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纪行赋。此赋作者对滟滪堆提出了不同于世人的独特见解,解释了滟滪堆有功于人的原因,阐发了世事“有以安而生变,亦有以用危而求安”的道理,显示了哲学家、政治家的眼光。全赋行文层层深入,句式灵活,少用典故,语言平易而生动,气势恢宏而急缓有致,体现了作者青年时代的文风。
这篇赋写得很有特色。赋前有一篇小序。一般这种性质的小序,都会交代写作的缘起,但苏轼为文,颇为不拘常格。他直接从议论入手,提出自己的观点:“世以瞿塘峡口灩滪堆为天下之至险,凡覆舟者,皆归咎於此石。以余观之,盖有功於斯人者。”然后说明“有功斯人”的原因。序中的内容与赋的意思基本一致,内容几乎是重复的。序是平直的表白,赋是华彩的铺张。
此赋共分三段,行文层层深入。第一段,先从大处落笔,讨论水的特点。“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水有质而无形,其千变万化,掀腾勃怒,使“万夫不敢前”,而水是至信的,是有规律的,只有懂得它的规律,才能使它“宛然听命,惟圣人之所使。”在这段里,作者认为水有这么几个特点:水是“天下之至信者”,是世间万物中最讲信用、最守常规的;水可以测量,但它“不自为形”,自己没有自己的形态,而是“因物以赋形”,它的形态随着承受它的量具的变化而变化,这种观点很显然来自道家;因为这个原因,水虽然千变万化,但又有常规可循,言外之意,你不能把握水,但你可以把握盛水的单位。接着,作者来了一个总结:当水腾跃发怒的时候,即使是万夫也不敢到它前面去,但遇到像大禹那样掌握了它的规律的圣人,它又显得极为驯服。在此基础上,作者引出他要讨论的中心——崔嵬的滟滪堆存在的价值。
第二段是此赋的重心。作者先极力地描写蜀江的浩瀚,蜀江在作者的笔下如同楚天风雨,挟势而来,锐不可当,骄逞恣肆。江水在入峡谷之前,一路狂奔,都没有遇到阻隔,弥漫浩瀚,横流奔放在广阔的平原上。当它到达逼仄狭窄的峡口,猛遇障碍,不可一世的它显得极为暴怒,于是使出浑身解数与之争斗,结果却失败了。于是,精疲力竭的蜀江认识到自己力量的有限,一改骄狂的态势,“安行而不敢怒”,滔滔汩汩地流入了峡口。作者以如椽之笔,寥寥数语,写出了蜀江的气势:“蜀江会百水而至于夔,弥漫浩汗,横放于大野。”“蜀江远来兮,浩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尝龃龉兮,其意骄逞而不可摧。”又用巧妙的比喻,写出蜀江与滟滪堆之战:“而战乎滟滪堆之下,喧豗震掉,尽力以与石斗,勃乎若万骑之西来。忽孤城之当道,钩援临冲,毕至于其下兮,城坚而不可取。矢尽剑折兮,迤逦循城而东去。”奔腾而来,骄不可摧的蜀江终被灩滪堆驯服,最终“滔滔汩汩,相与入峡,安行而不敢怒”。蜀江水流崄悍可畏,幸而有滟滪堆,减缓流速。这就是滟滪堆的功劳所在。
第三段是作者的结语,从对蜀江遇峡的观察中,他感悟出了“有以安而生变”“有以用危而求安”的人生哲理。并且说,倘若领会了这个意思,并将其推广运用,也就可以了解事物的必然规律。这是在告诉读者,同时也是在告诫自己。“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变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得吾说而推之兮,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在这里,作者将世间万物的运行分为两种:一种原来一直是平稳的,但运行发生突变;另一种,开始行进在风险中,越过这样的风险以后走向了安宁。就如人生,有人一帆风顺地起来,体会不到世态的险恶,倘若忽然遇到波浪,那么,人生将会发生极大的扭曲和转折,这样的扭曲和转折对于毫无准备的人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而有的人,一路坎坷,他却不逃避,不退缩,披荆斩棘,一直向前,终会走上坦途。
