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杜陵，地名，即汉宣帝陵，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的少陵原上。白居易这首新乐府诗的主角是一位家住在长安市郊的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世世代代以种地为业，守着一顷多的薄田，过着衣食不继的日子。中国文人的诗歌中，少不了风花雪月，也有的是闲情雅致，但是有意识地不但以农民作为作品的主人公，而且真正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为他们鸣冤叫屈、打抱不平的作品，还是不多见的。在这一点上，白居易可以说是做得非常突出的一位了。他所以能够在诗歌中大声疾呼地为民请命，并不是想在题材上猎奇出新，而是源于他对朝廷政治前景和国计民生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作者一再把视角投向生活在最底层的群众，他们的生活过得十分悲惨，而且向来是无人过问的。这位不知姓甚名谁的杜陵叟处在水深火热的困境中而不能自拔。
“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三月无雨，并不是指的农历三月整整一个月不下雨，而是说从808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连续三个月没有下雪和下雨。据史料记载，这一年直到闰三月才下了一场像样的雨，为此，白居易还专门写了一首《贺雨》诗表达他当时喜悦的心情。在靠天吃饭的日子里，长安市郊的“杜陵叟”去年秋天辛辛苦苦播下的冬小麦，从下种到返青就没有一滴雨水的滋润，结果还没有到秀穗的时候大多已经干黄枯死了。夏粮既然没有收成，只有指望秋粮了，可是农民们万万没有想到，秋天九月一场早来的霜降，却使得“杜陵叟”可怜的愿望又一次成为了泡影，地里的秋庄稼还没有成熟就都被冻死而干枯了。两季粮食几乎颗粒无收，这就是白居易在序中所交待的“农夫之困”，也是“天灾之困”。
“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长吏，泛指上级长官，这里是指的杜陵所在地的地方官。考课，指古代考查官员政绩的好坏，以此作为升降的标准。原来这位地方官大人明知手下的“农夫”受了天灾，却不向上方报告灾情，而是愈发加紧横征暴敛，强行收取租税。他要造成一个“大灾之年不减税收”的政绩，以取悦上方，给朝廷留下一个称职的印象，为他以后的加官晋爵打下基础。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这两句诗是说，“杜陵叟”在大荒之年，遇上这样不顾百姓死活的“长吏”，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理，只好忍痛把家中仅有的几棵桑树典当出去，可是仍然不够缴纳“官租”，迫不得已，再把赖以为生的土地卖了来纳税完粮。可是桑树典了，“薄田”卖了，到时候连“男耕女织”的本钱都没有，第二年的生计也没有办法了。这种来自“长吏”的人祸，让“农夫之困”愈发雪上加霜。
看到“杜陵叟”面对的“人祸之困”比“天灾之困”更加无情、更加残酷时，白居易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了。本来从诗歌的一开始，他是以第三人称的面目出现的，可是写到这里，他义愤填膺，转而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出场控诉起来，“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意思是：“典了桑树，卖了薄田，织不了布，种不上地，到时候没吃没穿，我们怎么生活啊？”