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是《小雅》中篇幅之长仅次于《小雅·正月》和《小雅·楚茨》的一首诗。此诗章法结构非常严谨。这不仅是指它全部五章每章均十四句，且都是标准的四字句；更是指它章节之间内在组织上的精妙。诗内容大致可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两章写合乎礼制的酒宴，第二部分两章写违背礼制的酒宴，两者同以“宾之初筵”一句起头，而所描述的喝酒场面却大相径庭，暴露出理想状态与现实境况的尖锐矛盾。第三部分为末章，是总结性的言辞，连用“不”、“勿”、“无”、“匪”、“矧敢”等表示否定义的词集中凸现否定意蕴。各部分之间起承转合脉络极其分明。第二个印象是诗人的写作技巧非常高明。诗人之意实在“刺”，前两章却用“美”为“刺”作映衬，使丑恶的事物在与美好的事物的对比中更显出其丑恶，欲抑先扬，跌宕有致。而诗人的“刺”即使是在最重要的第三、第四两章中，也并不剑拔弩张，疾言厉色，只是反覆直陈醉酒之态以为警诫，除了烂醉后手舞足蹈的姿势不惜重言之以外，“载号载呶”、“乱我笾豆”、“侧弁之俄”写醉汉吵吵嚷嚷、弄乱东西、衣冠不正，也都抓住了特征。并且，诗人还善于通过“既醉而出，并受其福”之类的委婉语、“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之类的戏谑语，来作“绵里针”式的点染。借形象说话，实招就是高招。当然，并不是说此诗没有正面的说理成分，末章就主要是说理，但毕竟使读者对酗酒的害处深感悚惕的还是那些描写醉态的句子。

　　诗人技巧上的高明之处，在具体的修辞上，也得到充分的表现，除了消极修辞外，积极修辞更是丰富多彩。“左右秩秩”、“举醻逸逸”、“温温其恭”、“威仪反反”、“威仪幡幡”、“屡舞仙仙”、“威仪抑抑”、“威仪怭怭”、“屡舞僛僛”、“屡舞傞傞”，这是叠字修辞格的运用，频度之高，在整部《诗经》中似乎也不多见，那种奇佳的摹态效果，令人叹服。“笾豆有楚，肴核维旅”、“既立之监，又佐之史”，则是非常标准的对偶修辞格。“宾之初筵”、“其未醉止”、“曰既醉止”、“是曰既醉”等句都同章或隔章、邻章重复一次，是重复修辞格，而由其重复所产生的效应则不同。如上文所说“宾之初筵”的重复意在引出对比。但“其未醉止”、“曰既醉止”的重复，则既与从“威仪反反”、“威仪幡幡”到“威仪抑抑”、“威仪怭怭”的递进紧扣，又有“其未醉止”一组重复与“曰既醉止”一组重复的两层对比，从中更可见出结构的精整。而“是曰既醉”的隔章重复，所起作用是将第三、第四这最重要的两章直接串联起来。还有一种《诗经》中经常出现的修辞格——顶针，此诗也有两例，即“以洽百礼”之后接以“百礼即至”，“子孙其湛”之后接以“其湛曰乐”。这两个顶针修辞在同章中仅隔两句，相距很近，也是诗人为加重语气而作的刻意安排。另外，“钟鼓既设，举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张；射夫既同，献尔发功”，这一段又是排比句，且两句一换韵，有很强的节奏感。

　　开得鲜艳的荷花预示着吉祥，笔直的立在水面上。一支孤茎引出一抹绿，两朵花共同分开两抹红。荷花秀丽的颜色仿佛歌女的容貌，馥郁的香气如舞衣下的微风。这两朵莲花必然会互相思念，况且他们的心是在一起的。

　　首联展现荷花动态之美，颔联为荷花着色，颈联与人作比，极写荷花的色、味，尾联是点睛之笔，揭示主旨，表达两心相悦的情感。

　　《子虚赋》八个自然段，可分为三部分。前三段写云梦泽的地理风貌和自然富有，中间四段写楚王游猎云梦之乐，最后一段写乌有先生对子虚的批判，归结讽谏主题。前两个部分列述奢侈淫游的种种表现，后一部分揭示淫逸奢侈的危害。

　　此赋对人物的设定及所表现的感情的特质方面，同此前的作品相比，有明显的不同。在屈原的《离骚》和《九章》中，作者都是直接抒情，贾谊的《吊屈原赋》也基本如此。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通过假设问对的方式展开，作品中出现楚王和宋玉两个人物。枚乘的《七发》假托于楚太子与吴客，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通过假设的人物实现，而其情感特征仍属于个体的性质，即作品中的“宋玉”、“吴客”个人的认识或感受。子虚、乌有的对话则不然。这里固然是两个单体的人在谈话，但这两个人物所承载的身份、意义却已不同。子虚以使臣的角色出现，其所陈述的内容，所表达的感受，既是他个人的，同时也与他使臣的身份、使命有直接的关系。他的荣辱之感已同楚国的荣辱紧密联系在一起。作品中的乌有先生是齐人。虽然他没有维护齐或代表齐之利益的使命、职责，但谈话间却无不为齐争辩。他在夸耀齐之广大以后说：“然齐在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先生又见客，是以王辞不复。何为无以应哉？”这就不是以朋友的或个人的口吻谈话，而是在批评子虚的同时，也于言谈间维护齐的威望。作品中的人物已不是单体的个人，他们承载起了群体的感受与意识。这一变化对《两都赋》和《二京赋》的人物设定都有深刻的影响。