苏轼为文,继承了先秦诸子中庄子的特色。气势恢弘,如同长江大河般雄浑壮阔。此篇对于他来说虽是小文,但也具备这样的特点。小序中的“弥漫浩汗,横放于大野”,只此一句,便令人想见蜀江的宽阔和浩大。正文中的“蜀江远来兮,浩漫漫之平沙”也有同样的效果。
苏轼无论是为文还是作诗,都善于运用比喻和拟人。在此赋中,“宛然听命,惟圣人之所使兮”,“行千里而未尝龃龉兮,其意骄逞而不可摧”,就是用了拟人。前一句写水能像人一样听命,表现出其柔顺的一面;后一句更是将水比作一个骄横狂暴的得志之士,联系后文的人生哲理来看,极为贴切形象。而这篇赋中写得最好的,就是江水与岩石的搏斗几句,作者更是将这种手法用到了极致。他将这场争斗生动地比作是一场战争。说江水西来,如同不可阻遏的“万骑”,碰到滟滪堆,就像遇到了个座当道的孤城;于是,拿出“钩援”“临冲”这样的攻城工具,舍命攻取,但这座城却太过坚固,最后“万骑”的弓箭也用光了,利剑也断折了,结果自然是以失败而告终。用写战争的语句来表现这场水与石的战斗,写得极为酣畅淋漓,极具表现力和震撼力。
这篇文章语言平易,少用典故,融议论于写景,使说理形象化,是其艺术上的重要特点。虽然历来不受重视,但无论是其立意,还是其写法,都有值得后人深思和学习之处。
公元809年(元和四年),他接到家庭世交、时任京兆尹的许孟容的来信。“得罪五年,未尝有故旧大臣以书见及者”,所以他欢欣鼓舞,随即给他回了一封千余字的长信。信的结尾,切盼许孟容设法改变他的处境,竟是满纸乞怜之词。接着他又给萧俛、李建、裴埙、顾十郞等故旧写信求援,也是毫无结果。此外,柳宗元还在《零陵赠李卿元侍御简吴武陵》一诗中用“惜无协律者,窈眇弦吾诗”,发出嘤嘤求友求援之声。
读者对于典故的理解,万不可过于拘泥。正如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一样,典故的含义跟诗人表达的思想感情更是不可能完全粘合无间。郦食其为刘邦出谋献策,使刘邦的势力由小到大,不断发展,那他就是帮了刘邦的大忙。柳宗元认为自己参加永贞革新,其事业是正义的,却反遭贬斥;他要求重返长安,“利安元元”,其要求也是正当的。然而,他在长达十年的贬谪生活中,一直没有遇到给他以援手的朋友,所以,尽管在他举诏赴京时有那么故旧亲朋为他送行,他还是感到“可怜寂寞到长亭”。
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在经过长达十年之久的贬抑之后,柳宗元清醒地意识到: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得到朝廷重任,没有志同道合的朋友的援手简直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在本应十分高兴的时候,反而一夜无眠,感到料峭的春寒包围着他,充溢于整个馆驿。
再回头看看“独醒”二字,读者不能不佩服诗人运笔之妙。诗人决不是“离觞不醉”,这首诗也绝不是伤别离的,诗人的醒,是对于复杂的政治斗争的清醒认识,是对于自己前途充满忧虑的清醒认识。
柳诗较少用典,这首诗虽不是古典诗词用典精当的范例,但却使诗歌的意境更加深邃,内涵更加丰富,给读者以无限的遐思。
