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纪行赋。此赋作者对滟滪堆提出了不同于世人的独特见解，解释了滟滪堆有功于人的原因，阐发了世事“有以安而生变，亦有以用危而求安”的道理，显示了哲学家、政治家的眼光。全赋行文层层深入，句式灵活，少用典故，语言平易而生动，气势恢宏而急缓有致，体现了作者青年时代的文风。
这篇赋写得很有特色。赋前有一篇小序。一般这种性质的小序，都会交代写作的缘起，但苏轼为文，颇为不拘常格。他直接从议论入手，提出自己的观点：“世以瞿塘峡口灩滪堆为天下之至险，凡覆舟者，皆归咎於此石。以余观之，盖有功於斯人者。”然后说明“有功斯人”的原因。序中的内容与赋的意思基本一致，内容几乎是重复的。序是平直的表白，赋是华彩的铺张。
此赋共分三段，行文层层深入。第一段，先从大处落笔，讨论水的特点。“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水有质而无形，其千变万化，掀腾勃怒，使“万夫不敢前”，而水是至信的，是有规律的，只有懂得它的规律，才能使它“宛然听命，惟圣人之所使。”在这段里，作者认为水有这么几个特点：水是“天下之至信者”，是世间万物中最讲信用、最守常规的；水可以测量，但它“不自为形”，自己没有自己的形态，而是“因物以赋形”，它的形态随着承受它的量具的变化而变化，这种观点很显然来自道家；因为这个原因，水虽然千变万化，但又有常规可循，言外之意，你不能把握水，但你可以把握盛水的单位。接着，作者来了一个总结：当水腾跃发怒的时候，即使是万夫也不敢到它前面去，但遇到像大禹那样掌握了它的规律的圣人，它又显得极为驯服。在此基础上，作者引出他要讨论的中心——崔嵬的滟滪堆存在的价值。
第二段是此赋的重心。作者先极力地描写蜀江的浩瀚，蜀江在作者的笔下如同楚天风雨，挟势而来，锐不可当，骄逞恣肆。江水在入峡谷之前，一路狂奔，都没有遇到阻隔，弥漫浩瀚，横流奔放在广阔的平原上。当它到达逼仄狭窄的峡口，猛遇障碍，不可一世的它显得极为暴怒，于是使出浑身解数与之争斗，结果却失败了。于是，精疲力竭的蜀江认识到自己力量的有限，一改骄狂的态势，“安行而不敢怒”，滔滔汩汩地流入了峡口。作者以如椽之笔，寥寥数语，写出了蜀江的气势：“蜀江会百水而至于夔，弥漫浩汗，横放于大野。”“蜀江远来兮，浩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尝龃龉兮，其意骄逞而不可摧。”又用巧妙的比喻，写出蜀江与滟滪堆之战：“而战乎滟滪堆之下，喧豗震掉，尽力以与石斗，勃乎若万骑之西来。忽孤城之当道，钩援临冲，毕至于其下兮，城坚而不可取。矢尽剑折兮，迤逦循城而东去。”奔腾而来，骄不可摧的蜀江终被灩滪堆驯服，最终“滔滔汩汩，相与入峡，安行而不敢怒”。蜀江水流崄悍可畏，幸而有滟滪堆，减缓流速。这就是滟滪堆的功劳所在。
第三段是作者的结语，从对蜀江遇峡的观察中，他感悟出了“有以安而生变”“有以用危而求安”的人生哲理。并且说，倘若领会了这个意思，并将其推广运用，也就可以了解事物的必然规律。这是在告诉读者，同时也是在告诫自己。“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变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得吾说而推之兮，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在这里，作者将世间万物的运行分为两种：一种原来一直是平稳的，但运行发生突变；另一种，开始行进在风险中，越过这样的风险以后走向了安宁。就如人生，有人一帆风顺地起来，体会不到世态的险恶，倘若忽然遇到波浪，那么，人生将会发生极大的扭曲和转折，这样的扭曲和转折对于毫无准备的人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而有的人，一路坎坷，他却不逃避，不退缩，披荆斩棘，一直向前，终会走上坦途。
