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中所写紫李黄瓜的乡村风光，与乌纱白葛道衣装束的诗人，搭配成一幅色彩清丽、情调脱俗的图画。而野寺的幽静清凉正宜于病中的诗人休息，于是诗人由此深深体悟了因病得闲的妙处，并借佛祖故事表明，此心安处是医治一切身体与灵魂创伤的良方。末二句归结到和僧侣自然而亲切的关系，以见诗人自己已经“近道”的内心境界。全诗写景有味，蕴含着更深的哲理。
诗的开头写到祖塔院去的村路景物和作者的服饰。在村路上看到紫李黄瓜的色彩和香味，作者戴着乌纱帽、穿着白葛衣，感觉凉快。《冷斋夜话》称：“哲宗间右珰陈衍：‘苏轼衬朝章者何衣？’衍对曰：‘是道衣。’”朝章是上朝穿的官服，道衣是民间有道者穿的便服，较为凉快。接下来写到了祖塔院，那是在野地里的寺庙，故称“野寺”。作者在病中，所以在寺里闭门靠枕，就入梦乡了。当时是夏天，所以开着轩窗迎风，称“风轩”；因为入梦的时间较长，所以醒来看到窗外的松阴转移了。这一联写在寺中的情景。
作者在杭州做通判，与知州共理政事，平时不可能到庙里去游息。所以说：“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因为有病，所以有闲到庙里来休息，也是不错的事情。有了病，安心就是药，不用再求药方了。佛家认为，人求安心在于自己，自己认为心安了就是，不用外求。作者更认为只要自己能安心就能治病，不用再求药方了，结尾联系虎跑泉，说和尚借给匏瓢，供他自由自在地喝泉水。
这首诗的构思，先写到寺前的路上景物，联系诗人自己的装束。次写到寺后的情景，结合诗人病中情事，再跟祖塔院的祖师慧可联系，从慧可询问安心的方法想到诗人自己的病。诗人把院僧同自己联系，归结到虎跑寺的泉水。这样的结构，容易形成一种可供后人摹仿的写诗样式。纪昀指出，苏轼这首诗“易于摹仿”，说明他的写法，按照游祖塔院的经过来写，可以供后人取法。钱钟书《宋诗选注》说，陆游除爱国诗外，还有“一方面是闲适细腻，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熨贴出当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状。”纪昀讲“此种已居然剑南派”，就指这一方面的诗，苏轼这首诗正是例证。它的艺术特色，就是闲适细腻，像“因病得闲”，“歌枕客梦”，“松阴转”，“安心是药”等等都是。纪昀的批注指出，“剑南别有安身立命之地”，钱钟书又指出：“什么是诗家的生路、‘诗外’的‘工夫’呢？”“他说：‘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乃欲镂虚空！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换句话说，要做好诗，该跟外面世界接触，不用说，该走出书本的字里行间，跳出蠹鱼蛀孔那种陷人坑。”就苏轼这首诗而言，虽然容易让后人摹仿，但它从生活中来，也是创造。后人摹仿这样的写法，这是后人的事，对苏轼来说却是他自己的创造。
《满江红·建康史帅致道席上赋》是一首作于史致道宴席、并表示歌颂史致道之意的赠人词，但却不与一股的应酬赞美、缺乏主旨的词相同。词人以饱酣的笔墨，充沛的热情，向当时驻守建康的军事行政氏官史正志表达词人的赞颂之情，并通过这一情感的表达，展露词人力主抗金复土的政治怀抱。词写得豪迈而深沉，在主旨广、基调上、笔法亡和结构上，都与《水调歌头·千里涯洼种》相近似，但又能显示独特的神采，体现出”复”中的“不复”。
此词采用神奇的神话传说和众多的典故，赋予作品以光怪陆离的奇幻性，和情感内容的密度与深度。
词的上阕，词人以奇情异想的笔调，歌颂史氏的高才独出、志向奇壮。词一上来，就以庄子在《逍遥游》中所构造的那只“背若泰山，冀若垂天之云”的神奇鹏鸟来比拟史氏。这就不仅写出了史氏的超群才性，而且使全词笼罩在雄奇放逸的浪漫主义的抒情氛围里。一句“笑人世、苍然无物”，写得峭拔警迈，足见史氏的非凡才华和怀抱，以及词人对史氏的推重。接下去，顺承上文，写这只讪笑人世苍茫的大鹏，飞回天宫深处，像高山一样，收翅仁立在玉阶天门之上。这一对庄子的大鹏形象所作的延伸，不仅显不出词人的非凡想像力，也表明词人这一时期对于“天宫”实即朝廷的深加留意。而且，因为这里的大鹏和“九重”、“五阶”之类都是采用了暗喻的修辞手法，若从大鹏所造这一形象的内涵上来看，大鹏更是点明了被任命为行宫留守和江防前线的军事长官的史氏，在天子心目中的重要地位。运用大鹏的形象作比拟之后，词人再次运用女蜗补天的神话，赋予史氏以补天之神的奇持形象。这个形象，应该是大鹏与女蜗的嫁接。这并不是忘乎所以的肉麻吹捧，而是趋近词人的抗金目标的必然兴会。它实际上是希望抗战派得到重用，可以收复中原故土，“补”好宋朝已经缺了西北的“半边天”。这是词人此时心恒系之的热血之念，所有的飞腾幻想。奇情壮采，都因为这样的怀抱而变得沉甸甸地，富有很深的思想意义。上阁最后一大句，在语气上还承接着上文，“且归来”是对“又还向九重”、志在补天的鹏鸟的转写，但是在境界上，却由神话转入现实，写史氏充任江防前线的长官，使万里长江波澜不惊，江南形势得以安定。其中“谈笑”一词。极写史氏护江的举重若轻，暗示着其才能，比维护长江安宁所需要的更大。在这里的语气中，还带着前文借用神话时的豪逸味道。
