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睢阳作》是张巡困守睢阳孤城时苦战的记录。开头二句“接战春来苦，孤城日渐危”，落笔点题，写出了睢阳保卫战的时日已久和所面临的危机。
战斗从春天开始，一个“苦”字包含了爱国将士无数含辛茹苦的经历。“孤城”二字，写出了瞧阳孤立无援的处境；“日渐”二字，写出了睢阳危机的步步逼近；一个“危”字，惊心动魄。这说明，诗人不以漫长的“春来苦”为苦，而以睢阳这战略要地的“日渐危”为忧，诗人忧国忧民，置生死度外的满腔爱国情怀就清晰可见了。
“合围侔月晕，分守若鱼丽”二句，说明敌我双方攻守的阵势。敌人的包围圈步步缩小，如同“月晕”之箍月一般，水泄不通，这就愈显出了上文中的“孤城”之孤；而唐在城墙上以五人为伍分兵警戒，如同平地对垒的鱼丽阵容一样严整，这就透露出唐军广大将士众志成城，齐心卫国的战斗韧性，也说明了诗人作为统帅临危不惧，治军有方。
“屡厌黄尘起，时将白羽挥”，承接上文，写诗人对叛军的刻骨仇恨和指挥从容自若。“屡”字表明了敌人进攻的频繁，“厌”字则入木三分地绘出了诗人对叛军的义愤之情。张巡在《谢加金吾表》中曾向唐肃宗李亨汇报“臣被围四十七日，凡一千八百余战，当臣效命之时，是贼灭亡之日。”四十七日内就有那么多场战斗；是日经年，其战斗次数之多就可想而知了。面对如此频繁的战斗，想到睢阳保卫战在全局的重要位置，诗人心中分外自豪，“时将白羽挥”五字是一洗战斗的血腥之气，传神地描绘出了诗人那仿佛诸葛亮羽扇纶巾，“指麾三军，皆从其进止”（《三国志》）般的儒将风度。
“裹疮犹出阵，饮血更登陴”二句，主要是为唐军广大将士雕像。“疮”字表示伤口决非新创，表明战事的艰苦卓绝，旧创未好又添新伤，“裹”字表明了将士不顾伤痛，带伤苦战。一个“犹”字，出神入化，成功地体现了将士奋战到底的坚强毅力。“饮血”者是指重伤员，战伤痛得他们流下眼泪，但听到战斗警报，他们同样拼尽全力爬上城头矮墙，竭尽全力防守。据《通鉴·唐纪三十五》记载，至德二年七月，“诸军馈救不至，士卒消耗至一千六百人，皆饥病不堪斗，遂为贼所围，张巡乃修守具以拒之。”《通鉴·唐纪三十六》记载，同年冬十月，“城中食尽，议弃城东走。张巡、许远谋，以为睢阳江淮之保障，若弃之去，贼必乘胜长驱，是无江淮也。”为了保卫睢阳，守城兵士把可以吃的东西都吃光了。最后被迫罗雀、掘鼠、杀马。“人知必死，莫有叛者。”
“忠信应难敌，坚贞谅不移”二句，是说自己誓死报国的意志也永远不会动摇。一个“难敌”，一个“不移”，把诗人赤子爱国心给鲜明地烘托出来了。
最后两句“无人报天子，心计欲何施”，是诗人在绝境中的感叹之辞，在孤城将陷、人将殉国之际，诗人感到自己死而无怨，遗憾的只是自己振兴国家的许多想法、建议将“无人报天子”，从而也就无法实施“心计”。这最后的一笔使全诗感情达到高潮，说明诗人不但是一位视死如归的民族英雄形象，也是一位“位卑未敢忘忧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贤臣良辅的形象。
除了成功地塑造了抒情主人公的不朽形象之外，这首诗歌叙事简洁，有点有面，点面结合，重点突出，全诗十二句，除去开头两句、结尾两句之外，其余八句，每两句间均各各对偶，每副对句又都对仗工稳，自然，饶有韵致，增强了诗歌的音乐美和节奏感。
项廷纪生性多情，郁愁成疾，在《忆云词甲稿》自序云： “生幼有愁癖，故其情艳而苦，其感于物也郁而深。”多愁善感的词人对生活的体味，对事物的观察是深刻细密的，而其缱绻情怀、忧思苦惧之欲念又多于常人，往往自缚难脱，自陷不拔。这首《玉漏迟》正是伤心人怀抱的自我写照。
上惋起句“病多欢意浅，空篝素被，伴人凄惋”，“空篝素被”语，用王沂孙《天香·龙涎香词》的“漫惜余薰，空篝素被”句意，“篝”，即香笼，古人往往在笼内焚香，将被子等物放在香笼上薰。这里暗示身旁无有亲人照拂，在冬夜寒冷的床上孤独而卧，再加上多愁多病，更添一番凄惋和悲凉。“巷曲谁家？彻夜锦堂高宴”，“巷曲谁家”是一倒装语，点题“南邻”；“彻夜”拍合 “达曙”； “锦堂高宴”，言其富贵而热闹的场面。“一惋氍毹月冷，料灯影、衣香烘软”，具体描写宴会的奢华。“氍毹” ，《风俗通》：“织毛缛谓之氍毹。”古乐府《陇西行》有“请客北堂上，坐客毡氍毹”语，这里指铺设在宴堂上的地毯，结合“月冷”一词，很可能将地毯沿阶铺设。“料灯影、衣香烘软”句，意思是说灯光火影，香烟缭绕，把人的衣服都烤得温暖了。一个“料”字点明“氍毹”、“灯影”皆出于词人的拟想。词人不仅揣想其场景的奢华，而且揣想其兴致颇高，“嫌漏短，漏长却在，者边庭院！”巷曲南邻的主客们彻夜的欢宴，嫌时间过得太快，而词人孤身冷卧，却嫌时间过得太慢，不能早些天亮。“者边”即这边。上面采用的全是对比的手法，以环境、氛围、景物、心情、冷暖、欢愁、漏长漏短等强烈的对比反差，反映出作者内心的痛苦和悲伤。