苏轼为文，继承了先秦诸子中庄子的特色。气势恢弘，如同长江大河般雄浑壮阔。此篇对于他来说虽是小文，但也具备这样的特点。小序中的“弥漫浩汗，横放于大野”，只此一句，便令人想见蜀江的宽阔和浩大。正文中的“蜀江远来兮，浩漫漫之平沙”也有同样的效果。
苏轼无论是为文还是作诗，都善于运用比喻和拟人。在此赋中，“宛然听命，惟圣人之所使兮”，“行千里而未尝龃龉兮，其意骄逞而不可摧”，就是用了拟人。前一句写水能像人一样听命，表现出其柔顺的一面；后一句更是将水比作一个骄横狂暴的得志之士，联系后文的人生哲理来看，极为贴切形象。而这篇赋中写得最好的，就是江水与岩石的搏斗几句，作者更是将这种手法用到了极致。他将这场争斗生动地比作是一场战争。说江水西来，如同不可阻遏的“万骑”，碰到滟滪堆，就像遇到了个座当道的孤城；于是，拿出“钩援”“临冲”这样的攻城工具，舍命攻取，但这座城却太过坚固，最后“万骑”的弓箭也用光了，利剑也断折了，结果自然是以失败而告终。用写战争的语句来表现这场水与石的战斗，写得极为酣畅淋漓，极具表现力和震撼力。
这篇文章语言平易，少用典故，融议论于写景，使说理形象化，是其艺术上的重要特点。虽然历来不受重视，但无论是其立意，还是其写法，都有值得后人深思和学习之处。
公元809年（元和四年），他接到家庭世交、时任京兆尹的许孟容的来信。“得罪五年，未尝有故旧大臣以书见及者”，所以他欢欣鼓舞，随即给他回了一封千余字的长信。信的结尾，切盼许孟容设法改变他的处境，竟是满纸乞怜之词。接着他又给萧俛、李建、裴埙、顾十郞等故旧写信求援，也是毫无结果。此外，柳宗元还在《零陵赠李卿元侍御简吴武陵》一诗中用“惜无协律者，窈眇弦吾诗”，发出嘤嘤求友求援之声。
读者对于典故的理解，万不可过于拘泥。正如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一样，典故的含义跟诗人表达的思想感情更是不可能完全粘合无间。郦食其为刘邦出谋献策，使刘邦的势力由小到大，不断发展，那他就是帮了刘邦的大忙。柳宗元认为自己参加永贞革新，其事业是正义的，却反遭贬斥；他要求重返长安，“利安元元”，其要求也是正当的。然而，他在长达十年的贬谪生活中，一直没有遇到给他以援手的朋友，所以，尽管在他举诏赴京时有那么故旧亲朋为他送行，他还是感到“可怜寂寞到长亭”。
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在经过长达十年之久的贬抑之后，柳宗元清醒地意识到：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得到朝廷重任，没有志同道合的朋友的援手简直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在本应十分高兴的时候，反而一夜无眠，感到料峭的春寒包围着他，充溢于整个馆驿。
再回头看看“独醒”二字，读者不能不佩服诗人运笔之妙。诗人决不是“离觞不醉”，这首诗也绝不是伤别离的，诗人的醒，是对于复杂的政治斗争的清醒认识，是对于自己前途充满忧虑的清醒认识。
柳诗较少用典，这首诗虽不是古典诗词用典精当的范例，但却使诗歌的意境更加深邃，内涵更加丰富，给读者以无限的遐思。