这种由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的转换，实际上是作者内心感情的真实流露，他已经全然忘记了他是朝中大夫的尊贵身份，而自觉地站在了无依无靠的“杜陵叟”一边，这对于一个封建文人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著名的汉乐府《陌上桑》中有这样的诗句：“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那也是站在诗中主人公同一立场的第一人称的口吻，不过，因为那首诗本来就是乐府民歌，所以不足为奇，它所表达的是劳动人民对他们这个阶级的优秀女子的由衷自豪与热爱，可白居易并不是穷苦百姓中的一员，而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士大夫，所以这种感情角色的自然换位，对于封建社会的官僚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是根本不可想像的，而白居易这种古道热肠、侠肝义胆，完全是“诗圣”杜甫“民胞物予”精神的直接继承，而且这也是他能在后来接过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发起新乐府运动的重要主观因素。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是白居易站在“杜陵叟”的立场上，对那些统治阶级中，只管个人升官而不顾百姓死活的贪官污吏而进行的面对面的严厉痛斥，情急之中，竟把他们比喻成了“钩爪锯牙食人肉”的“豺狼”，而且采用了语气极为强烈的反问句式，激愤之情跃然纸上而溢于言表。作为一个衣食无忧的政府官吏，能够对“农夫之困”如此感同身受，能够如此直接激烈地为人民鸣不平，在当时实在是不多见的。
诗歌的前半部分，作者的内心是很沉痛的。而在诗歌后半部分的一开始，苦不堪言的“农夫”的命运似乎出现了一丝转机，“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放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白麻纸，古时诏书用白纸颁布，到了674年——676年期间（唐高宗上元年间），因为白纸容易被虫蛀蚀，所以一律改用麻纸。放德音，宣布恩诏，即下文所言减免赋税的诏令。京畿，古时称国都周围的地区。杜陵所在地属国都长安的郊区。白居易在诗里只说了“不知何人”，其实这位关心民生疾苦、视民如子的“何人”，根据史料记载正是白居易“本人”，是他上书宪宗，痛陈灾情之重，才使深居九重的皇帝动了恻隐之心，大笔一挥，居然免去了京城灾区当年的赋税。读者看到这里，也会为颗粒无收的“杜陵叟”的命运松了一口气。可是令作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切只不过是障眼法而已，不管皇帝的免税是否出于真心，但是官吏却是绝不肯照章办事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政绩就要受到影响，他们的官路也会不再亨通。所以，他们自有一套阳奉阴违的“锦囊妙计”，那就是拖延不办，对此，白居易也是莫可奈何的了。
“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里胥是乡镇中的低级官吏；这里的“榜”是张贴的意思。皇帝的免税诏书才刚刚由那班“里胥”们神气活现地公布到家家户户，可这一切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一直要到绝大多数人家都“典桑卖地”，纳完租税之后，才将已经成为“一纸空文”的“尺牒”在乡村中张贴公布，这已经没有意义了。“里胥”们原本是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敢于欺上瞒下到如此地步的，其实是朝廷上下，沆瀣一气，朋比为奸。白居易对此心知肚明，吃苦的还是那些无依无靠的贫苦百姓。他们一苦天灾，二苦黑官，这正是“苛政猛于虎”。
这首诗体现了作者视民如子的情怀，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败。作者在《轻肥》诗中曾一针见血地控诉“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这首《杜陵叟》中，他更写到“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白居易在义愤填膺地写下上述的控诉时，并没有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触及了封建社会那人吃人的凶残野蛮的社会本质。事实上，每当灾荒严重之际，由皇帝下诏蠲免租税，而地方官照样加紧盘剥勒索，不过是封建社会经常上演的双簧戏而已。宋代诗人范成大就有一首《后催租行》中提到：“黄纸放尽白纸催，卖衣得钱都纳却。”说的也是一回事，在宋代，皇帝的诏书用黄纸写，而地方官的公文用白纸写，在封建社会中，能够对这种免的白免、催的照催的吃人双簧戏进行最早、最有力的批判的，正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旗手——白居易。
