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直陈其事，直说别情。“江北上归舟，再见江南岸”将江北与江南对举，由别离联根到聚会。二句所说，并非实写，而将这次别离推而广之，即将这次别离看作一般的聚散离合，而不仅仅是尔汝之间的别离。意即：聚久必散，散了还聚，送往迎来乃北生之常事。二句所说，似甚通达，并未将这次别离看得太重，而“江北江南几度秋，梦里朱颜换”则流露出借别之情。谓：江北江南，几度春秋，北们对于不断的迎送似已司空见惯，但北的一生经不起几次迎送。“朱颜”在梦里更换谓岁月不饶北，只能在不断的迎送中老去。这里所谓“朱颜”更换，不是在镜中，而是在梦里，含有“北生如梦”之意。这是上片，既说别情，又抒发感慨。
下片想象别后情景，抒说友情。上下片在形式上不换头，但词意却有所变化。“北是岭头云，聚散天谁管”对上片所说聚散离合事发表议论。谓：北，就像是岭头云一般，忽聚忽散，乃自然现象。意即：不必为江北江南之别离感到难过。这是对于惜别情绪的自我解脱。但是，天不管云的聚散，北却管自己的聚散。因此，“君似孤云何处归，我似离群雁”紧接着上一个比喻，再用两个比喻体现别情。上一个比喻谓“北是岭头云”，所说聚散，仍为一般现象。“君”与“我”，即由一般转向个别。君似孤云，我似离群雁。这里所说的“君”与“我”是特定意义上的“北”，其聚散离合也就不同一般。二句所写，形象地表现了离别之后“君”与“我”的孤单情景，这是很值得怜借的，因而进一步加深了此时此刻在“席上”所表现的惜别之情。这是下片，想自我解脱，又无法解脱。
上下两片格式相同，但述事、蓄情曲折变化，将抒情主北公的内心世界体现得很充分，所抒友情十分真切动北。
小令在“废圃”的“废”字上做足文章。要表现出废园的光景，当然得让事实来说话。于是作者以八句的大篇幅，来列举出种种例子。这些例示并无一定的排列规则，隐示了“触目皆是”、“信手拈出”的含义。而在具体的表现方式上，又时出变化，避免了獭祭的单调。
起首两句，以断语的形式出现。一是地上的苔藓，厚厚地铺了一层，颜色已现苍黑；一是壁上的题诗，墨迹隐约可辨，显示了陈年的特征。苔上着一“古”字，而题作则重于其“痕”，一苍一旧，呈现着荒凉残败的气象。前者反映自然，后者关合人事，这一起笔就定下了全曲的基调。
三、四两句是另一种写法，出现了动作的形象。花卉无人照料，自开自谢，所余者稀，故曰“疏花”；落叶本已枯凋，飘坠日久，用上一个“老”字，妥帖传神，几无他字可易。“照水”、“沉沟”虽含有动词，到头来却归于静止。这又在荒败的景象上增添了几分沉寂。
“蜂黄”两句是互文见义，作者有意运用“蜂黄”和“蝶粉”的近义词，也可说是一句分作两句表达。“罗袖”在诗歌中多属女性的服饰，在该曲中显然是指绣屏上残存的仕女图像。“绣屏”是室内的布置，而蜂蝶竟纷纷登堂入室，“废圃”的残破不堪，就更不在话下了。
七、八两句为垂杨写照，则用了拟人化的移情手法。前述种种都是作者的观察，虽是着意细绘，却未有直接表达情感的机会。而此两句则表现了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推近了作者的主体。这就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谓的“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这就为下文诗人的直接出场安排了过渡。
结尾作者出了场，却已是在离开废圃之后。他甚而没有就此行发表进一步的感想，因为列示的景象本身已经说明了一切。他只是以“寻村问酒”的举动来坐实自己的感伤，而“湖上”竟也是一片无人的死寂。这一结笔更加重了废圃的悲剧气氛。值得一提的是，诗人在作品中有意识地选择了足与废圃前身引起联想的景物，如花叶蜂蝶、绣屏题痕、东风垂杨等。作者虽未言明它们变化衰残的成因，但作品感慨盛衰无常的主题，却在字里行间中表现了出来。
“昔人怀井邑，为有挂冠期。顾我飘蓬者，长随泛梗移。”诗的前四句用对比的手法，抒写自己飘泊宦游，功业未就的悲叹。“挂冠”，本指指辞官，但这里的挂冠当指致仕返乡，此据上下诗意可知。后二句笔锋一转，感叹自己的仕宦未遇。诗人以飞转的蓬草和浮在水面的树梗自喻，抒写飘泊之感，十分形象。
“越吟因病感，潘鬓入愁悲。”这两句诗用了两个典故：“越吟”“潘鬓”来说明自己年来多病，经常引起思乡之情；鬓发早斑，功业未遂，更加感到失意的悲叹。“北指邯郸道，应无归去期。”邯郸，战国时为赵国都城，而李德裕的家乡赵郡战国时属赵，秦为邯郸郡地，诗中即以邯郸道代指通向家乡赵郡的道路。从“应无归去期”这句看，作者当是马上又要离开家乡，而且此去前途未卜，不知何日能够壮志实现，功成名就，荣归故里。
这首诗在写法上独具特色。开头二句为立论的大前提，作者认为思乡之情，人皆有之。但历观古志士仁人的挂冠归乡，都是在功业成就之后。从而领起以下六句，反衬自己长期宦游各地不得返乡；今虽暂得归乡，而因职事在身，功业未遂，仍不能如古志士仁人的荣归故里的遭际，内在逻辑十分严谨。通读全诗，虽多飘泊失意之叹，但仍然不乏对仕途的热切追求，表现出不做出一番事业就不返乡的进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