此诗前二句写诗人在七月七日晚上仰望天空，遥想牛郎织女在天上相会的美好情景：织女已经过河，并且走出凤幄，分开障扇，与牛郎相会；乌鹊完成填河铺桥的任务之后，全都撤回去了。诗人不由得联想到自己爱妻早亡，唯有自己独留人间，再也无法与她相会，于是诗人在后两句中发出沉痛的感叹，渴望能像牛郎织女那样每年与亡妻相会一次。其中，第三句的“争将”一词写出与亡妻天人阻隔、阴阳渺茫的极致哀叹，显现人间死别反不如天上一年一度之相会，明显地表达出悼亡之情。
全诗想象丰富，从天上想到地下，从牛郎织女想到自己的爱情生活，语言精美，感情深厚，借景抒怀，诗意在诗人的想象中奔驰，充分表现了诗人悼念亡妻的悲痛心情。
开头两句写年复一年，眼见秋花凋落，春花盛开，自己却劳碌奔波，在马背上度过。今天又见春风送暖，不知不觉中，春天已悄然来临。目睹这美好的春景，诗人却百感交集，思绪万千，感叹人生如梦如醉，流年似水，岁月也正在悄然逝去。一种急于盼望为国建功立业的感情溢于言表。
“短发”两句，感叹岁月无情，人生易老。诗人长期离开家乡，宦游在外，倏忽间，已到五十岁上下，头发已经稀疏变白，苍白衰老的容颜也只能借助酒力才泛出一点红润。古人不剪短头发，“短发”的“短”在这里是少的意思。头发稀疏，所以只能“轻梳”，头发本不多，又千缕皆白，至于诗人是怎样为国为民鞠躬尽瘁，辛苦操劳，以致身心憔悴而早衰的情形，也就可见一斑了。
以上四句充分表现了诗人忠于职守、勤于国事，多年为民奔走效力的情况；后面四句则表现了作者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不谋私利，赤心报国的高风亮节。
“离家”二句紧承前面的内容而发，说明“离家”的目的正是为了“报国”，然而离家多年却寸功未建，又深感羞惭。于谦24岁中进士，刚三十岁时，就到江西处理积案，释放了很多被冤枉判罪的百姓。从明宣宗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到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即诗人三十三岁到五十一岁期间，他又做了长达十八年之久的山西、河南巡抚。“离家自是寻常事。”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更何况诗人的感情又是那样的丰富细腻，目睹异乡的春日美景，他又怎能不想念故乡，产生惆怅之情呢？但好男儿志在四方，要想为国有所作为，离乡的悲愁也只能是“寻常事”了。“报国惭无尺寸功”，这固然是作者的自谦之辞，却又表现出他严于律己的人生态度。其实，多年来，作者又何尝“无尺寸功”。他辛苦劳碌，关怀百姓疾苦。灾年里，他下令打开官仓救济灾民。他为到处流浪没饭吃的百姓痛心，为严冬里还穿着破旧单衣的儿童难过。他希望引来天上的银河水灌溉人间的土地，还让老百姓到他的衙门里去控告贪官污吏。在民不聊生的黑暗社会里，他像冬夜里的火把，给人们带来了温暖，所以老百姓称他为“于青天”。这两句话，实际上正是衰颜白发的诗人壮心不已，深感时光易逝，而急切盼望为国建功的心情的剖白，这正像屈原所说的：“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萧涩”两句，诗人请求不要笑他多年为官而囊中空空，表明他只有报效祖国的长剑一柄，倚青空而立。尽管诗人多年位居高官，却一生清白自守，两袖清风，行囊羞涩。以至于这位始终保持高风亮节，“只留清白在人间”的民族英雄遇害时，朝廷派人去抄他的家，也只发现他“家无余资，萧然仅书籍耳。”这在当时贿赂成风的黑暗官场里，难得可贵。那独倚青空的耿耿长剑，正是忧国忧民，顶天立地的诗人胸中的赤胆忠心和凌云壮志的象征。
这首诗平仄协调，颔、颈两联对仗工稳，语言清新自然，明白如话，风格浑然淳厚，质朴刚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