本词通过描写羁旅者中宵酒醒的情景，抒写了词人的离愁和他对情人的相思。
上片写孤眠惊梦的情事，语极浑成，造境凄清。
“昨宵里恁和衣睡，今宵里又恁和衣睡。”开头二句从“今宵”联系到“昨宵”，说前一个夜里是这样和衣而睡，当天夜里又这样和衣而睡。连写两夜，而景况如一，从羁旅生活中选择“和衣睡”这样一个典型的细节，写尽了游子苦辛和孤眠滋味。两句纯用口语，几乎逐字重复，于次句着一“又”字，传达出一种因生活单调腻味而极不耐烦的情绪。
“小饮归来，初更过，醺醺醉。”三句倒插，写入睡之前，先喝过一阵闷酒。“小饮”，可见未尽兴，因为客中独酌毫无意趣可言。但一饮饮到“初更过”，又可见有许多愁闷待酒消遣，独饮虽无意兴，仍是醉醺醺归来。“醺醺醉”三字，既承上说明了何以和衣而睡的原因，又为下面写追寻梦境伏笔。
“中夜后、何事还惊起？霜天冷，风细细，触疏窗、闪闪灯摇曳。”用设问的语气，便加强了表情作用，使读者感到梦醒人的满腔幽怨。“霜天冷，风细细”是其肤觉感受；“闪闪灯摇曳”则是其视觉感受。
过片撇开景语，继惊梦写孤眠寂寞的心情。
“空床展转重追想，云雨梦、任攲枕难继。”主人公此时展转反侧不能成眠，想要重温旧梦，而不复可得。“重追想”三字对上片所略过的情事作了补充，原来醉归后短暂的一觉中，他曾做上一个好梦，与情人同衾共枕、备极欢洽。此处作者用反衬手法，梦越好，越显得梦醒后的可悲。相思情切与好梦难继成了尖锐的矛盾。
“寸心万绪，咫尺千里。”紧接两个对句就极写这种复杂的心绪，每一句中又有强烈对比：“寸心”对“万绪”写出其感情负荷之沉重难堪：“咫尺”对“千里”则表现出梦见而醒失之的无限惆怅。
“好景良天，彼此，空有相怜意，未有相怜计。”此处一气蝉联，谓彼此天各一方，空怀相思之情而无计相就，辜负如此良宵。所谓“好景良天”，也就是“良辰美景虚设”之省言。“彼此”二字读断，更能产生“人成各，今非昨”的意味。全词至此，由写一已的相思而牵连到对方同样难堪的处境，意蕴便更深入一层。“空有相怜意，未有相怜计”两句意思对照，但只更换首尾二字，且于尾字用韵。由于数字相同，则更换的字特别是作韵脚的末一字大为突出，“有意”、“无计”的内心矛盾由此得到强调。结尾巧用重复修辞的手法，前后照应，层次丰富，而意境浑然，颇耐人寻味。
全词通篇从睡前、睡梦、醒后几方面描述，有倒插、有伏笔、有补笔，前后照应；从一已相思写起，以彼此相思作结，飞扬灵动，层次清晰，清新质朴，凝炼生动。
“参天万木，千百里，飞上南天奇岳。”起首落笔写景，颇有气势，于井冈山万千景物中以大视野直选“参天万木”，一则5月底的井冈山景色宜人，高入云霄之木蓊蓊郁郁，年深岁久，山深绵邈，逶迤千百里，二则借参天大树起兴，“俱怀逸兴壮思飞”，“飞”上了这“南天奇岳”井冈山。一“飞”字使得原本平实无奇的开头染上一抹灵动之色，南方山系原本清秀婉润，而山势如飞，则又奇峭逼人。联系下文中“车子飞如跃”，则又可说是白描心情之畅快，当年老杜是乘舟“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而如今毛泽东则是乘汽车“即从茅坪抵茨坪”，身未到，心已远，心情的愉快从一“飞”字就初露端倪。
“故地重来何所见，多了楼台岳阁。”该句一问一答，以白描出之。此处“故地重来”一说，点明题旨，今昔对比，多少感慨隐寓其间，但毕竟是上阕，仅以此等概括句一笔带过，却为下文“忆往昔”张目，笔势如草蛇灰线，使得行文潜气内转。答句“多了楼台岳阁”，表面平淡，却暗含新中国成立后春和景明，百废俱兴之义。若是社会动荡不安，人民颠沛流离之际，大多则见草木含悲，山川变色，甚至岳台倾颓，断壁残垣，狐兔出没，又岂能有新建的“楼台岳阁”？但此处不得不指出，“楼台岳阁”四字太过泛泛，作词要有意境，情真景真此处可见，惜乎鲜明动人则未达。