此诗前二句写诗人在七月七日晚上仰望天空,遥想牛郎织女在天上相会的美好情景:织女已经过河,并且走出凤幄,分开障扇,与牛郎相会;乌鹊完成填河铺桥的任务之后,全都撤回去了。诗人不由得联想到自己爱妻早亡,唯有自己独留人间,再也无法与她相会,于是诗人在后两句中发出沉痛的感叹,渴望能像牛郎织女那样每年与亡妻相会一次。其中,第三句的“争将”一词写出与亡妻天人阻隔、阴阳渺茫的极致哀叹,显现人间死别反不如天上一年一度之相会,明显地表达出悼亡之情。
全诗想象丰富,从天上想到地下,从牛郎织女想到自己的爱情生活,语言精美,感情深厚,借景抒怀,诗意在诗人的想象中奔驰,充分表现了诗人悼念亡妻的悲痛心情。
开头两句写年复一年,眼见秋花凋落,春花盛开,自己却劳碌奔波,在马背上度过。今天又见春风送暖,不知不觉中,春天已悄然来临。目睹这美好的春景,诗人却百感交集,思绪万千,感叹人生如梦如醉,流年似水,岁月也正在悄然逝去。一种急于盼望为国建功立业的感情溢于言表。
“短发”两句,感叹岁月无情,人生易老。诗人长期离开家乡,宦游在外,倏忽间,已到五十岁上下,头发已经稀疏变白,苍白衰老的容颜也只能借助酒力才泛出一点红润。古人不剪短头发,“短发”的“短”在这里是少的意思。头发稀疏,所以只能“轻梳”,头发本不多,又千缕皆白,至于诗人是怎样为国为民鞠躬尽瘁,辛苦操劳,以致身心憔悴而早衰的情形,也就可见一斑了。
以上四句充分表现了诗人忠于职守、勤于国事,多年为民奔走效力的情况;后面四句则表现了作者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不谋私利,赤心报国的高风亮节。
“离家”二句紧承前面的内容而发,说明“离家”的目的正是为了“报国”,然而离家多年却寸功未建,又深感羞惭。于谦24岁中进士,刚三十岁时,就到江西处理积案,释放了很多被冤枉判罪的百姓。从明宣宗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到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即诗人三十三岁到五十一岁期间,他又做了长达十八年之久的山西、河南巡抚。“离家自是寻常事。”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更何况诗人的感情又是那样的丰富细腻,目睹异乡的春日美景,他又怎能不想念故乡,产生惆怅之情呢?但好男儿志在四方,要想为国有所作为,离乡的悲愁也只能是“寻常事”了。“报国惭无尺寸功”,这固然是作者的自谦之辞,却又表现出他严于律己的人生态度。其实,多年来,作者又何尝“无尺寸功”。他辛苦劳碌,关怀百姓疾苦。灾年里,他下令打开官仓救济灾民。他为到处流浪没饭吃的百姓痛心,为严冬里还穿着破旧单衣的儿童难过。他希望引来天上的银河水灌溉人间的土地,还让老百姓到他的衙门里去控告贪官污吏。在民不聊生的黑暗社会里,他像冬夜里的火把,给人们带来了温暖,所以老百姓称他为“于青天”。这两句话,实际上正是衰颜白发的诗人壮心不已,深感时光易逝,而急切盼望为国建功的心情的剖白,这正像屈原所说的:“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萧涩”两句,诗人请求不要笑他多年为官而囊中空空,表明他只有报效祖国的长剑一柄,倚青空而立。尽管诗人多年位居高官,却一生清白自守,两袖清风,行囊羞涩。以至于这位始终保持高风亮节,“只留清白在人间”的民族英雄遇害时,朝廷派人去抄他的家,也只发现他“家无余资,萧然仅书籍耳。”这在当时贿赂成风的黑暗官场里,难得可贵。那独倚青空的耿耿长剑,正是忧国忧民,顶天立地的诗人胸中的赤胆忠心和凌云壮志的象征。
这首诗平仄协调,颔、颈两联对仗工稳,语言清新自然,明白如话,风格浑然淳厚,质朴刚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