　　同时，作品内容的展开和人物对话中的冲突，更深刻地展现出不同时代、不同人群间的思想冲突，通过子虚、乌有二人的对话，表现出两种不同的使命意识。

　　作品开篇便揭示子虚的身份：他是楚的使臣，出使于齐，受到齐王的热情接待：“悉发境内之士，备车骑之众，与使者出田。”畋猎毕，子虚“过诧乌有先生”。二人思想观念的差异也随之展开。《史记集解》引郭璞曰：“诧，夸也。”子虚拜访乌有先生，本出于炫耀的动机，此后，其所谈的内容与这一动机正相合。

　　在诸侯分立的时代，诸侯交际、聘问的历史上确实存在各式各样的明争暗斗，使臣与出使国君臣彬彬有礼的交往中存在着对荣誉、利益的挑战和维护。同时，使臣是否受到尊重及在何等程度上的尊重，则是两个诸侯国间关系的直接表现。晋赵孟出聘郑，受到特殊的礼遇，不取决于晋郑的友好，而在于郑对晋的依附，在于赵孟执掌晋之政柄，加之以他个人的君子风范和人格魅力。

　　与之相反的，则是诸侯与使臣交往中一些隐藏在温文尔雅外衣下的明争暗斗。

　　前代诸侯间的争斗与不快，正是子虚在出使中显得极为敏感的原因。在《子虚赋》中，大国诸侯恃强凌弱，妄自尊大的强国心理，对使臣的使命意识构成威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这是古代使臣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而不辱君命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情况和形式，特别是大国之间，既要完成出使任务，还要在应对间，宣扬国之长或优势，显示其国力，扬威诸侯。这是贯穿于子虚滔滔宏论中的潜台词，也是构成《子虚赋》中第一个波澜的主色调。

　　乌有先生对子虚的回答中不免有为尊者讳，有维护齐之威望的嫌疑。他认为，齐王“悉发境内之士”的畋猎，完全是出于对使臣的热情，“以娱左右也，何名为夸哉！”否定齐王有炫耀之意。至于说询问楚的情况，在他看来，也是极其友好的表示：“问楚地之有无者，愿闻大国之风烈，先生之余论也。”都是出于好意。反倒是子虚过于敏感，将友好的接待误解为比权量力的明争暗斗。乌有先生进而指出，子虚的谈话使自己陷入两难的境地：“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恶；无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恶而伤私义，二者无一可。”如果他所说属实，那就玷污了使臣的使命，不仅没能张显楚王的德，反而暴露了楚王贪图淫乐奢侈的缺点。如果他仅仅出于虚荣心而说了谎话，则表明他缺乏诚信，人品操守有亏，作为使臣来说，也是不称职的。

　　孔子云：“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乌有的言论中不曾涉及前代文献记载，然而，在作者运用的文学语言中已经浸透了前代思想滋养。他们二人之间的言论中表现出两种不同的使臣意识，表现出对国家之美的两种不同理解。他们的言论中也表现出两个文学人物间的差异：子虚是一个徒逞一时之快的思想浅薄的人。乌有先生则是诸侯对立时期的贤士的形象。两个形象的差异和他们言论的交锋构成了《子虚赋》中文脉的波澜。

　　这篇文章通过对养马和售马的讨论来说明一个道理，名为“说骥”，实为借“骥”说人，阐明“宝与常所在遇也”的道理，同时也抒发了因伯乐难遇而常导致人才埋没的感叹。全文语言精练，运用对比和铺陈排比，显得很有气势与说服力。

　　文章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前一部分重在叙事，叙述了得马、售马、相马，善养马和果得良马的始末。后一部分是议论，围绕一个中心，即“宝与常在所遇耳”。虽有良马，但未遇识者时，则以常马畜之，不知其举足腾跃乃踏云之举，反而以为是要踢人，动辄鞭打，如此待之，“何宝之有？”而以慧眼识之，并以宝马畜之，方得良骥。其关键在于一要遇识，二要善待。这跟韩愈在《杂说》（其四）中所阐述的观点是一致的：“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没有伯乐，千里马也是同平常马一样而已。文章在最后结穴处画龙点睛地说道：“马之德也，存乎形者也，可以目取，然犹为之若此。矧德蕴乎心者乎？“良与不良，”存乎形“，”可以目取“的马，尚且如此不易为人所识，况且是美德和才智蕴藏于内心的人，那就更难以为人所识了。

　　文章是议论是有感而发的。这篇文章是寄托作者才高运厄、怀才不遇的愤懑不平之情的。当然文章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它对于埋没和摧残人才的封建制度所进行的有力抨击，则具有更加广泛深刻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写作特色上，这篇文章有以下几个特色。首先是对比手法的成功运用。作者将对于良马以常马待之的情景与以良马待之的情景相对比，还将识者的慧目与不识者的常目进行对比，有力地深化了“宝与常在所遇耳”的主题。其次是铺陈排比，颇有赋体文风。铺陈排比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和服人以理的力量。后半部分大体上采用了赋体文所常用的主客问答的形式，显豁又透彻地申述了题旨。最后一点就是语言简洁凝练，生动传神。无论是叙述性文字，还是议论性文字，都十分省净、简洁。篇无冗句，句无余字，堪称着墨不多而尽得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