“五井碑前，黄洋界上，车子飞如跃。”井冈山上有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等地，总称五井，明清以来立有“五井碑”。黄洋界是井冈山五大哨口（桐木岭、朱砂冲、双八石、八面山、黄洋界）中最险要的一个，是从宁冈进入井冈山的必经之路。此处山势嵚崎崔嵬，常年云横雾锁，茫茫云海故又名“汪洋界”。因为地势险要，战争岁月里，黄洋界占据着重要位置，“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三十多年前，井冈山军民曾在此进行过“黄洋界保卫战”，以少胜多，使得井冈山根据地转危为安。“车子飞如跃”，则补写上两句乃是车中所见，与其说车速快，毋宁说词人在感慨路况好。一则彼时山路崎岖，此时车行如飞，与记忆中的井冈山大相径庭，词人心情大好；二则是“高路入云端”，联想词人曾作“天堑变通途”，对于有着乐观精神，相信“人”的力量的伟大来说，这是让他最兴奋的。不过这里依然要指出，这一句作为词来说，太过平直，易流于浅滑，而且“飞”字与前句重复，略有叠床架屋之病。
“江山如画，古代曾云海绿。”上阕末句“江山如画”从东坡“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中来，未必作者此时想起坡公此词，但江山二字毕竟是吞吐八荒的大气势，指点江山，睥睨海内的傲然身姿跃然纸上。“古代曾云海绿”，为押韵调换词序，大意是，有人说，这里古代曾经是海。不过这一拗折，以“陌生化”的效果救前两句浅滑之失，倒有“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之效。而且，此处的古代，就不仅仅是东坡的遥想三国了，而是李贺的“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一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梦天》）这样的景深了。在这样的历史长度下，甚至人类的历史活动都不过弹指一挥间了，词人的胸襟该是多豁达。据云该词手迹此句为“遍地男红女绿”，则词之味道诚然大失。上阕中词人赞叹人的力量之语虽未明写，但细品处处皆是，若到结束还要重作交代，不免使人腻烦，亦使词的“要渺宜修”特点丧失殆尽，毕竟爽利之词仍然是要葆有词的特色。
“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承上阕写变化之大，引起下文对往事的回忆。作者于1927年10月率领秋收起义的红军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到现在已经三十八年了，好像弹一下手指那么快，一晃就过去了，可是人世间变化了，就像苍天变成深潭．深潭变成苍天那样大。它的实际内容就是由战争年代变成了和平年代，由反动的资产阶级掌权变成无产阶级掌权，由旧中国变成新中国，由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这不仅是量的变化，而且是质的变化。
“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写回忆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扩大红色政权的具体情况。是说，现在还记得，当时在战火中，同敌人激烈地厮杀，真是九死一生，好像发生在昨天。毛主席组织秋收起义时，曾经被反动的民团逮捕过，后来机智地逃了出来，找到队伍，率领他们上了井冈山。
起始一句，诗人承接上文，将感叹再往前一引，“弹指三十八年”，诗人屈指算来离开井冈山已有38年了，而在这“弹指一挥间”里，祖国江山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人间就彻底变了一个样，这一切犹如天翻地覆。但也勾起诗人对过去非凡峥嵘的岁月的追忆。“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这是诗人对井冈山革命斗争最形象的回忆。那时敌人不断围剿，战场上硝烟弥漫、烽火连天；红军战士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真中谓九死一生的激战如同发生在昨天。记忆是那么清晰，那么突出，令诗人难以忘却。但红军的胜利是必然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诗人及红军将士“独有豪情”，勇驱“虎豹”；气势若磅礴的风雷，豪情若天边的一轮明月。最终“ 一唱雄鸡天下白”，中国人民迎来了解放，一切牛鬼蛇神全被扫除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