词的下阕，才始着墨于题中的宴席描写，但并不渲染其热闹与豪华，这在结构和用墨卜，都与《水调歌头·千里渥洼种》略异。其用意在写史氏不仅有上文所写的“补天”才能，还是个文采风流的“文章伯”。“合缕”一词，是为词人对史氏文才的推许作映证。当然，这样的推许，实际上是受到天子手谕史正志表示嘉许的信息激发出的。接韵一个“看”字，就写出了孝宗手谕即“日边消息”给史正志带来的人阁希望，和词人对于这一消息的同样重视。词人在《千秋岁》一词中，曾说过史正志“从今尽是中书考”这样的话，与这里意思相同，而此处表达得则更委婉。“料想”一韵，不写其今日欣喜之情，反而写史致道日后入朝为相、主持政事以后，还会对今日秦淮河上的游赏恋恋于怀，写其于位高校重之时的平常心和风流态，这就深得措意深隐之妙，写出了大人物的情怀儒雅而风流。结韵更是曲笔传倩，既然史氏入朝主政后依然怀念秦淮河上的清游雅集。词人对钟山山水的感情是如此亲厚，自然今日就要与钟山相约，相约成为老朋友了。那么在钟山秦淮边结识的同僚，也是词人的老朋友。词人真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了。
赠人之作能写到如此境界，将词人的理想抱负与热情充实在其中，使词中不仅有人，而且有“我”；而又以既豪迈且深隐的风格出之，使读者得到更多面的美感体验，即使不谈它在语言上的五色迷离，苫峭奇拔，此词也已堪称宋代同类词作中的上品。
值得指出的是，史正志的政治态度比较依违，并不与坚决主战的词人完全一致，史正志不仅早年想投靠炙手可热的秦桧集团，甚至还为排挤主战派领袖张浚而奔忙，但是，这样的隐情，词人是无法深察的。词人把史正志当成一个主张抗金的同志来歌颂，情有可原。
此诗作年不详。诗以拟代独处之思妇口吻写秋日思情，诗中描画秋日萧瑟景物以衬托伤感气氛，以景寓情，相思之深见于言外。另外此诗用自然景象极写别后的凄凉、寂寞与悲哀的心情。情景交融，十分完美。
首句写离别时间短暂只有几日，而主人公感觉十分漫长，认为门前已长野草，道出主人公度日如年的殷切思念之情。
第二、三句通过写寒蝉、白露、清霜等描画出秋天的萧瑟、肃杀、凄冷，从而写出主人公的凄苦心情。白露、清霜一句对仗工整、描写细腻如画，想来主人公生活在离别的痛苦中，耳中所闻、眼中所见皆勾起自己的思念忧伤。
末句写主人公独守空房、长啼无尽。“空掩紫罗袂”叙述主人公身穿华丽服饰其雍容华丽却无人欣赏，只能掩严实自己的服饰。“长啼无尽时”刚好与次句的“日夕长鸣悲”相呼应，且在啼哭时间上要更久长一些，把离别后的悲伤写得淋漓尽致、动人心弦、催人泪下。
纵上所述，本诗有诗意、有境界、有情感，处处充满缠绵、委婉，在闺怨诗里面，艺术水平是很高的。
这首诗的主旨，前人多遹阐述。清代学者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已经透露出西周开国君主文王、武王的业绩所起的继往开来的作用。在周族的漫长艰苦历程中，最早是周始祖后稷被封于遹邰（在今陕西武功），至十代孙公刘由遹邰迁到豳（在今陕西邠县），到了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即周太王）又从豳迁到岐山（在今陕西岐山），都是具遹里程碑意义的。在文王、武王父子两代，文王继承前代的功业，当了“西伯”，殷纣王分庭抗礼的地步，为灭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周武王秉承父志，又进一步扩展势力，再建都于镐京，终于完成了灭殷的统一大业。西周王朝建立之后，周武王的子孙面临的是如何巩固基业的问题。《文王遹声》末章说：“丰水遹芑，武王岂不仕？诒厥孙谋，以燕翼子。”正点明了这个要害问题，可谓是画龙点睛之笔。
这首诗在艺术表现上也遹它的特色，可供借鉴：
（一）按时间先后顺序谋篇布局。周文王、周武王同是西周开国的君主，但他们是父子两代，一前一后不容含混，因之全诗共八章，前四章写周文王迁丰，后四章写周武王营建镐京，读之次序井然。诗题《文王遹声》是套用《诗经》的惯例，用诗的开头第一句，但也很好体现出周武王的功业是由其父周文王奠定基础的。
（二）同写迁都之事，文王迁丰、武王迁镐，却又各遹侧重。“言文王者，偏曰伐崇‘武功’，言武王者，偏曰‘镐京辟廱’，武中寓文，文中遹武。不独两圣兼资之妙，抑亦文章幻化之奇，则更变中之变矣！”（方玉润语）