下惋重写所闻，扣紧题意。“沈郎瘦已经年，更懒拂冰丝，赋情难遣。”沈郎即是沈约，《梁书·沈约传》记载，沈约曾为隐侯，他写信给徐勉说自己年老多病，有“百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以手握臂，率计月小半分”等语，形容自己日见消瘦，衣服腰带遂觉得宽大。这里词人以沈郎瘦喻自己患病多年，与前“病多”呼应。“更懒拂冰丝，赋情难遣”，“冰丝”一本作“冰弦”，即琴弦; “赋情”一词，这里指填词，作者在《忆云词》丙稿自序云： “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时异境迁，结习不改。”想见作者把写诗填词当作排遣人生苦闷、消度时光的方法。但这里用了 “更懒” 、“难遣”等语，说明心绪极恶劣，毫无雅兴，与上文“欢意浅”语又相呼应。“总是无眠，听到笛慵箫倦”，“无眠”一句上承“病多”，因多愁多病故而神衰力疲，入睡艰难；“无眠”又垫起“听到笛慵箫倦”，本来就患失眠，偏偏今宵又被隔壁的笛箫吵得更睡不着，无奈何地听到笛箫演奏完了。“听”字紧扣题意“闻” 字，“慵”、“倦”二词用拟人化手法，反映听者的百般烦恼、心情懊丧。隔壁的笛声箫声虽渐渐消歇，但是一阵阵说笑声又聒噪不停，“咫尺银屏笑语，早檐角、惊乌啼乱”，“咫尺”形容相距很近，就象在身旁一样，作者用夸张的手法描写隔壁宴会的说笑声非常之大，连早晨檐角树上的栖鸦都被惊醒了。乌鸦哇哇乱叫，更添吵闹，使人无法入睡。这里写到“早”，题意“笙歌达曙”至此写完。词人通宵未能阖眼，天明时分，才朦胧睡着，“残梦远，声声晓钟敲断”，没想一阵晨钟把他又惊醒了，词人所做的“残梦”再也难续了。结句充满了无奈和懊丧的情绪。
这首词在写作手法上很有特点，全篇采用对比反衬的方法，虚实结合。写难状之景如在眼前，难言之情浸淫在字里行间，字面上不见愁字而又无处不愁，情调感伤，气氛凄凉，可谓词人抑郁沉邈，深婉情致的代表作。
“心术”一词，含义较复杂。《管子》有《心术》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于不乱。“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于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其次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尚义之说，自占于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于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于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于供给贫乏，用人“赏数于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于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于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于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于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反之，“不养其心，一战于胜”。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术。临战之将应“智于严”，士则应愚，这样士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苏询将智士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士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战时用兵，在于五知。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于出奇制胜。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于后可以举兵，知势于后可以加兵知节于后可以用兵。知理于不屈，知势于不沮，知节于不穷”。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麋鹿兴于左于目不瞬”的心理品质。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于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于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于暴之，使之疑于却；吾之所长，吾阴于养之，使之狎于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于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于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于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于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于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于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
