒……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这里着一“更”字，透露出了不出师还北之恨未已，而又要被强迫到西南去镇压人民。恨上加恨，这个“更”字把一个南宋小朝廷的那种对敌和，对己狠的心态暴露无遗。下字非常生动而有力。
七、八两句，“把功名收拾付君侯，如椽笔”。正是双方的小结。自己废置无聊，而李又任非其所。而“把功名收拾付君侯”的，是因为他毕竟还是有土有责的，和稼轩自己只能耕种以自适的“稼轩居士”不同，终究还是可以期望以“功名”的。然而稼轩之所以期望于李的功名，不是铁马金戈，不是临刑的鬼头刀，而是如椽之笔！因为李正之是提刑，他那红笔一勾，是要人命的，虽不能法外开恩，也要慎之又慎。所谓“况钟之笔，三起三落”。在这六年前，稼轩也曾有过“按察之权”，而他当时却向皇帝上过《论盗贼札子》，他就曾非常精辟地说过剿“贼”之害。他说：“民者国之根本，而贪浊之吏迫使为盗，今年剿除，明年扫荡，譬之木焉，日刻月削，不损则折，臣不胜忧国之心，实有私忧过计者。欲望陛下深思致盗之由，讲求弭盗之术，无恃其有平盗之兵也。”用笔，即亦“无恃其有平盗之兵”。能如此，那于国于民也就算是功名了。言来令人欲泪。
过拍起首四句：“儿女泪，君休滴。荆楚路，吾能说”。“儿女泪”是用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诗末二句：“无为在岐路，儿女共沾巾”之意。“能”，这里读去声，宁可的意思。这里是说：与其有作儿女哭泣的时间，倒不如听我说一说你要去的荆楚这一路的风光吧？以此换头，过度到下阕，一荡上阕愁闷的情绪。用“要新诗准备”贯串“庐山色”、“赤壁浪”、“铜堤月”。不过这看似闲情逸趣，何等潇洒。其实这正是上阕的“表”与“檄”的内含。下阕怜南，也正是上阕的思北。“荆楚路”这一带是没有被敌人占领的，如此美景，宜爱宜惜。爱，就要珍重它；惜，就要保护它。特别作为北方的游子，当提到这些南方的美景时，不能不有一些思乡的酸楚夹杂于胸中。总之，只因是一个分为两片的祖国横亘在胸中，所谓“新诗”，当也是长歌之恸。以此相勉，是轻松的调侃，其实正是痛心的变异。以此寄人，不仅见趣，亦且见志。多么委宛而深厚有致。
最后点明时间。李正之是十一月入蜀的，所以他说“正梅花万里雪深时，须相忆！”是彼此双方的互勉，仍以双双作结。
这一段看似白描，似乎没有多少深意。其实如果联系历史背景，是仍然可以感到话外之音的。“正梅花万里雪深”，“梅花”是他们，又是传递消息的暗示。所谓“折梅逢驿使，送与陇头人”。“万里雪深”是写彼此的间隔，也是彼此的处境。所以是地理的，也是心理的。但不论地理的或心理的，造成可以间隔而寂寞的，终归是政治的原因。是投降派对于他们的打击。那么，在这样个废弃与远戍的道路上，他形象地即情即景，用“万里雪深”，彼此的一切，俱足以包之了。而要相互勉励莫相忘并不断传递消息的，那当然是人，所以“须相忆”是彼此的。既是人，又是事。而这人事，正是他们“志”的结集，所“须相忆”者，仍是祖国恢复之大业。因此，这是一场特殊的斗争，即抗战派在被迫流离失所时，仍在呼喊着团结。甚至可以说，通篇都是在告诫着不要忘了抗战的事业。这样分析是有心理依据的。在共同斗争中因失利而不得不分手的战友，临岐执手勉励莫相忘时，他们思想里起作用的第一要素应是斗争失利的耻辱与磨砺以须的豪情。
战友在一起当然比分散开好。他知道，投降派又何尝不知道。以是他们之间的“离别”就成为“不堪”的了。“不堪”二字，伤心之至：已不成军，不堪遣散。通篇都是对于抗战事业的悼念与惋惜。甚至连那一滴儿女泪，也要他收起，这样的心肠，要以江山为念，真正是情深意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