（三）叙事与抒情结合，使全诗成为歌功颂德的杰作。前四章写周文王迁都于丰，遹“既伐于崇，作邑于丰”、“筑城伊淢，作丰伊匹”、“王公伊濯，维丰之垣”等诗句，叙事中寓抒情。后四章写周武王迁镐京，遹“丰水东注，维禹之绩”、“镐京辟廱，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等诗句，也是叙事中寓抒情。特别是全诗八章，每章五句的最后一句皆以单句赞词煞尾，赞美周文王是“文王烝哉”、“文王烝哉”、“王后烝哉”、“王后烝哉”，赞美周武王是“皇王烝哉”、“皇王烝哉”、“武王烝哉”、“武王烝哉”，使感情抒发得更强烈，可谓别开生面。
（四）巧妙运用比兴手法，加强诗的形象感染力。如第四章“王公伊濯，维丰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维翰”四句，是以丰邑城垣之坚固象征周文王的屏障之牢固。第八章“丰水遹芑，武王岂不仕”二句，是以丰水岸边杞柳之繁茂象征周武王能培植人才、使用人才。
（五）全诗用韵也富于变化。每章的前四句用韵，或者是句句用韵，如第一章声、声、宁、成叶耕部韵；或者是隔句用韵，如第二章功、丰叶东部韵，第四章垣、翰叶元部韵，第五章绩、辟叶锡部韵，第八章仕、子叶之部韵；或者是两句一换韵，如第三章淢、匹叶质部韵，欲、孝叶幽部韵，第六章廱、东叶东部韵，北、服叶职部韵，第七章王、京叶阳部韵，正、成叶耕部韵。又每章最后一句以“哉”字结尾，是使用遥韵。
文章首先陈述了虞虢之间的紧密关系，然后揭露出晋侯残酷无情的本质，最后提醒虞国公国家存亡在于德行，而不在与神灵。文章批判了迷信宗族关系和神权至上的迂腐，反映了当时的民本思想。文章结构严谨，条理清晰，开头只用“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一句点明事件的起因及背景，接着便通过人物对话来揭示主题。语言简洁有力，多用比喻句和反问句。如用“辅车相依，唇亡齿寒”比喻虞虢的利害关系，十分贴切、生动，很有说服力。
晋献公吞并虢国和虞国的成功，要归功于他的心狠手毒：一方面以本国宝物作诱饵，诱敌手上钩；一方面六亲不认，不顾同宗亲情，唯利是图。于是，不惜以阴谋诡计骗取虞国信任，将两国逐个吞食。俗话说，“舍不得孩子，打不到狼。”“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晋献公实实在在地照这样去做了，并且得到了回报，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损失。但是，攻城略地的成功，却以不顾礼义廉耻为代价，得到了实际利益和好处，而因此失去了人心和道义。对于重视民心和道义的人来说，这样做是得不偿失；对于寡廉鲜耻的人来说，失去的无所谓，得到的才是实在的。人们总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决定取舍的。
如此说来，对于寡廉鲜耻、心狠手毒之徒不应当以仁义道德之心去对待，最好是以强硬的态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虞国的灭亡，就灭在太相信同宗亲情，对不义之徒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对方跟自己是一类人，以一种近乎于农夫的心肠，去对待凶狠的毒蛇。如果说这也是一场悲剧的话，那么则是由自己推波助澜、助纣为虐而导致的。如果灭亡的结果是自己一时糊涂、认识不清，被披着羊皮的狼蒙蔽了，尚还可以寄予一点同情，然而有贤臣坦诚相谏，苦口婆心地开导，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执迷不悟，固执己见，则可以说是咎由自取，不值得一点同情。
曾经是作威作福的国君，一朝变成随他人之女陪嫁的奴隶，这种天上、地下的巨变，不能不使人感叹。这也应了那句老话：“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历史是不应当忘记的，读史可以使人明鉴，使人清醒。即使弱小而无法与强暴抗衡，那么弱小者之间的彼此照应、鼓励。安慰、同病相怜、支持，也可以让人在风雨之中同舟共济，患难与共，正所谓唇齿相依，唇亡齿寒。这些从惨痛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教训，完全可以说是千古不易的。就连平民百姓都懂得，听人劝得一半。欺人太甚的事不可一而再，再而三地容忍，即使无法奋起抗争，最起码是可以想法避开的。既不听劝，又不抗争，的确算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